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民族的后裔

(二)百越民族的后裔

目前,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的每个省都有好几个少数民族,但是大多数民族都是后来迁入的,如回族、满族等,它们与百越无关。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以及表现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民共同体。首先是共同地域,这个地域是历史上形成的,如果他们不是近期迁入的,而是世代居住在百越范围内的民族,可以说都是同百越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属壮侗语族的壮、布依、水、侗、黎、傣以及台湾的高山等少数民族的族源同百越均有密切关系。畲、瑶民族也有人主张属百越后裔,还有已消亡了的蛋民。现将这些民族历史情况简述如下:

(1)壮族:壮(原称僮,1965年改)族有1337万多人(1982年,下同),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在广西自治区,尤以西部、中部和南部最为集中;还有一部分分布在云南的文山,广东的钦州、东来、连山等县,湖南境内也有一部分。居住地基本上是联接在一起,是一个比较聚居的民族。

壮族名称最早见于南宋,《桂海虞衡志》曰:“庆远、南丹溪洞之民呼为僮。”僮族名称虽见于南宋,在此之前,在同一地区却出现各种不同名称。《史记》《汉书》记载这一地区是西瓯、骆越居住地区。西汉南越国灭亡之后,史书不再记载西瓯、骆越名称。东汉时则出现“乌浒”和“俚”的名称,《后汉书·南蛮传》云:“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万人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曰:“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南史·荀匠传》亦称“俚”。《南史·兰钦传》和《欧阳頠传》亦称“俚”和“獠”;左思《三都赋》有“乌浒狼㬻”一词,又出现“狼人”之名;《隋书·地理志》有“俚僚贵铜鼓”。《隋书·南蛮传》记载:“南蛮杂夷,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从上述不同名称在同一地区的先后出现,说明它是土著,是古代百越民族后裔。名称虽不同,均指今壮族的先民。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其先民可以追溯至秦汉时代的西瓯、骆越。东汉以来,则被称为乌浒蛮、俚人、僚人、俍人、土人等各种名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钦有五民: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瑶僮》亦主张“僮则旧越人也。”除了从名称演变和活动地域考察壮族与百越民族的关系外,还可以找到今壮族仍保留古代越人的一些习俗和语言的例子。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篇》有一首《越人歌》,据研究,这首歌辞的记字和翻译与现在壮语同义词(或近义词)对照差别很少。[47]此外,壮族地区尚保留古代越人住干栏式建筑、鸡卜和“断发文身”习俗。柳宗元在广西柳州曾写下《柳州峒岷》一诗,曰:“鹅毛御腊逢山罽,鸡骨卜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48]由此可见,学术界大都主张壮族是土著,是古代越人后裔是有根据的。

(2)布依族:人口有212万多人,长期居住在今贵州省南部的惠水、长顺、独山等县和南北盘江、红水河两岸以及贵州西南部的镇宁县。这一地区历史上也是越人居住区。

布依族有的自称“布饶”(意为我们的人),与壮族自称很相似;有的自称“夷家”、“仲家”。这些名称同历史上布依族被称为夷、苗、仲苗、仲家、仲蛮是有关系的。不同时代出现过不同名称,但其分布地域是相同的,因此大多数学者主张布依族是长期居住在这里,是贵州南部的土著民族。布依语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如黔南的望谟、册亨、独山、安龙、兴义等县和惠水县一部分同壮语北部方言基本上相同。[49]这与它们的居住地有些是同壮族相接联的有关。从考古资料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赫章、威宁等地发掘的“西南夷”墓葬以及兴义、安顺两地搜集的文物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从分布地区、语言、称谓、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等方面比较,它同壮族关系密切,故大多数学者均主张它是古代越人后裔。

