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畜家禽

（三）家畜家禽

百越的农业还包括了家禽、家畜的驯化和饲养，其中有猪、狗、羊、水牛、鸡、鸭等。

（1）家畜

猪　猪是百越先民驯化饲养的家畜之一，1973年试掘广西桂林市郊甑皮岩遗址时，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石器、骨器和兽骨。[63]兽骨中有较多的猪牙和颌骨。据鉴定，该遗址试掘出可进行统计的猪的个体数为六十七个，其中，“可以进行比较准确可靠的年龄估计的个体，计有四十个”。“甑皮岩遗址猪的个体死亡年龄，经统计结果如下：一岁以下的个体有八个，占总数的20％，二岁以上的个体共有六个，占15％，一岁到二岁之间共有二十六个，占65％。另外，在所观察的本遗址的全部标本中，尚未见到任何一枚猪牙M2/3已经磨蚀得很深重的标本，鉴定者认为，猪的年龄数值，是探讨它们是否为驯养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上述甑皮岩猪的年龄分布情况判断，“它们只能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自然结果”。鉴定者还指出，在甑皮岩猪的标本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

“甑皮岩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年代大约在7500年左右，早期年代在9000年以上。”而甑皮岩遗址的猪牙、猪骨材料，大多属于早期，据此，百越的先民饲养家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九千年以上。[64]

在七千年前，猪已进一步驯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中，除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和禾秆外，尚有大量的猪的骨胳。同时，有腹部下垂，体态肥胖，四肢较短，作奔走状的陶塑猪，这是圈养的结果。据对牙齿鉴定，少年猪占54％，老年猪占10％，其余为成年猪。[65]说明当时人们已用谷物养猪作肉食。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中，发现在一块陶片上，画有两束稻谷之间夹一猪的图案，维妙维肖，是家畜饲养与谷物种植密切联系的艺术形象反映。[66]据《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说：“值得注意的是，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出陶猪一件，猪腹下垂，体态肥胖，四肢较短，前躯和后躯的比例（1∶1），介于野猪（7∶3）和现代家猪（3∶7）之间，这是圈养的结果，酷似家猪，但还不完全像现代家猪。”[67]《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猪骨和陶猪试论我国养猪的起源》说：“野猪与家猪体型不同，主要是野猪前躯大，占百分之七十，后躯小，占百分之三十；经过人们不断改良的家猪，前躯和后躯约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现代最好的猪型，前躯缩小到百分之三十五，后躯增大到百分之六十五。河姆渡出土的陶猪，前躯虽然还相对大一些，但已接近百分之五十。邱城出土的陶猪，前躯显然已经小于百分之五十。因此，这些陶猪无疑都是家猪的缩影；而且从河姆渡到邱城时代，猪的驯化和改良有了进步。”[68]

闽侯昙石山遗址出土猪下颌骨。[69]

商周时代，在吴越地区，据文献记载，还设有养猪的饲养场，《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云：“桑里东，今舍西者，故吴所畜牛、羊、豕、鸡也。名为牛宫，今以为园。”《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云：鸡山者，“句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在闽越地区，1978年从福建崇安武夷山上取下的“船棺”中，也发现一块猪的下颌骨，表明这一时期饲养猪的情况。[70]

秦汉时代，猪的饲养更为普遍，在南越地区，养猪的方法，一方面有独立猪圈，另方面普遍流行在作坊后部附建猪圈或干栏式建筑底下养猪，这类陶明器出土很多。当时已经有了良种猪。广州西汉墓出土的二头陶猪，一为母猪，躺在地上，四肢伸展，正给小猪吃奶；一为公猪，体形肥胖，伏于地上。从外形特点观察，显然属于华南猪类型，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阔，背腰宽广，臀部及大腿发育极为良好，四肢短小，鬃毛柔细，品质优良。[71]这说明到西汉晚期，广东已经有了早熟、易肥、发育快和肉质好的小耳型良种猪，[72]汉代的广西，猪的饲养尤为普遍，从陶屋模型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猪圈，圈栏内的猪有多有少，少则一二头，多则四五头；有肉猪，也有带仔的母猪；猪的姿态多种多样，有静卧的，也有吃食的，还有喂奶的，形象逼真。如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出土的陶屋猪圈内就有肥猪五头，平乐银山岭出土的曲尺形陶屋猪圈内也有肥猪五头，平乐银山岭出土的曲尺形陶屋圈内有猪一头。贵县汉墓出土猪圈更多，其中有的在室内有捧执潲盆给猪进食的陶俑形象。[73]至于发现的单个猪的模型，数量很多，有陶的，有铜的，还有滑石的。[74]在西汉南越王墓的主室，“器内盛满猪骨、牛骨、鳖甲、介壳，”西侧室“牺牲以牛、猪为主，还有鸡、禽鸟和鱼鳖类的骨胳”。[75]以上说明，百越民族是最早饲养猪的民族之一。

