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图案装饰

(四)图案装饰

以几何形图案为特点的装饰,越人应用的十分广泛,无论是日常生活器皿的陶器和原始瓷器,或者是比较珍贵的青铜器,几何形纹饰,都占有绝对优势。

越人把几何形图案运用于器物装饰上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早在距今约八九千年以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其先民在陶器、骨器上,就刻划有方格纹和戳印有圆圈纹;[79]稍晚一点,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陶器上刻有席纹和方格纹,[80]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陶器上拍印有横竖相间的短线纹。[81]这时期的几何形纹饰,多刻划而成的,种类简单,纹样不规整,表现了较为原始的形态;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何形图案装饰的运用,已经很普遍了。江西的修水跑马岭遗址,清江的筑卫城遗址,[82]广东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的石峡诸遗址[83],江浙的良渚文化、[84]福建的昙石山文化诸遗址中,[85]均有数量不等几何形纹陶器出土,其纹样除少数为刻划的外,多为拍印上去的,且有拍印的工具——陶拍出土,拍面刻划有几何形纹样。其构图虽然还有早期那种紊乱、重迭的不规整现象,但总体上说,已经是清晰、规整、统一的。纹饰种类,除了早期的方格、圆圈、席纹和横直相错的短线纹外,还出现了曲折、漩涡、云雷、叶脉、人字、圈点、篦点、水波、编织等等纹样,而且还开始出现编织纹与漩涡纹、划纹与圈点等等组合纹饰,这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几何印纹陶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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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出土折线(曲尺)纹印纹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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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出土漩涡纹印纹陶罐

到了商周时代,越人的几何印纹陶工艺是十分发达了,各种几何形纹饰,已经成为陶器、原始瓷器以及青铜器的主要图案装饰了。这时期,不仅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几何形图案装饰器物有大量发现,而且在苏南、皖南、桂东、湘东南等地及台湾、海南、香港诸岛,都有不少出土。其纹样多达几十种,新出现的主要有回纹、夔纹、菱形纹、S形纹、米字纹、米筛纹及其变体花纹。组合纹饰特别发达,同一器物饰二、三种纹样的很普遍。线条表现方法,有刻划、锥点或圆点连线和拍印等多种,但以后者为多。有单线也有双线,也有线中加锥点的。有阴纹有阳纹。拍印纹中,浮雕式块状阳纹,在西周时代特别突出。构图多采用四方连续及相互组合的方式,收到了很好的统一、匀称和富有节奏感美的效果。从风格上看,商时至西周早期,纹样纤细工整,严谨致密。西周晚期至春秋,已转为疏散、流畅,富有活泼、清新气息。战国之后,几何形印纹已走向衰落,到汉代已是尾声了。这时期几何纹样简单,只有水波、麻布、米筛、米字和蕉叶纹等数种。但先前存在的各地区性差异,这时又基本趋于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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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海灶岗遗址(1—3)、佛山河宕遗址(4—10)和高要茅岗遗址(11—17)出土印纹陶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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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河宕遗址、高要茅岗遗址、曲江石峡遗址和普宁虎头埔遗址出土印纹陶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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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饶平金山墓葬出土印纹釉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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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利华湾墓葬出土印纹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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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饶平塔仔金山墓葬出土釉陶大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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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利华湾墓葬出土印纹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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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刻划、锥刺(几何形)纹单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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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锥点(几何形)纹觚形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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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刻划、锥刺(几何形)纹觚形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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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刻划、拍印(几何形)纹鬶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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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老和山遗址出土印纹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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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清远马头岗墓葬出土釉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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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五华上岭出土印纹四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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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河宕遗址出土印纹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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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淹城出土印纹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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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松山墓葬出土印纹原始瓷䍌

对于越人为什么会采用几何形图案作为主要装饰,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有的认为,几何形印纹,开始是制陶工艺的需要,而后来才逐步变为装饰艺术。“最初是由于手制陶器,特别是用泥条盘筑法所制的陶器需要经过拍打陶胎,使其致密、耐用,陶拍上捆扎的绳索等就在陶器表面上留下印纹,也就是说工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器物,在实用之外,还要求美观,于是印纹逐渐规整化、图案化,装饰的需要便逐渐成为第一位的了。”[86]这一说,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纹饰用拍印的方法,但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拍印几何形的纹样。