(3)水族:人口约28万多人,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名称最早见于明邝露《赤雅》。在此之前,黔桂边境的少数民族与壮族、布依族一样均被称为“獠”、“夷”和“苗蛮”等;从民族的来源看,这些民族均有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关于水族的来源有说是从广东、广西迁来的,有一首歌谣叙述他们的祖先原居住在广西一带,后来兄弟三人为了谋求生路,大哥溯红(浑)水而上;三弟顺清水而下;老二渡红水经南丹(广西)来到佳容(今荔波县属),继而迁居三洞(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水族先民从岭南红水河和龙江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情况。现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很接近,故认为水族来源于古代岭南越人,是从广西地区迁入形成的;有的认为它可能是“骆越”的一支发展形成的。[50]

(4)侗族,人口142万多人,分布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区)相毗连地区。语言不仅与壮族、水族很接近,风俗习惯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民间传说有关来源的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来自梧州。在黎平、榕江等地侗族相传《祖公上河》和《祖源》的古歌中,曾叙述他们的祖先由梧州沿江向西北方向迁徙的经过;通道、三江和龙胜一带的侗族则相传是从古州迁来的;天柱、新晃等地侗族说他们是从通道迁来的。从几则传说看来,古代侗族先民可能是从梧州溯江而上迁至古州,后来一部分再向东移迁,经过通道北上到天柱、新晃;另一部分由古州东迁三江、龙胜,然后定居下来。[51]广西的梧州古为西瓯居住地,秦汉时曾把一部分汉人迁入岭南“与越杂处”,并随着秦汉王朝的军事行动和西瓯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一部分越人到处迁徙。汉以后,百越名称消失,魏晋时期这一带民族均被统称为“獠”。明代《赤雅》一书记载,认为侗族属于“獠”的一部分。因此,侗族为古代越人后裔是完全有可能的。

(5)黎族:人口81万多人。从考古资料证明黎族及其先民很早就聚居在广东海南岛,是海南岛的土著居民。海南岛是“骆越”分布区之一。汉武帝统一南越之后,在海南设珠崖、儋耳两郡。汉族统治者入主海南岛之后,原来的土著民则被称为俚、僚,唐代始称“夷黎”。[52]宋代《太平御览》、《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等书均称海南岛少数民族为“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黎族与壮、布依、侗、水等族历史上关系密切,彼此在语言、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53]而且还明显保留古代越人一些主要习俗。东汉明帝时,曾任交趾刺吏的僮尹,“还至珠崖……劝谕其民毋镂面颊,雕题之习,自是而变。”[54]可是这种文身习俗在黎族妇女中一直流传到解放前。刘咸《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一文曾云:“诸黎之中,现在并非全数皆涅面文身,且仅女子行之,而男子不与焉。统计所得,约有三分之二之黎人妇女尚行此俗。”海南岛是一个岛屿,由于地理上原因,受汉文化影响较薄弱,尤其是边远五指山地区的黎族,直至解放前尚保存着原始社会的残余。故一般学者大都认为黎族是海南岛的土著民族,百越的后裔。

(6)傣族:人口83万多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的西双版纳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耿马和孟连两个自治县。关于傣族的来源,与汉晋云贵高原越人关系密切,学者亦多主张它是百越后裔。

汉武帝统一西南夷之后,虽然“滇越”名称消失,但在同一地区则另出现其他一些族称。东汉时称“掸”,《后汉书·西南夷传》云:“(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谴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唐代则按其特征被称为“黑齿”、“金齿”、“绣脚”、“绣面”等蛮人。《蛮书》卷四云:“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种类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蛮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皆当顶上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裤,又斜披青布条。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周匝刻其肤为文采,衣以绯布,以青色为饰。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涂之,如绣状。”绣脚、绣面即纹身,这种习俗于今傣族仍犹盛行。“通身裤”即桶裙,至今仍为傣族妇女服饰。还有“楼居”,在今傣区仍很普遍。[55]

元明以后,金齿蛮等又名“金齿百夷”、“百夷”,“摆夷”等,即今傣族先民。从汉晋时代云贵高原上越人活动和分布地域与后来出现的这些名称,不仅古今地理分布相同,而且尚保留一些古代越人习俗。因此古代越人及其后裔发展为现在傣族,其历史脉络也是比较清楚的。

