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南越

六 南越

“南越”亦百越一支。《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南越”名称始此。关于名称的由来,有的认为“以其地为扬越南部,故称为南越。”[58]南越与东越、西越一样,都是以百越居住地的方位命名。不同的是南越还用作族称和国名。南越名称虽见于汉代,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它还有一段长久历史的发展过程。

关于南越的来源,也有类似前面几种说法:一是夏后说,把两广地区越人都说是夏禹后裔,《汉书·地理志》曰:“粤(越)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班固的《汉书》是继承司马迁的观点,这是不可信的。二是越国南迁说,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公师隅传》云:“公师隅者,粤人也。越王无彊为楚所败,其子孙遁处江南海上。周赧王时,有自立为王者。”《广东通志·公师隅传》亦云:“越王无彊,为楚所败,子孙遁处南海。周赧王时,有自立为王者,隅为相度南海。”越国被楚灭,有一部分越国臣民被迫南迁入两广,这是有可能,但它不是构成南越的主要来源。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公师隅确有其人,越王曾使其“献乘舟始网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等与魏通好,牵制楚国。这个历史事实同南越来源挂不上钩;三是东迁说,主张两广越人是从东越,即福建迁去的。其论曰:“越人开始建立政权的时期大概在她们原始社会的末期,相当于夏朝的中晚期。第一个建立政权的人就是越开国王‘无余君’。这个名字后来也写作‘武夷君’,越国王室与越人部落首领的世系都是从他开始的。岭西越人是从岭东迁来的,岭西部落首领的世系最早也应追溯到无余君。”[59]作者把百越地区越人的开基祖推定为福建崇安武夷山传说中的“武夷君”。把“无余君”与“武夷君”等同,这虽属新的见解,但尚缺乏佐证资料。四是土著说,主张南越是广东地区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我们赞同此说。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一文,从考古资料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广东发现距今十万年前的“马坝人”,成为目前发现的“南越人最早的祖先”。依据广东出土文化遗物特点分析,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时间相当于我国夏商时期。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上限达商末西周,下限到战国,战国晚期已经使用铁器。青铜器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60]再从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具体分析,情况就更清楚。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多,时代有早、中、晚,发展序列比较清楚。早期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于粤北始兴、英德、连山和粤西的罗定、封开、怀集、阳春等县石灰岩发育地区;中期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为代表。在金兰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中,出土有段、有肩石img,曲尺、云雷等印纹陶器和象征对男性崇拜的陶祖。晚期以曲江石峡下层、中层,金兰寺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为代表。这个时期遗址分布几乎遍及全省。“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省区,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历史过程。这时的几何印纹陶已经相当发达,流行以曲尺纹、云雷纹、方格纹、重圈纹等装饰。有的遗址的陶器纹饰出现了向青铜器时代的夔纹过渡的迹象,这类遗址下限可能已到商代。”[61]广东省博物馆根据三十年来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资料作出如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印纹陶时期,其自身变化发展是有连续性,创造其文化的主人无疑是南越及其先民。

此外,还有的认为广东最早的土著民族不是越族,而是僮(壮)、苗、黎等族。“古代两粤大河流的土著都是僮(壮)人,只有粤省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方,少有僮人罢了。”“至迟在周朝初年,僮人已经布满了两粤流域。所谓百越,所谓骆越,所谓路人,所谓俚僚,所谓乌浒,所谓土人,都是僮类。”[62]有的认为:“广东原来并不是汉族固有的地方,周朝以前不必具论,即在秦汉之时,广东地方尚有苗瑶和摆夷(又称白夷)的居地。苗族的释名,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说法,其在广义,则举凡瑶、僮、黎、畲、倮㑩和苗民等等,均包括之;其在狭义,则仅能说及字面上之为苗民者而止,其他各种苗的别支,则当另为论列。”“广东一省,原为苗民丛集之地,大约荆楚的三苗族,经历黄帝、成周及楚人的驱逐以后,当嬴秦之时,已多徙入云、贵、桂、粤各地之内。”“周显王三十五年楚人灭越,越族逃入南服,居址定后,遂挟其较高的文化,部勒土著,自为君长,以是而百粤之苗蛮和摆夷始与越族互相混化。”[63]有的认为,广东境内居民属何种类?有越族、蛋族、瑶族之说,“细案之则皆臆度之谈。”“由余考之,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今日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为‘里’或‘俚’者是也。”[64]我们认为上述这些说法欠妥。壮族、苗族、黎族等等民族,都是现在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历史悠久,是本地区的土著民族发展形成。但是,这些民族的名称大都是唐宋时代史书记载的,是继越族名称消失之后才出现的,故今学者大都主张这些少数民族都是越族的后裔。所以两广地区的最早土著民应该是越族,而不是其他民族。这是民族的源与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关于百越民族与现在少数民族关系还将具体加以介绍。

先秦时期南越族社会经济也比较发达。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青铜时代。至迟至春秋时期岭南地区已能铸造青铜器。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南越的社会发展。清远县马头岗发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两座墓葬,不但规模大,随葬器物有各类青铜器64件,其中有铸造精美的铜垒、成套的铜编钟和较多的兵器等。还有人首铜柱形器,塑造了奴隶的形象,阶级对立已相当明显。

南越也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故有“五羊衔谷”的神话传说。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如冶铜、制陶、纺织、造船也很快发展起来。产品交换,城市出现,番禺是南越最早的都市,“番禺,其一都会也。”[65]战国晚期开始使用铁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南越族先秦史初探》一文曾有详细论述,可资参考。