另一看法是“几何印纹陶纹样的产生是渊源于生产和生活的。在早期几何形拍印纹样中,以编织纹最为常见,这是和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关的。因为这里盛产竹、苇、藤、麻之类的植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用这些原料制造器物和纺织麻布,已经相当普遍……人们从竹苇之类编织物花纹得到启示,使之再现于陶器表面,这样,装饰性几何形纹便产生了。其它众多的几何形纹样,又都是原始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在陶器装饰艺术中的再现,是当时某些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如叶脉纹是树叶纹样的模拟,水波纹是水波的图案化,云雷纹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它可能导源于漩涡纹,是漩涡纹的简练,而漩涡纹又启发于制陶时留在陶坯上的指纹。郭沫若同志说:‘雷纹者,余意盖脱胎于指纹。古者陶器以手制,其上都印有指纹,其后仿刻之而成雷纹也。’”[87]

有的是把几何形花纹装饰,同越人的蛇图腾崇拜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各种几何形纹,都“是蛇状和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如所谓云雷纹,“可能就是蛇的盘曲形状的简化”,叶脉纹是“蛇身上的花纹或者是蛇脊骨的模拟”,“波状纹更可能是蛇爬行状态的简化”等等。为什么古越人使用的器物上要饰以同蛇花纹或蛇形状有关的几何形纹样,“其原因是由于陶器主人(古越族)对蛇图腾的崇拜。”[88]

关于这些几何形纹的起因和来源,至今仍是世界艺术史之谜,意见和争论很多。“好些同志认为‘早期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源于生产和生活……叶脉纹是树叶脉纹的模拟,水波纹是水波的形象化,云雷纹导源于流水的漩涡’,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器物,在实用之外还要求美观,于是印纹逐渐规整化为图案化,装饰的需要便逐渐成为第一位的了’。这种看法缺乏证明和论据。因为,它不但把原始社会中‘美观’、‘装饰’说成已分化了的需要;而且把几何形纹样说成是模拟‘树叶’,‘水波’,更是简单化了。它没有也不能说明为何恰恰要去模拟树叶、水波。我们认为下面一种看法似较深刻和正确:‘更多的几何形图案是同古越族蛇图腾的崇拜有关,如漩涡纹似蛇的盘曲状,水波纹似蛇的爬行状’,等等”。[89]

“其实……它们(几何形纹样)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形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符号),它的原始图腾含义不但没有消失,并且由于几何纹饰经常比动物形象更多地布满器身,这种含义反而加强了。可见,抽象几何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观感受中有观念,如前所说,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共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像、观念积淀为感受。这个由动物形象而符号化演变为抽象几何纹的积淀过程,对艺术史和审美意识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90]

从艺术史和审美意识史的理论分析,支持越人流行几何形图案装饰是“同越族蛇图腾的崇拜有关”的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一论点还未能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中得到有力的论证,这至少是个很大的不足。据目前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类几何印纹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还未发现它们同蛇图腾崇拜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未发现从蛇这一动物形象而符号化演变为抽象几何纹的积淀过程的实证资料。另外,初步研究表明,古代越族图腾崇拜对象,除了蛇外,至少还有鸟等其它对象,[91]如果说几何形图案花纹都是“同越族蛇图腾的崇拜有关”的话,那么在崇拜鸟或其他图腾对象的越人,如江、浙地区越人所使用的陶器和其它器物的花纹装饰,应该不以或少以几何纹为装饰,或者说不同图腾崇拜对象的越人,他们至少应有基本不同类别、形态特点的几何纹装饰。可是,据目前所知,所有越人分布区内发现的几何形图案花纹,是大同而小异,各地区虽然存在着某种差异,但无论从种类、形态、作风以至发展变化的步伐都是大体相似的。

总之,关于古代越族流行几何形图案装饰艺术,其原因与含义固然可能同越族蛇图腾崇拜有关,但还需要有具体的、直接的材料加以论证;此外,可能还有其它的来源和含义,用蛇图腾崇拜的单一说法,至少在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决几何形图案艺术的起源和含义问题。从越人分布区内广泛而大体统一地流行这样的图案装饰来看,那种“源于生产和生活”的看法,至少在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