(7)高山族:人口约40万,是台湾的土著民族。台湾是古代百越民族分布区。《后汉书》《三国志》《临海水土志》和《隋书》等史书,称高山族祖先为“夷州人”“山夷”或“琉球土人”。高山族名称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祖国人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由于分布地区不同以及语言习俗的差异,又被分为泰雅、赛夏、布嫩、曹、排湾、阿美和雅美等七个“支族”。

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祖国东南沿海关系十分密切,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研究》一文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人是由大陆东南沿海的人迁移去的。[56]台湾岛上的古民族,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受汉文化影响比起其他百越地区少,因而现在高山族中保留其先民的习俗比较浓厚。高山族先民属古越人不仅从考古资料提供证据,从文献记载也可得到印证。《临海水土志》记载的“山夷”,其文化特征与越人有不少共同之处,如干栏式建筑和拔牙的习俗,以及蛇图腾信仰、断发文身等。现在泰雅、布嫩、朱欧等人都有拔去左右门齿或将侧门齿拔去一枚的,也有拔去侧前齿和犬齿的习俗。[57]现在高山族中还保留有蛇郎君传说,并挂设蛇像祭祀,如嘉义县深山的达邦和赛富野二村的曹人,至今尚流传“蛇为始祖”的神话。“断发文身”是百越民族又一个重要文化特征,现在泰雅、排湾、赛夏等人尚流行文身的习俗。[58]在福建武夷山和江西贵溪县曾发现越人崖洞墓(亦称船棺葬或悬棺葬),台湾也行此葬俗,在红头屿还存在着。[59]语言方面也是越语的胶着语,即一语多音。关于越王射箭用的石靶子的传说,在台湾的土人中也同样流传着。由此可见,现在高山族和古代越人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8)畲族:人口约40万。根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期畲族先民已经聚居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被称为“蛮僚”、“洞蛮”,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畲》一文始称“畲民”。从历史上考察,这一地区的汉人大都是唐初才迁入的,而在唐代以前均是“蛮僚”聚居区。《福建通志》引《丁氏古谱》云:六朝以来,九龙江两岸“尽是蛮僚”。[60]《漳州府志》亦云:“先是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61]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王朝派陈政、陈元光父子领兵征服这一地区,曾遭到当地“蛮獠”持续不断的反抗。公元686年,陈元光上书请建漳州郡治,“以控岭表”。因此在唐代及以前这地区是“蛮僚”聚居区,他们不是汉族,而是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后裔。

闽粤赣三省历史上都是百越民族分布区,界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蛮僚”,它与汉代被封为南海王的这支越人关系较为密切。保留在今畲族的族谱、山歌以及口头传说均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祖先发源地。由此可见,畲族的来源与古代的越族关系密切,也应是越族的后裔。[62]关于畲族的来源学术上看法还不一致,还有待继续进行研究。

(9)其他:除了上述这些民族,学者大多主张它们与古代百越民族关系最为密切。此外,关于瑶族也有人主张它是越人的后裔。徐松石研究了瑶族《评皇券牒》,1938年就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提出:瑶族是古代东瓯、闽越分化出来,自东向西迁徙而后蔓延于祖国的中南和西南各省的,而两粤板瑶的先世则来自闽浙江淮一带。容观琼《瑶族与古越族的关系》亦赞同此说,“信奉槃瓠的瑶族是东瓯人的子孙、古越族的一支,闽浙江淮一带则是他们早期的故乡。”徐仁瑶《瑶族溯源》亦认为:“春秋之际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越摇人,为畲瑶两族的共同先民。”“把长沙武陵蛮视为畲瑶两族最早的先民,则是片面的”;“把槃瓠崇拜作为古代‘蛮’族的特征之一,而否定畲瑶民族先民与越族的关系,这个论据本身是不能成立的”;“把‘蛮’、‘越’族系截然分开,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关于瑶族来源,主张它是长沙武陵蛮后裔的说法仍相当普遍,所以这一问题同畲族一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此外,在学术上提出是百越后裔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均属有争议。因此解决百越后裔与现代的少数民族关系也是一个有待继续充实和完善的问题。