狗　狗是百越民族驯化饲养的最早家畜之一。由于狗既可作为肉食，又可作为狩猎的助手，而且最容易与人类接近并且听人驱使，所以人类很早就和狗有关系，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都发现有狗的骨胳[76]。广东佛山河宕遗址也发现有狗的遗骸。[77]春秋时代，越王句践曾以狗作为赏赐品奖励多生育子女的妇女。[78]

牛　牛的饲养，尤其是水牛的饲养，是百越民族最早开始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指出：水牛的标本数量也较多，我国一些遗址中也多有牛亚化石的发现，在我省（浙江省）的嘉兴马家浜、桐乡罗家角、鄞县蜃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亚化石也普遍发现，河姆渡遗址当时气候温热，有水有草，养水牛是很适应的。因此，我们认为水牛有可能是驯养的。[79]《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一文指出：“整个头骨及角心的形态特征，都与我国更新世的短角水牛和全新世安阳殷墟遗址的水牛极其相似。……至少代表39个个体的水牛标本，对了解这种水牛的多发育阶段的特征和可能存在的个体变异，提供了较为难得的材料。……划分结果表明少年和青年个体的百分比之和为64％，虽然这些统计数据并不怎么精确，但至少可以反映水牛的死亡，多在青年阶段之前，如同对猪的死亡率的解释一样，可以认为，水牛已经能为遗址先民们所饲养了。当然，人们最初养牛是为了吃肉，把牛作为役畜，那还是后来的事情，就水牛遗骨所具备的特征，罗家角遗址的水牛显然是属于沼地型水牛。[80]在广东佛山河宕遗址的第三层，出土了三千五百多块各种陆栖和水生动物的遗骨（有猪、牛、狗、鹿、猴、象、鸟和鳄以及鱼类、鳖类、蚬蚌、牡蛎、螺等）。[81]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上层，发现有“兽骨和鱼贝类”，经鉴定，“有狗、棕熊、虎、印度象、猪、梅花鹿、水鹿、牛亚科”。[82]以上说明，早在七千年前左右，百越的先民已经饲养牛。

商周时代，牛的饲养继续得到发展，江苏句容浮山果园一号土墩墓出土的腐朽粮食和兽、鱼等残骨，经鉴定，“其中有禽鸟骨，属鲤科鱼骨、偶蹄类的趾骨”。[83]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时，在盛储器内发现有禽蛋和兽类残骨。[84]春秋时代，还设有专门养牛的牛宫。[85]反映了这一时期百越养牛业的发展。

秦汉时代，养牛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饲养的牛，一方面是为了肉食，如广州发掘的南越王墓的主室和西侧室均用牛作牺牲。另一方面，饲养的牛，已作为役畜。由于受到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这时期，牛耕已开始使用，据《汉书·食货志》载，这时期，中原地区汉族已普遍使用牛耕或“以人挽犁”的耕作方法，从一些间接的史料推断，南越国似也已采用了牛耕，《汉书·两粤传》载：西汉初年，吕后为了限制南越经济的发展及赵氏势力的扩张，曾下令关闭与粤贸易的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从而引起赵佗愤恨而“发兵攻长沙边邑”。赵佗之所以对吕后下令关闭边市如此反感，正说明南越地区对上述物品的迫切需要，而从中原所得的马和牛，除少数可能用于祭祀或杀食外，绝大部分当用于运输或耕作。如果考虑到这里多为丘陵山区，水系发达，道路崎岖梗塞，陆上交通不如水上交通方便等情况，赵佗交换得来的马和牛，则主要应用于耕作。当然，这里说的牛，应是黄牛。水牛在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是常见的家畜之一。汉初广东的黄牛依靠北方输入，因此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赵过实行代田法在陕西关中推广牛耕后，随着北方黄牛陆续贩运至广东，牛的使用方法也逐渐传入广东。

从出土的陶明器看，广东在西汉后期可能已使用牛耕，东汉时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广州汉墓从西汉后期开始随葬陶牛，并且对牛的形象塑造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有一个陶牛昂首卧地，雄壮有力，甚至连牛的强健肌肉都有可观的表现。[86]由于牛能耕田，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成为不可缺少的随葬品，至东汉时，墓葬中随葬陶牛就更加普遍。

