（二）乐器
越人使用的乐器，大体上可分为管、弦、击三大类。文献中的记载同考古出土的资料大体相合。弦乐器中，绍兴306号墓中铜屋模型里的图象有四弦琴，江西贵溪崖墓出土有十三弦木琴，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时代较早、琴弦数最多的一件。管乐器中，仅在绍兴306号墓铜屋模型图象中的笙一例。打击乐器，出土较多，有钟（包括编钟，东南几省都有出土）、磬、錞于、钩鑃、铃、鼓（包括铜鼓、陶鼓和鼓的图象）等等。其中较有特点的是錞于、钩鑃和铜鼓。
铜鼓，分布在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各国，而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南部、湖南西部，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偏北一带，是分布最稠密的地区。”其年代最早的是云南楚雄的万家坝和大波那出土的铜鼓，前者早于公元前四世纪，后者早于公元前七世纪。最晚的直至清代。首创铜鼓之人，多数主张是春秋或稍早时代，居住于滇中西部的民族，有说是濮人系统的，有说是西南夷系统的，有说是氐人系统的，也有说是滇人、雒越人。至于两广系统的北流式等铜鼓，有的认为应属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雒越人所制造和使用的，还有其它看法。[94]对于铜鼓的发明和使用民族，虽然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但在秦汉或更早时代，居住在两广的西瓯、骆越的越人及其后裔，是大量使用铜鼓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至于铜鼓的用途，虽然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用途，但作为乐器是它的基本用途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人及其后裔，铜鼓是他们有特色的、主要乐器之一。
湖南溆浦出土錞于
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陶鼓
广西贵县罗泊湾墓葬出土铜鼓
铜鼓，每一面大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出土时，通常以四面鼓或大小两面鼓为一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大小两面为一组的铜鼓，大鼓声音混厚庄重，小鼓声音清脆甜美。这里的铜鼓未见科学测定的资料发表，但对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时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鼓作过测定。其中23号墓出土的四面一套铜鼓，能奏出相当于#F调的la、Si、do、re四个变化音。[95]
[1]刘安：《淮南子·修务训》及高诱注。
[2]扬雄：《方言》卷一。
[3]扬雄：《方言》卷一、二、七、十、八。
[4]扬雄：《方言》卷一、二、七、十、八。
[5]扬雄：《方言》卷一、二、七、十、八。
[6]徐乃昌：《续方言》，又补卷上引《集韵》。
[7]扬雄：《方言》卷一、二、七、十、八。
[8]方世骏：《续方言》，卷下引《说文》。
[9]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10]袁康：《越绝书·越绝吴内传》。
[11]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
[12]左丘明：《左传》，哀公元年。
[13]韦昭注：《国语·吴语》。
[14]韦昭注：《国语·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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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7]赵日和《闽语辨踪》，《福建文博》1984年第二期。
[18]严学窘：《论古越语在现代汉语闽南方言中的投影》，《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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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赵日和：《闽语辨踪》，《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22]赵日和：《闽语辨踪》，《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23]赵日和：《闽语辨踪》，《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24]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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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1]陈龙等：《闽侯古洋发现商周时代印纹陶遗址》，《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光泽县进修学校陈远志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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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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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彭适凡：《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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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林钊、曾凡：《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49]黄仲琴：《汰溪古文》。
[50]林钊、曾凡。《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1期。
[51]刘蕙孙：《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象文字初研》，《福建文博》1982年第2期。
[52]刘蕙孙：《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象文字初研》，《福建文博》1982年第2期。
[53]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54]黄云：《仙字潭摩崖石刻散考》，见《华安文史资料》第六辑。
[55]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越的关系试探》。
[56]黄云：《仙字潭摩崖石刻散考》。
[57]林钊、曾凡：《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
[58]刘蕙孙：《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象文字初研》。
[59]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
[60]黄云：《仙字潭摩崖石刻散考》。
[61]石钟健：《论广西岩壁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仙字潭古文字探索》，1984年。
[62]黄仲琴：《汰溪古文》。
[63]刘蕙孙：《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象文字初研》。
[64]朱维干：《古代七闽的摩崖文字》，《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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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67]朱维干等：《闽越的建国及北迁》，《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68]可参阅《论广西岩壁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一文。
[69]周宗贤：《花山崖壁画是古越人‘祭水神’之作——兼论花山崖壁画研究的种种说法》，《南方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第1期。
[70]周宗贤：《花山壁画是古越人“祭水神”之作——兼论花山壁画研究的种种说法》，《南方民族研究集刊》，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第1期；石钟健：《论广西崖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仙字潭古文字探索》，华安文史资料，第六辑；黄滔：《一幅壮美的花山崖画——赞〈花山战鼓〉》，《南方民族研究集刊》，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第1期。
[71]石钟健：《论广西崖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仙字潭古文字探索》华安文史资料第六辑；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72]陈兆复：《古代少数民族的岩画》，《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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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陈龙：《鸟田考》，《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75]张广立：《东周青铜刻纹》，《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76]张广立：《东周青铜刻纹》，《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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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萧梦龙：《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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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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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彭适凡：《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87]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几个问题的探索》，《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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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90]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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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白耀天：《榜枻越人歌”的译读及其有关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9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95]吴钊：《中国古代乐器》，文物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