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坑葬

（三）土坑葬

土坑葬，是农业民族流行的葬俗。中原商周人及江汉地区的楚人，都以此作为传统的基本葬俗，它在东南地区的越人中也同样存在着。居住于福建、广东的越人，这种葬俗的历史很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其先民就已经是流行土坑葬了。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左右，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下文化层和中文化层，广东石峡遗址的早期，他们的死者都是掩埋于长方形的土坑中的。不过，县石山的原始居民，坑穴形状不很规整，坑底多以牡蛎壳铺垫，而在石峡人那里，墓坑则较规整，都呈长方竖穴状，且坑壁都经火烤焙过。[86]广东佛山的河宕遗址，年代也大体相近，也可能有同样的葬俗。[87]

商周时代，这一地区的越人，仍沿习其先民的土坑葬俗。著名的江西吴城，[88]广东的饶平浮滨和联饶等地发掘的墓葬，都为土坑竖穴葬。[89]福建闽侯黄土仑，其墓葬也有长方坑的痕迹。[90]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土坑竖穴葬，已扩大到东南地区所有的越人那里，直至秦汉时代，越族被汉王朝统一为止，整个越族的葬俗，已基本上同中原一体化了。固然还有若干地方特点，但基本葬俗是相同的。

越人土坑葬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商和西周时代，一般墓穴都为长方竖穴式，规模窄小。春秋晚期之后，坑室结构有了变化，除长方竖穴外，还有少数方形或“凸”字形坑。坑窒规模大小悬殊，面积小者不到二平方米，大者近八十平方米。有的大型墓，墓室中又分为几室，还出现了二层台、壁龛和墓道。两广地区和湖南南部的战国墓，坑底普遍还有腰坑，腰坑内往往置一陶罐。为了防潮，墓底或棺椁四周常铺填白膏泥或木炭、河卵石。两广、福建的西汉早期墓，墓底也常铺有河卵石。

春秋之前，一般不见棺木葬具，从春秋晚期至汉代，不仅使用了木棺，较大型的墓葬，在土坑与木棺之间还有木椁。有的椁室内，又分上下两层和若干小室及边箱，棺木一般置于上层。

不久前，在广州象岗发掘的南越文王墓，规模巨大，是座带摹道的多室墓。墓室全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墓室分前后两个部分，共七室。前部分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分为主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墓道在前室南面。整个墓室，除东、西耳室是掏洞砌筑的外，前室和后部四室都在二十米深的竖穴坑底上用大石砌筑起来的。各室用石壁隔开，有门道相通。墓室顶部全部以顶盖石覆盖。墓主置于主室，一棺一椁。殉人十多个，除东西耳室外，各室及墓道均有殉人，殉人都有葬具。[91]

七十年代；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座西汉前期墓。椁室“凸”字形，分前、中、后三室，十二个椁箱，前面有斜坡式墓道，墓道东侧有车马坑。椁内有漆棺三具。在椁底板下有两个器物坑和七个殉葬坑。殉葬坑内有圆木棺四具，方木棺三具。七个殉人是十三岁至二十六岁的男女青年。这和广州南越文王墓的殉人现象表明，在西汉初，岭南地区还存在着殉人制度。[92]

无论是春秋之前的简单长方土坑葬，或是春秋晚期以来直至秦汉的土坑木椁葬，葬式多为单人一次葬，一般是仰身直肢，个别也有侧身直肢、侧身屈肢和俯身葬的。少数有两人合葬，唯有广西罗泊湾汉墓，是三人合葬的。

随葬器物，因时因地而异。从总体上看，时代愈早，地方特色就愈突出。福建闽侯的黄土仑墓葬，时代约为商末周初，其随葬品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几何印纹硬陶器，从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都是自成一格的，除福建境内外，不仅在中原、楚地不见，就是邻省的浙江、江西和广东，也不见有其类似的；[93]江西吴城商代的墓葬，其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和纹饰，也基本同中原商文化有别，不过可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其中商文化因素就比较明显；广东饶平的墓葬，年代约为西周左右，随葬品是陶器、釉陶（主要是原始瓷器）和磨光石器三类。其器物风格也很特殊，除了其中的石戈，形制与中原商戈有些相近外，其它都具地方特点。[94]春秋战国时代，越地出土的随葬品虽然具有楚文化的一些特点，但地方特色仍很浓厚，如青铜器中，生产工具和武器数量很大，这在岭南更突出。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比重很大。越式鼎在一般器物中很具特色。秦汉时代，整个越地的随葬品，基本上同中原、楚文化一致，但岭南和福建地区，地方特点还是明显存在，如铜附耳筩、陶匏壶等器物，纹饰中的水波纹、米字纹等等。[95]总之，时代愈早距中原和楚地愈远者，地方特色愈浓，反之，则与中原和楚文化的统一性就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