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纹铜器
越人镂刻艺术，《越绝书》中只说在建筑装饰上使用了，具体情况没有记载。至于其它器物上是否运用了镂刻技艺，那就不知道了。但1964年和1973年，南京博物院分别在江苏的六合程桥、和仁的东周墓中，各发现了一件铜匜残片，在器底里表刻有图案。[73]这类刻纹铜器，据198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出土二十二件，它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的一种特有技术。
所谓刻纹铜器，就是在铜器器壁上，用锐利的尖刀刻出图象的青铜器。这类铜器器壁极薄，一般厚度不及一毫米。出土的器物，经分析鉴定，是热加工后捶打成器的。这种捶打制作技术，过去被认为是西汉才发明的，但目前的资料表明，它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开始出现，到战国时代则已广泛应用了。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刻纹铜器图象
线刻技术，主要是使用在盘、匜等洗盥铜器的内底部，其花纹的刀法有两种：一是由点连续成线，点呈头粗尾细的楔形，粗端入铜较深，细端较浅，着力不均匀，如六合程桥出土的铜匜残片，即是用这种刀法刻成的。另一种是运刀如笔，线条细如毫发，放大细察，某些线条也不连贯，由一刀一段连续刻成。但不失其流畅，刻技至为娴熟，如六合和仁出土的铜匜残片即是。以楔形点连线的刀法，应是比较早期的作品，而运用流畅细线条连成纹的技术，是到战国才出现的；刻纹图案，少数为几何形纹，纹饰和布局仿自商周青铜器，它们均属这类铜器的早期作品。但一般习见的图案内容，是用写实的手法，在器壁上刻出人物、禽兽、台榭楼阁、苑囿、树木、车马等等，生动活泼地再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生活。
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刻纹铜器图象
江苏六合程桥的刻纹铜匜残片，器体是加热后捶打而成的，器壁极薄，刻纹刀法，系用由点连续成线，年代为春秋晚期，其图案比较特殊，因残片太小、图案具体内容难以辨识；而和仁出土的铜匜残片，成器方法与上器相同，而其刻纹，从表面看，是纤细如毫之线条，但仔细观察，其线条却不连贯，是由一刀一段连接而成的。这是晚期的刀法特点，年代应在战国早期。刻纹图案的内容，是以写实的手法刻划人物、禽兽、台榭楼阁和草木等，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从残留部分的刻纹观察，图案可分为两组。一组刻划在匜流上，并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其中间部分，下面是一双体兽，应为主体纹饰，中间也是一兽，似为鹿，其上为一树。右边已残。左边似一猛兽；另一组，在器底，仅残存连接流部位的右边，其主体是一台榭建筑物，下部残缺，建筑物只残留上部的两层，屋顶作四阿式，屋脊上残存二饰物，飞檐翼角外挑，立柱上以斗拱承托梁架，屋顶瓦垅成行。上层屋内的案上，供二器物，其右边有三人，手执整束的供物，作跪拜状，面朝案上的器物。下层也有三人，形态同上层的类似。在建筑物右边及右上方，尚有二人，姿态与屋内者同。唯其中一人面朝外，在他的上方，昂首停立着鸟四只，和禾苗类植物三株。对于这一刻纹图案的具体含义，有人解释为“春狩、春耕前的祭祀图，也是一幅生动的‘鸟田图’。”[74]
这类刻纹铜器图案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主题突出。根据完整的图案看，建筑物是全图的中心，屋中案上的器物，被认为是壶，完整图案中共有五件，和仁残匜仅留二壶，它是中心的中心。线图是以壶为中心来构图的。为了寒出主题，图案里的人物，几乎全部面向壶所在的方位，犹如众星捧月，葵花朝阳。使突出主题的效果尤为显著。所以会以壶为主题，据说是因为“壶是我国古代贵族宴享宾客盛酒之物。”[75]
第二，画面宾主互应。为了烘托主题，将主题画向左右延展。如六合和仁东周墓中出土的刻纹残匜，其图案的布局，是以台榭为主体，以壶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台榭的上、下两层，右边各有三人，手执供物，面朝壶方向作跪样状，屋外右方和右上方的人物和动植物，也多朝向同一方向。建筑物的左边布局，应与右侧相应。可见，刻纹图案，既有明确的主题，也有为体现主题而继续展开的其它画面内容。处于从属地位的画面，既可以作为独立的部分，又可以作为整体的部分而起烘托主体的陪衬作用。这种“采用将不同事物连续展开和多层次排列的构图方式，在同一图面中表现众多事物，排列得当，布局合理，不仅不会使人感到杂乱无章，而且给人以丰富多采、逸趣横生之感。……花纹作者善于处理图面中的空间，在这些空位置上，或添补上几株枝叶葳蕤的小树，或是添几棵生意盎然的小草，几只雀跃欢跳的小鸟，这些‘补白’大都恰到好处。纹饰的刻者，就是这样巧妙地借用大自然的草木花鸟为图面生色。”[76]
第三，花纹构图与器物形态相适应。从器物形态上看，匜流是突出于器体之外的，同器体是既分又合的关系。同器物形态相适应，其流部的刻纹，也相对地自成一组，同全图也是既可分又可合的关系。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成为佳作，器形同图案的巧妙结合，是其重要标志之一。
青铜器刻纹，由于内容上取材于现实生活，装饰图案运用了刻纹这种崭新的工艺，这不仅为当时瑰丽的青铜工艺增添异彩，而且还成为开汉代铜器、鎏金银铜器刻纹和錾刻工艺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代这种特有的新工艺，吴越人至少应是首创者之一。江苏六合程桥墓中出土的刻纹铜匜残片，不仅内容简单，刻纹粗糙草率，刻技不娴熟，显然是较原始的作品，且其年代也被推定在春秋晚期，是所有刻纹铜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刻纹铜器，质地一般硬度较大，在上刻纹要有比它硬度更高的锋利刻刀，如高硬度的青铜刀、玉石刀、铁刀或钢刀等，当然，铁刀和钢刀是最理想的。吴人在春秋晚期，已经掌握了炼铁技术。同这件最早的刻纹残铜匜同出于一墓的，就有铁弹丸，经鉴定为生铁，这是我国目前经鉴定的最早生铁标本。这也就是高硬度刻刀出现的最好物质条件；雕刻技术，是吴越先民的传统技艺。被学术界认为先越、先吴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以刻纹工艺称著。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出土的陶、木、骨、牙器物上，刻划纹饰是最突出的装饰；特别是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不仅在陶器上特别喜爱装饰刻划和针刺的花纹，而且在高硬度的玉器上，都已大量地、娴熟地运用了线刻的图案装饰。线雕玉器，在浙江、上海和江苏等省市都有数量不等出土，最著名是上海青浦县的福泉山和江苏武进县寺墩良渚文化墓地中的线刻玉器，如寺墩（M4∶1）兽面玉琮“图案的线条采用了琢磨、雕刻两种方法，眼圈多用管状钻琢磨而成，琢纹宽0.2至0.9毫米，其它线纹皆精刻而成，刻纹宽0.1至0.2毫米，最细的只有0.07毫米，这些线纹都由若干条短线连缀而成，如上节眼睛的内圈，直径2毫米，圆圈是七、八笔直线环接而成，2至3毫米长的直线也是数笔连接而成。其工艺的精湛令人赞叹不已！”[77]春秋战国的铜器刻纹工艺，是否同良渚文化有直接继承关系，目前尚无直接材料作证，但线刻技术是古越族先民的传统工艺，则是没有问题的。凡此种种，我们有理由推断，江、浙地区的古越人，是青铜线刻工艺的首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