佛山澜石东汉墓中出土的陶牛，有的仰头舔唇，有的回首舔犊，形象生动逼真。与牛同出的还有表现犁耕技术的水田附船模型。在这方陶水田模型上，有两个陶俑分别在两块地上犁田，陶俑的前面的地上塑有犁头。从陶俑一手作扶犁的的样子，一手作赶牛的样子，可以看出这时广东已是进步的一人驶牛犁田的犁耕方法，不是二牛抬杠的耦犁方法。犁头的形制与山西省平陆县汉墓壁画和江苏省睢宁双沟汉画象石中的犁头极为相似。[87]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陶水田中的犁头除塑出V字形铁犁铧外，还把中间部分塑出，提供了研究广东犁头的重要资料。这两个陶塑犁头表明，东汉时佛山地区使用的犁头较长、较大，成等边的锐角三角形，中间高起，横剖面作“△”形，纵剖面为形，不但能破土划沟，而且可以稍向两边翻土和分土，在犁铧的发展上已向前迈进了一步。[88]在广西地区，平乐银山岭西汉早期墓中，曾出土一件铁口铧。[89]在福建崇安汉城遗址的发掘中，也出土有铁犁。[90]铁犁的出土，表明这两个地区的越人可能已使用牛耕。由此可知，秦汉时代，百越民族已经开始用牛作役畜了。

羊　羊是另一种被百越民族较早驯化饲养的家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青羊角心一段。在第四文化层还出土陶羊一件。陶羊昂首葡伏，长6.3，高4.5厘米。[91]商周时代，在吴越地区已有专门饲养羊的畜牧场。秦汉时代，岭南地区继续饲养羊，如南越王墓发现有用羊作祭祀品的。贵县高中一座东汉墓出土的栅居式三合院模型，屋内有六人，分别在舂米、簸米，屋后是矮墙相围，有一人从内走出，双手捧着潲桶，向猪销槽内倾倒猪食，槽房一肥猪正低头进食；屋外有三只羊，爬上阶梯，鱼贯式地进入羊圈。[92]至于单个陶羊模型的发现，更是屡见不鲜，如广西梧州白石村出土汉代陶羊。

综上所述，百越民族的先民早在距今七千年左右已饲养水牛、狗、猪、羊等家畜，到商周时代，家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农业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秦汉时代家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但饲养水牛等，而且从中原引进黄牛和羊，并使牛由单纯的肉食牧畜变成肉食兼役畜，因而使牛耕逐步推广，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使家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家禽

百越民族饲养的家禽，有鸭、鸡、鹅等。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的先民已饲养鸭，如1958年福建省文管会在闽西武平县岩石门丘山新石器遗址的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一件用细泥制作，颜色橙黄，周身印有七排平列小孔的陶鸭。[93]商周时代，已设有鸭场和鸡场，文献记载说：“娄门外鸡陂墟，故吴王所畜鸡，使李保养之”。[94]鸡山者，“句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95]《吴地记》云：“鸭城在吴县东南二十里。”“匠门外沙里中（《吴郡志》引有“吴王筑以养鸭”六字），城东五里是猪坟，是吴王畜猪之所，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有鸡陂，阖闾置豆园在陂东”。《吴郡图经续记·往迹》卷下载：“鸡陂墟者，畜鸡之所，豨巷者，畜彘之处，走狗塘者，田猎之地也。皆吴王旧迹，并在郡界。”考古发掘的资料说明，百越民族的家禽业是较发达的，如江苏句容出土有“完整的蛋壳”，[96]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时，在盛储器内发现有“禽蛋”。[97]百越饲养的鸡，个体较小，《庄子·庚桑楚》云：“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

秦汉时代，百越的家禽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广西贵县南斗村出土汉铜鸭，广西贵县出土汉代铜鸡，还有玛瑙雕凿的鹅。[98]同时，还发现有鸡笼，在钟山牛庙东汉墓内就出土过一件半球形的鸡笼，平底，圆顶，顶上有短柄，笼的一侧向外开一扇长方形门。另外，在都安拉仁公社九度的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模型，在屋檐下有鸽子伏窝的塑像，说明至迟在东汉时代，广西就已经有驯化鸽子了。[99]广州西汉初南越王墓也发现有鸡的骨胳。[100]西汉晚期，出现陶鸡、鸭、鹅等模型明器，东汉时则更为流行。[101]以上说明，百越民族有发达的家禽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