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闽越
闽越一名首先见《史记·东越列传》。关于这个名称的由来，有的认为闽和越是两个不同民族，闽是福建土著族，越是越国灭后南来的客族，二者混合，故称。我们认为“闽”系指东南古代越族，包括了福建。福建古代民族亦是属于越族，自越国称霸之后，越名大显于世，闽演化为地名称，故称福建的越族为“闽越”。闽越族的名称虽在西汉出现，但是闽越族的历史也是很长久。从文献上记载，福建古代被称为“闽”。《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周礼·职方氏》有“七闽”记载。“闽”或“七闽”所指相同。许慎《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刘逵注左思赋亦曰：“闽，越名也。”由此可见，古代称闽，实际上是指东南地区的越人。闽越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周代的“七闽”。
关于闽越族的由来，学术上曾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与“东瓯”一样被认为是越国南迁的遗族，这一观点不足信，已如上述；一是主张“闽越”是土著与外来的结合，提出“闽和越并不是同一民族，福建在古代是七闽的分布区之一，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30]把“闽”与“越”作为两个不同民族，这一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一是主张土著说，认为闽越族“主要还是由早已居住在这一带的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31]我们赞同这一说法。
目前在学术界，诸多学者提出百越文化一个重要特征是“印纹陶文化”。福建印纹陶遗址发现很多，几乎遍及全省各地，时代有先后，并且有一个发展的序列。以闽侯昙石山遗址为例，这个遗址前后经过七次的发掘，基本上区分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以第六次发掘报告为例，几何形印纹硬陶出土比例，在下层占0.33％，中层占1.69％，上层占52.63％。第七次的发掘，在将近一百平方米的面积中，下层没有发现几何印纹陶。此外，在东张遗址的下层（相当于昙石山遗址的下、中层），也未发现几何印纹硬陶，而硬陶仅出于中、上层。福清东张遗址的中上层，几何印纹陶是与大量釉陶共存，同时还出土了制作水平较高的青铜器。说明了这类遗存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从昙石山遗址出土遗物比较，昙石山的上层比起中、下层表现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将昙石山遗址的下、中、上三个文化层，分别改称为早、中、晚三期。无论从物质文化面貌看，还是从物质文化面貌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看，昙石山遗址的晚期和早、中期，是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晚期可能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了，早、中期则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32]1978年在闽侯黄土仑发现一处相当于昙石山上层的文化遗存，出土的印纹陶占全部陶器的98％。该遗址的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1300±150年，大约相当于晚商或西周初期。[33]可见早在商周时代，福建社会正经历一次重大的变化，已经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闽越族的主要来源正是由当地土著民发展形成的。福建的历史同样经历过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而进入青铜时代。一般地说，在我们中国，青铜器时代是属于阶级社会的范围了。1974年南安县大盈村发现一批青铜器，很有地方特点，年代推定为“上限可溯到西周，下限可能延到春秋。”[34]1974年和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和崇安文化馆先后在闽北崇安武夷山的观音洞和白岩洞取下两具相当于周代的“船棺”。由此可见，至迟到周代，作为闽越这个民族的共同体已经存在，福建已是越人的居住地。淮南王安在上汉武帝书时曾谈到：“（闽）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35]说出了闽越在三代时已经存在，它们不受中原王朝统治。
闽越的分布区，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高帝纪下》亦载：“亡（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秦时，还曾“以其地为闽中郡”。关于“闽中”所指何地？“东冶”又在哪里？这是探讨闽越居住地和政治中心的两个重要问题。关于闽的地望，在古代并不专指福建，是东南地区越人泛称，有的认为还包括台湾，已如上述。从闽越族的历史活动看，《汉书·严助传》记载闽越王郢反抗汉王朝时，“阴谋奇策，入燔寻阳楼船。”寻阳在江西东部。同书还记载，“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读史方舆纪要》亦云：“以为余汗（干）之地，正当闽越的襟领。”《广信府志》记载，江西的铅山，秦时属闽中郡。闽越主要聚居在今福建省境，而与闽北相毗连的赣东地区亦属闽越分布范围。