广东是对外交通的重要地区之一,又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历史上秦汉王朝要争夺岭南,曾派出大量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如秦始皇向百越用兵,曾派出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向岭南进兵,“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以与越人战。”[66]由于越人坚强抗击,大破秦军,“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67]秦始皇又派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68]接着又派任嚣和赵佗率援兵,再一次发动对岭南的进攻。到了“(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0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69]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立三个郡,并派官吏统治。任嚣出任南海郡尉,赵佗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岭南地区划入秦朝统治区域。

秦末,由于全国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各地诸侯王也纷纷出兵倒秦。在这情况下,任嚣看到了秦王朝已经没有希望了,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当他病危时召见赵佗密谈,策动自立岭南,得到赵佗支持,并且把南海尉的权力交给他。秦亡,赵佗即按预定计划,发兵占领岭南其他两个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兴,汉高祖为“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70]缓和同南越的矛盾,即遣陆贾往谕南越,正式封他为南越王。赵佗在位时,“与(汉)剖符通使”,[71]向汉王朝称臣纳贡。吕后专政时,由于听信谗臣,禁止向南越输入铁器和牲畜,双方曾一度紧张,发生过军事冲突。文帝时,又派陆贾使越,赵佗与汉王朝仍归和好。赵佗及其后代赵胡、婴齐与汉王朝一直保持友好的臣属关系。赵胡曾派太子婴齐到长安为人质,并年年向汉王朝纳贡,表示对汉王朝的信任。建元六年闽越攻南越,赵胡上书汉王朝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72]汉武帝认为:“南越义,守职约”,[73]出兵制止闽越的军事行动。

赵佗统治南越时期,由于避免一场战争,社会比较安定。又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汉文化,同中原和内地互市,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这对促进南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解放后在广州发现一批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反映了南越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一致。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南越王墓即可得到说明,如墓中有“文帝行玺”、“赵昧”、“泰子”、“左夫人印”、“右夫人印”等十几枚金、玉、铜和象牙质地印章。汉文字在南越已得到广泛的推行。“南越王着玉衣入葬,表明他慕汉朝而不自外”,从墓中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截印文字,“证明南越王国的百官制度和宫室名称都是仿效汉朝的”。[74]

赵佗是汉人入主南越,除了与汉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外,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公开称自己为“蛮夷大长”、“弃冠带”,仿效越人的“魋髻箕倨”。并鼓励汉越通婚。注意吸收当地越人上层人物参加政权管理,如赵氏王族和南越人丞相吕嘉建立起家族联姻。可是当赵佗死后,以吕嘉为首的土著势力控制南越大权,拉帮结派,借故煽动反汉情绪,“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悦)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赵婴齐)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75]汉武帝对吕嘉的反汉阴谋早已有觉察,所以当吕嘉、建德武装反汉时,于元鼎五年秋(前112年)发十万兵分四路讨吕嘉。第二年冬,攻入番禺,“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76]南越国除。南越国立国九十三年(前204—前111年)。

南越族与赵佗南越国有不同,前者指族称,后者指国名称。彼此分布地域不同。《汉书·两粤传》赵佗上文帝书所言,南越的地望“西有西瓯”、“东有闽粤”,即指出了南越族地域东与闽越为邻,西与西瓯毗连。有人提出:南越族的地域当时不限于现在的广东省境内。从青铜器时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以夔纹陶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南越族的地域在春秋至战国初期可能北部达到湖南、江西南部,西部在广西东北部,东部达闽粤交界地区,南部抵香港。随着楚国疆界的南进,到公元前387年,吴起“南平百越”,南越北部边界退至五岭,东西变化不大。《战国策·楚策》记载,到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曾因“越乱,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据考证,“苍梧”和‘濑湖’均在广西东北全州县一带,是则楚国统治范围西南部已超过五岭,达到岭南西北部地区。故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南越之国与楚为邻,五岭已前至于南海。’”[77]

关于南越东西界域,具体听指地方,看法有不同,有的认为东部达闽粤交界地区;有的认为福建闽西南是属汉南海郡,当然就是南越辖属;有的则主张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属南武侯织的南海国。我们支持后一种意见。当然南武侯灭国之后,这一部分地区当为闽越所拓殖,所以在西汉南越相吕嘉反汉时,闽越王余善“阴使南越”,表面上答应汉武帝出兵镇压,闽越兵能顺利到粤东揭阳,后来藉“风波不解”为由,不愿再前进。揭阳在闽粤交界地,故认为南越东界达闽粤交界地区是可信的。西邻的西瓯,据考古资料推定,其活动中心“恰当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78]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认为:“盖西瓯与骆越,似以今日柳江西岸区域为界,柳江东南则称西瓯,柳江西岸区域以西则称骆越,而此西岸区域之接连则称西瓯骆越。”有的同样根据考古发现,认为西瓯的东界并没有越过漓江和桂江,因为以南越为中心的夔纹陶遗址的西界恰恰在这一带。平乐地区青铜文化与南越青铜文化的一致性,证明平乐地区是属于南越族的活动地域。并以此论证罗香林的意见是比较符合实际的。[79]但不论那一种意见,都认为南越是以今广东省为主要活动范围,番禺又是活动的中心。其疆域相当于秦的南海郡。

秦末赵佗割据岭南时,一方面出兵占领岭南的其他两个郡,“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另一方面,“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80]因此,南越国领域还包括了秦的桂林、象郡二个郡,也包括了广西的西瓯和骆越,岭南整个地区均为赵佗南越国辖属。“当赵佗盛时,殆东至闽越,北达衡阳,西兼今广西、安南,南则尽海南岛等地,范围甚广,特以南海郡,即今日广东为根本耳。”[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