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铜冶铸业

百越的青铜冶铸业，各个支族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到了东周时期，各个支族（除个别地区）都有了一定水平的冶铸业和制造业。在“湖熟文化”的遗址中，已出现小件青铜器。到了春秋时期，句吴的青铜冶铸业有了飞跃的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冶铸家干将、莫邪夫妇，冶铸的规模也较大，使用了鼓风工具——橐（一种用皮革做成的风袋）。在一个工场里，使用三百个男女童工“鼓橐装炭”，铸造了举世闻名的干将、莫邪青铜剑。文献记载说：“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28]干将、莫邪青铜剑是当时著名的宝剑。《荀子》曰：“桓公之葱，太公之录，庄公之，阖庐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战国策·赵策》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可见其冶铸水平之高，传世的或地下出土的吴王剑等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湖北襄阳蔡坡十二号墓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河南辉县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苏州葑门河道内发现的两件青铜剑，江苏六合仁和东周墓发现的三件青铜剑等，还有兵器如戈、矛、镞，以及其他生活用具和农业工具等。[29]

湖北襄阳出土吴王夫差剑

于越的青铜冶铸业也较为发达，1960年在绍兴城北的西施山，发现有冶铸遗址，出土大批刀、削、锯、镰、斧、凿和犁等，证明这是个冶炼工场。青铜剑的铸造，是于越手工业的精华。文献记载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弗能良也，地气然也。”[30]《庄子·刻意篇》说：“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根据《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记载，闻名于世的于越青铜剑都是欧冶子制造的。《淮南子·齐俗训》说：“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子之巧。”传世或出土的于越青铜剑已不下十件，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句践剑等。[31]可见于越青铜冶铸水平是较高的。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越王句践剑

南越也有较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太平寰宇记》说：“铜陵县（今阳春县北八十里）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铸铜。”当地农民曾发现一块长方形铜锭和一件战国扇形铜斧，两者共存，表明这里是个冶炼遗址。而且在海丰宝楼出土有石斧范、石铃范，在香港出土陶铜斧范、陶铜鱼钩范，说明战国时代的南越，已能冶铸青铜器，尤其近年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里，出土有大量青铜器，“此墓青铜器数量很大，其中造型复杂的大型器不少，从两件方炉上保存内范以及‘文帝九年’铭的一组铜铙的发现可以断定，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应是在本地铸造的，铸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32]

闽越青铜冶铸的水平可能较低，从已出土的器物看，一是零星出土多，小件器物多，大件器物少；二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冶炼遗址。[33]这是否能说明闽越没有青铜冶铸业呢？我们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小件器物，如青铜斧、锛之类，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闽越人自己制造的，有些大型器物，如建瓯出土的重100.5公斤的青铜钟，从其形制和纹饰看，与中原出土的类似，应是从中原输入的，又如环首刀之类，也可能是从中原输入的。还有如大田出土的和建阳出土的青铜剑。[34]有的同志认为，“这种饰饕餮纹的青铜剑是吴越文化的典型遗物之一。”[35]这类器物，应是吴越传入的。由此看来，闽越虽能冶铸小件青铜器，但发展迟缓水平低，且受商周及吴越的强烈影响。

在闽越的台湾和南越的海南岛，至秦汉时，尚没有出土青铜器，文献上也说两地没有冶铸青铜器，可见这两个海岛尚处在石器时代。

总之，百越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冶铸水平高些，如吴越与南越，有的冶铸水平低些，如闽越，甚至个别地区尚没有青铜冶铸业，如台湾和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