闽越王“都冶”或都“东冶”，这个“冶”应该在闽北浦城一带。都城一般都是政治、军事的中心。从军事方面看，闽北是闽越的军事重地，汉中大夫朱买臣曾说过：“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36]闽越王居保的“泉山”，应在浦城。《太平寰宇记》记载：“泉山在县（浦城）东北六十里，记云山顶有泉分为二派：一入处州；一入建溪，即汉朱买臣言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即此山。”[37]《太平御览》和《八闽通志》所记泉山亦都认为在浦城。因此闽越的居住区主要在福建，其政治中心在闽北，赣东一部分属闽越则完全可能。至于有的主张台湾亦属闽越一部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秦统一前，无诸统治的闽越已经出现。秦统一后，“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只是把闽越王位降为君长，不许称王，并设闽中郡统治。但是从当时历史分析，秦兵并未进入闽越地，也未派出官吏统治，故闽越与东瓯一样，俩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闽中郡也是有名无实。因此在秦末全国各地爆发农民大起义，各诸侯王也纷纷起兵倒秦，这时闽越王无诸率领闽越兵“佐诸侯平秦”，参加到全国反秦行列。“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38]起初他们都是参加到楚将吴芮队伍，支持项羽。但是“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39]楚汉之争，又从“附楚”到“佐汉”。西汉建立，闽越因佐汉有功，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40]无诸被封为闽越王，同汉王朝建立“藩臣”，《汉书·两粤传》云：“两粤（指闽越和南越）俱为藩臣。”但是，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与异姓诸侯王的矛盾就日渐暴露出来。
闽越长期以来保持独立性，先秦时期是这样，秦统一后也依然如此。秦汉王朝统治时，均未派兵和官吏到过闽越地区。汉越矛盾的开始，先是不向汉廷纳贡，“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41]继而参与吴楚七国叛乱。吴王刘濞被杀后，“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但在无诸统治时期，越、汉关系尚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
无诸死后，其子郢继位，越汉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是扩充势力，出兵围东瓯，这与吴王子驹逃入闽越后，“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42]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兵救援，汉兵“未至，闽越引兵而去”。[43]闽越攻占东瓯未遂，隔三年，建元六年，又乘南越王赵佗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接受南越王赵胡求救，又出兵干预，“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拒险。”[44]在这越汉即将酿成一场战争的关键时刻，闽越族内部统治者，以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为谋，伙同诸亲族把郢杀了。汉武帝“诏罢两将兵”，停止向闽越进兵。
汉武帝对余善的阴谋是有觉察，“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不得劳。”[45]汉武帝不让余善继位闽越王，并指出：“‘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46]但是闽越大权实为余善所控制，“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47]再封余善为“东越王”。
余善对汉武帝的做法当然不满，阳奉阴违，暗中罗织反汉势力。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表面上上书汉武帝，“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可是“兵至揭扬（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48]实际上余善是与吕嘉相勾结，暗中进行反汉活动。
当时汉将杨仆已看出余善的阴谋，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汉武帝考虑刚与南越打仗，“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49]实际上汉兵已是兵临城下。余善自知阴谋败露，于是孤注一掷，先发制人，“乃遂反，发兵拒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自己“刻‘武帝’玺自立。”[50]汉越矛盾已经白热化。元鼎六年秋，汉武帝发四路兵向闽越进逼，又派故越衍侯闽越人吴阳回闽劝说余善归汉，“余善弗听”。当韩说率领的汉兵到达闽北时，吴阳即率其旧属七百人内应，又策动闽越内部统治者“计杀余善”。汉兵于“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51]公元前110年，闽越国除。汉高祖五年封的闽越王无诸，后子郢、余善、孙丑继位，历三代九十二年。
闽越国除后，汉廷对投降的闽越统治者分别给予封侯，如“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52]并对闽越采取徙民虚其地的措施，把他们迁至江淮。“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