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交通

百越民族地处东南滨海地区，有着发达的海上交通，同时，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大道相通。

古文献上有不少关于越人“善于用舟”的记载，《吕氏春秋》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既然船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其造船业也就可想而知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百越民族有发达的造船业，因而，水军就成了军队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清学者顾栋高曾说当时的吴国是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36]春秋后期，吴国就能造出各种不同型制的船只，并有很大的船舰。吴国的舟师是按陆军车战方法设置的，分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大翼”象陆军的重车，“小翼”象轻车，“突冒”象冲车，“楼船”象楼车，“桥船”象轻足骠骑。这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战船组成的舟师，简直就像今天由各种舰只组成各种混合舰队。越国的舟师配有“戈船”、“楼船”。《史记·吴太伯世家》称“余皇”为“王舟”。《吴越春秋》又称它为“大舟”。据载：“大翼”长十丈，能载九十一名水兵以及大量的军事装备。显然，这么大规模的水军，只有在造船业很发达的基础上才能组织起来。当时吴、越、楚、齐等国，为了争夺霸业，经常进行水战。公元前549年，楚派舟师攻打吴国，这是我国史籍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水战。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大军赴黄池与晋、齐争霸，越王句践则抓住战机，乘虚而入，自己率主力沿江而上袭击吴都城；另派范蠡、舌庸率舟师自杭州湾出海北上，战波涛，入淮水，切断吴军归路。

相当一部分材料也表明百越民族早就开始从事航海活动了。如前所述，百越民族有着发达的造船业，航海和造船是紧密相连的，尤其大部分百越民族居住在滨海区域，一望无际的海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所以在这特殊的自然环境中，百越族人发展起早期的航海业。属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圆山文化，经林惠祥教授研究后，表明是由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传过去的。近年来，台湾发现的凤鼻头文化和福建昙石山文化相比较，不仅年代相近，而且文化特征和内涵也相似。这就证明：台湾和大陆东南沿海居民，早在古代就已经密切联系和频繁来往。据《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周书》有“周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可见，周代百越民族的造船就很出名了；周成王约为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人，这个时候我国江、淮、河、洛四大河流，自行东流入海，最早沟通南北的运河尚未产生，越人所献的船，自今浙江东岸出发，就一定要通过海上，才能驶入较近的淮水或较远的洛水，向西到达周成王的中心统治区。当时的淮水，约在今江苏阜宁附近入海；洛水约在今山东子清河附近入海。我们是否可以说，《周书》的记载反映了西周时由今浙江东部直通江苏东北部或山东半岛北面的海上交通。这样，百越民族早期的航海情况便可略知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百越民族的航海水平有很大的发展，已经能在大海上进行海战。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大夫徐承率师进攻齐国，舰队从长江口入海，然后北上，实行远航奔袭，声势浩大，战法惊人。但是齐国的舰队也十分厉害，没等吴国的舟师到达，就在黄河海面拦腰截击。吴、齐两国舟师在波涛翻滚的黄海展开战斗，结果吴国战败。这是我国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海战。《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述，公元前413年越灭吴后，范蠡担心句践忌他功高，就从越国浮海到齐国。也就在灭吴后，越国由会稽迁都山东琅玡，随行的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37]看来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苏到山东的海上交通就很发达了。吴国国都在今苏州，西滨太湖，东达大海。可想而知，在吴水军船舰四周，一定活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民间船只，在古代中国东部的江海交汇区域，呈现出帆樯林立，乘风破浪的雄伟景象。浙江沿海地区及附近岛屿也是百越族人的居住之处，他们各支族间的联系，当赖海上交通来维持。闽越、东瓯、南越，都滨海而居，航海业同样很发达。西汉时，武帝为了征服百越，以控制海上交通线，建立了海上武力。公元前138年，闽越出兵进攻东瓯，汉武帝就派严助从会稽郡出发，航海去救东瓯，公元前111—110年间，西汉王朝统一闽越时，曾用海军进攻，由句章出发，浮海南征。百越族人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屡屡进行海战，海战所用的船只显然要比水战的船只为大，设备更先进。能进行海战，就说明百越民族有一定的航海条件、知识和技术。百越族人早就通过海道跟台湾、南洋群岛等有往来。史载汉武帝统一南越后，南越国的最后一个宰相吕嘉企图率族人泛海逃到海南岛去。在百越族奠下的航海水平基础上，出现了后来西汉时期海外交通的新发展。《后汉书·郑弘传》说：“交趾七郡，贡献转远，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因而，以后才在今湖南省的南部增开陆道，以利运输。在西汉王朝未开陆道之前，这条线上的货物运输主要靠百越族人开辟的海道了。百越民族对我国东南沿海的航海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留下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经验。所以即是武帝派遣译长率领的一支大型船队，穿逾浩瀚的南海远航南亚诸国之前，民间的海上贸易早已为这一壮举开辟了航线。在民间开辟海上航线的基础上，西汉政府才会派遣船队远航东南诸国。《汉书·地理志》云：西汉政府的船队先后到达东南亚一带的都元国、邑卢没国、湛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黄支以南还有已程不国，这是汉使所到最远的地方。记载还说明这些国家“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船队的回程是从黄支经皮宗，然后返抵日南郡界。汉使的船队带去黄金和织物等，以交换异国的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回来。上述的大地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作过考证，其范围大致在马来亚、苏门答腊至缅甸南部，黄支一般认为在印度半岛的南部，已程不或以为是今之斯里兰卡。大概从武帝时起我国与南亚诸国的海上交通贸易日趋活跃，特别是王莽到安帝期间通西域的陆路交通经常受阻而改从海道，更促进了南方海上航行的发展，那时岭南七郡的贡献转运亦改从海道，由番禺沿海岸北上闽浙而入长江，番禺和东冶成为当时南方的两大转运口岸。[38]

在百越族分布的区域内，见于史籍记载的港口，长江口附近有吴（今苏州。古代长江口在今崇明岛以西入海，吴国离海最近）、往南的会稽和句章（今宁波市西）是越国的海港，再往南的东瓯、闽越、南越等各支族的都邑应该说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港口。西汉的东冶，显然是在闽越人造船、航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总之，古代居住在我国东南一带的百越民族，是聪明而又勤劳的，他们在与自然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时，不断发展着。百越民族有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