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石室葬
五十年代以来，在苏南、浙北的太湖周围群山上，陆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土墩石室建筑。分布十分密集，如江苏武进的城湾山、宜兴的洑东山和浙江长兴的丁甲公社境内，都分别发现有二百座以上。其中，对江苏吴县的五峰山，无锡的璨山、嶂山和马迹山，宜兴的洑东山，武进的城湾山和江阴的大松墩，以及浙江吴兴的苍山，安吉的长抗坞等地的石室建筑，已分别作了清理和发掘。[96]
这类土墩石室建筑，多分布在稍开拓一点的山脊上，也有一些是位于山顶或山的坡垄上。石室都用大小不等（大者达一米见方）、形状不一的自然（或略加打凿）石块砌成。平面成长条状，两侧壁上部内收，上面盖以扁平大块，底部铺垫碎石或小块石。口开在其中的一端，口内设有封门墙，石室多依山脊为向。（但在浙江长兴便山，山脊如为南北向，石室却不是顺山脊而是横置成垂直方向）整个石室建成后，即在周围和上面覆盖封土成墩，外观呈长圆形墩状。石室规模不一，大者如浙江长兴便山249号墩，其石室长16、宽1.9—2.0、高5.15米，小者如江苏无锡嶂山M 37，长3.85、宽0.45、高0.4米。
江苏武进四顶山三号墓葬平剖面图
室内出土物，以几何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为大宗，常见器类有坛、罐、瓿、簋、钵、盂、豆和碗等食器和盛储器，也有少量泥质陶器，个别陶纺轮、网坠等小型生产工具，但不见有夹砂质陶炊器，如鼎、鬲等，也不见金属器，人骨架和棺木等葬具也未发现。但在个别地方，如江阴大松墩的一个石室内，却发现非常精美的璜、玦等玉饰品共七十件。
从出土器物特点同有关资料比较，推定其一般年代，上限至西周中期，下限至春秋中期。
对于这类土墩石室的建筑的性质和用途，目前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是春秋时期吴越战争中的“烽燧墩”或“古战堡”之类的军事设施，[97]另一说则认为是越人的石室墓葬。[98]
军事设施论者的主要依据是：石室建筑多分布在吴、越交界处太湖周围的群山上，其年代多为春秋晚期，此与吴、越军事历史相吻合；石室内出土物，多为日常饮食器具；且传说与地方志也多说它们是军事设施；室内出土物与一般随葬品不同，缺乏炊器，随葬品质量与数量同石室规模不相应，更重要的是石室内无人骨和葬具发现，因此不是墓葬，等等。
而墓葬说者，则认为：石室内的器物，多成组成套，陈放有序；器物多非实用器而似明器（有些器物容量甚微、火候很低、变形起泡，粗制滥造）；有的石室，非常矮窄（无锡嶂山M 37，室内长仅3.85、宽0.45、高0.4米），人若进出，只能爬行。即使规模稍大者，一般宽也仅0.9米左右，不可能作为士兵屯居、活动场所；更重要的是，石室保存完整者，其封门石墙犹存，这完全是封闭式建筑；从遗物形制特点推断，上至西周，下至战国（浙江在宁绍地区发掘了一批这类建筑，年代晚至战国），与吴、越军事对峙历史不符；这类建筑，不仅存在于吴、越交界处的太湖周围，而在浙江的宁绍地区，也发现不少（尚未正式公布材料）；不见葬具与人骨，这是保存条件问题；随葬品缺乏炊器，是葬俗的原因；且文献中已有吴、越石室葬俗的记载，等等。因此，这类土墩石室建筑，只能是墓葬。
对于这类土墩石室建筑的性质的真正解决，尚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墓葬说的根据似乎理由更充分一些，有一些根据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仅就石室结构有封门而言，长兴便山429号墩有两道封门，慈溪县彭东乡7号墓更有三道封门。长兴便山石室外的封土（包括封填土）里，也出土一些器物，它们或是同石室里遗物一致，或是比石室里的更早，但绝没有比石室里晚的。说明石室封门是同石室里遗物同时代的，封门是未经后人扰动的。这有力地说明，石室确是一种封闭式建筑。这一点就足证它不可能是军事设施，而只能是墓葬。故我们倾向于此说。石室里的遗物，同当地吴、越遗址中的出土物完全一致。因而这类墓葬当为越人墓，代表了越人的一种有特点的葬俗。据此，我们暂且把它作为越人的一种葬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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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有关惠安“长住娘家”婚俗的详细情况及其与其它地区同类婚俗的比较研究，可参阅林惠祥的《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厦大学报，1962年第2期）及吴绵吉的《惠安妇女长住娘家述议》（待刊）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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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朱江：《吴县五峰山烽燧墩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朱江：《江苏南部“硬陶与釉陶”遗存清理》，《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无锡市博物馆：《无锡璨山土墩墓》，《考古》1981年第2期；吴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吴兴苍山古战堡试掘》，《考古》1966年第5期；安吉县文化馆：《浙江安吉发掘一座石构建筑》，《考古》1979年第2期；镇江博物馆：《江苏武进、宜兴石室墓》，《文物》1983年第11期；陈晶等：《江苏省江阴县大松墩土墩墓》，《文物》198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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