上述这些都是现在的少数民族,有的民族的族源还有不同的意见,需要继续研究来解决。此外还有历史上的民族,诸如蛋民亦是百越后裔。蛋民,又称水上居民,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浙江、福建和广东仍有大量存在。他们以舟楫为家,仍保留古代水居越人的生活特点。《汉书·严助传》云:“越,方外之地……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行舟。”《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亦云:“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锐兵敢死,越之常也。”蛋民还保留有越人拜蛇的习俗,古今学者大都认为它是越人的后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博罗县》云:“蛋民为越人之遗民。”罗汝南的《中国近世舆图说》亦赞同此说,“沿海蛋户……昔人称为百越,非虚也。”韩振华《试释水上蛋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对蛋民的来源有过专门论述。

从上所述,百越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有着它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有它消亡的过程。虽然“百越”这个古老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百越分布地区仍然有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土著民族而存在下来。民族的来源是个复杂的问题,从上述南方的一些现在少数民族同古代当地越人的密切渊源关系,可以说百越民族名称虽然消亡了,可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在一些地区继续繁衍下来,发展演变为现在的某些少数民族,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南方古今民族发展演变的一个大体轮廓,它们彼此之间源远流长,关系密切。

[1]列宁:《论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19卷。

[2]周宗贤:《百越与华夏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百越民族史论集》。

[3]孔晁:《逸周书·王会解》。

[4]高诱:《吕氏春秋·本味》。

[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引《吕氏春秋》。

[6]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下。

[7]司马迁:《史记·晋世家》。

[8]赵晔:《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9]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10]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11]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王占梦》。

[12]刘安:《淮南子·泰族训》。

[13]司马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14]韦昭注:《国语·越语上》。

[15]韦昭注:《国语·吴语》。

[1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974年。

[17]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18]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19]范晔:《后汉书·南蛮传》。

[20]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21]班固:《汉书·严助传》。

[22]王亚南:《福建经济总论》,《福建银行季刊》第1卷第2期。

[23]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24]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

[25]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

[26]蒋炳钊:《关于福建崇安汉城的性质和时代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合刊。

[27]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28]班固:《汉书·两粤传》。

[29]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

[30]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31]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32]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33]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34]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35]欧大任:《百越先贤志》。

[36]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37]司马迁:《史记·淮南王列传》。

[38]叶国庆、辛土成:《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百越民族史论集》。

[39]陈寿:《三国志·诸葛恪传》。

[40]陈寿:《三国志·陆逊传》。

[41]陈寿:《三国志·贺齐传》。

[42]陈寿:《三国志·贺齐传》。

[43]陈寿:《三国志·全琮传》。

[44]陈寿:《三国志·诸葛恪传》。

[45]叶国庆、辛土成:《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百越民族史论集》。

[46]陈寿:《三国志·诸葛恪传》。

[47]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1982年版。

[48]柳宗元:《柳河东先生集》卷42。

[49]布依族编写组:《布依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

[50]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水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

[51]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侗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侗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

[52]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黎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

[53]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黎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

[54]张岳松:《琼州府志》卷29《官师志·僮尹传》。

[55]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百越民族史论集》。

[56]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3期。

[57]徐子为等:《今日的台湾》。

[58]徐子为等:《今日的台湾》。

[59]国直分一:《关于红头屿埋葬式样》,《台湾文化》第五卷第一期。

[60]陈衍等纂:《福建通志》卷85《关隘》。

[61]沈定钧等:《漳州府志》卷40《古迹》。

[62]蒋炳钊:《关于畲族来源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