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
古代越人的语言，是古老的民族语言，它在两千年前就基本消失了，文献中仅保留了点滴的零星记载。不过语言这种文化因素，是具有很大稳定性的，因此直至现在，在我国东南地区，一些同古代越族有渊源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中，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越语的成分。近来，有些语言学者，不仅从古文献中保留的零星资料，而且还从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中，去探索古代越人的语言。下面谈的仅是一些研究情况。
在古文献中，特别像《国语》、《说苑》、《越绝书》、《吴越春秋》和《方言》等古籍中，保留了一些古越人语言方面的记录。其中以《说苑》的《越人歌》最为著名。《越人歌》记载了春秋时代楚国令尹鄂君子晳，在泛舟江中，听赏了榜枻这位越人船夫歌唱的动人故事。其歌词用汉字记音的方法记录下来，并作了翻译：
《说苑·善说》记载：“鄂君子晳（楚王母弟，官为令尹）泛舟于新陂之中，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口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晳乃㯓（同榆）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复之。”
楚人听越歌，必须翻译，汉字记越歌，只能用记音方法。可见，越语与楚语不通，与汉语也不同。
越语不同汉语，古人早已指出。《吕氏春秋·功名篇》：“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不通，嗜欲不同。”这里的“蛮夷”和“五方之民”，应是包括东南地区的越人的。《吕氏春秋·知化篇》载伍子胥说：齐、吴两国人民，“习俗不同，语言不通”。齐、吴人民语言不通，也就是汉、越语言的不通。因此，古越语不同于古汉语是确凿无疑的。
同汉语比较，越语究竟有什么特点呢？罗香林曾从《方言》、《越绝书》等古文献记载中的有关资料分析，认为越语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古越语的发音是轻利急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訬，轻利急，亦以言多者。訬，读燕人言趮操，善誃者谓之訬，同也。”[1]就是说，越人语言一般是轻利急速的，所以偶有出言重迟的人，而外人仍称之为訬。
2.有些词同汉语不同。如大，越语称“濯”。“硕、沉、巨、濯、讦、敦、夏、于，大也。……荆吴扬瓯之郊曰濯。”[2]广大，越语称“蔘绥”或“羞绎纷毋”。“恒概、蔘绥、羞绎纷毋，言既广又大也。荆扬之间，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概。东瓯之间，谓之蔘绥，或谓之羞绎纷毋。”[3]热，越人叫“煦煅”。“煦煅，热也。吴越曰煦煅。”[4]短，越语称“短
”。“啙
，短也。……桂林之中，谓短
。”[5]换，越语称“㨙”。“杭越之间，谓换曰㨙。”[6]鸡，越语称“割鸡”。“鸡……桂林之中，谓之割鸡。”[7]犬，越语称“獶獀”。“南越名犬曰獶獀。”[8]盐和盐官，越言称“余”和“朱余”。“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9]船，越语称“须虑”。“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10]
3.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句践乃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关阵下。”“物卢”，在《方言杂录》引作“勃卢”。“物卢”与“勃卢”应为一音词。勃卢当读为Plou，是复辅音词类。[11]越“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成行”。[12]“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13]种乃文种，越语称“诸稽郢”，系为连音。此外，再如上面所说的，船越人称“须虑”，广大越语为“羞绎纷毋”，也都是以复辅音和连音为音缀的。
4.词序倒置。即将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古越人首领的名字，多有无字，如无余、无壬、无曎、无彊、无余之、无颛、无诸等。“无”字即王或首领的意思，它是普通名词倒置于专有名词之名字前面，如直译为汉语，就是王余、王壬……王诸了。[14]又如上引所说，越语称盐为“余”，称盐官为“朱余”，故官在越语为“朱”，按汉语习惯，盐官应译为“余朱”，但越语却称“朱余”。这都是把形容词倒置于名词后面的例子。
对于“无”解释为王或首领的意思，却未必确当。如把“无”解释为王，为什么其它越王名也有不加“无”字呢？有的地名，如“无锡”的“无”，按照“无”为王解，“无锡”就应解为“锡王”了？其实“无余”等王名的“无”，其意义如同“句吴”和“于越”的“句”、“于”一样。《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勾。夷俗语之发声也，亦如越为于越也。”句吴即吴，于越即越，“句”、“于”是没有实义的发语词，“无余”的“无”，也当如是解。这类发语词，也是冠首词，它在古越语中，应用非常广泛，除了上述的“句”、“于”和“无”外，在地名、人名及物名之前都常冠以这类发声词，如“句践”的“句”，“余祭”和“余昧”（人名）的“余”，“余姚”、“余杭”（地名）的“余”，“余皇”（舟名）的“余”，“夫椒”（地名）的“夫”，“姑苏”（地名）的“姑”，“乌程县”和“乌伤县”（地名）的“乌”等等皆是。古越语中这类发语词的特点，在古越人居住区内的闽、粤居民中，至今还沿用着，如“乌”这个发语词，在今闽南的晋江县，就被加在单音节人名之前，如乌梅、乌珠等。在闽南语、粤语和吴语中，在人称名词之前，则都加以“阿”字，如“阿爹”（爸爸）、“阿母”（妈妈）、“阿公”（祖父）、“阿姐”（姐姐）等等。在福州话中，这个“阿”字即改为“依”字，如伯母称“依姆”等。因此，“无壬”等“无”字，在古越语中，“只能解释为发声词才妥切。”[15]
有的学者，根据音韵学家对汉字的上古音构拟，把《越人歌》中每一汉字的中古音和上古音（即隋唐时代的音和周秦时代的音），用国际音标记下来，与有关的壮语词逐个对照，从而加深入了对《越人歌》语言特点的认识，并发现它与壮语是有一定关系的。
《越人歌》是以提问的句式（有的只表示强调和夸张，不一定表示疑问）开头，全歌采用长短句和“脚韵互押”的形式，现代各类壮语也都有这些特点；除个别词稍有变化外，歌中大部分词语能在现代壮语中找到；其语法的基本结构，也与现代壮语差别不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用词序和虚词来造句。主谓词组，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宾词组，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体词性修饰词组，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量词受后面指示词的修饰，方位名词受后面一般名词的修饰等。[16]
这一研究成果表明，探讨古代越语，除了运用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外，还可以把它同古越族有渊源关系的现代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作比较研究，或者在后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寻古越语成分，以了解古越语的特点。这是一条古越语研究的重要途径。现在，有的学者把以温州（古瓯越地）话为代表的吴语、以广州（古南越地）话为代表的粤语、以广西（古骆越地）的瑶族语和闽（古闽越地）语，加以对比研究，发现它们有着众多的词语是相当一致的，从中“大抵可以看出，闽越、瓯越、南越、骆越语在古代大概是可以互通的，因为其古越语的成分直至今天仍然十分明显。”[17]有的还进一步选择了瑶族语言和汉语闽南话的一些有对应关系的基本词汇，作比较研究，结果是：从声母系统到韵母系统，特别是双音调类相同，对应切合。从瑶语和闽南话的关系对比看来，“表明有一部分瑶族过去的故乡在闽南一带……古代东南沿海闽浙江淮以及两广一带，都是古越族（百越）分布的地区，他们由于多种原因，离开自己的故乡（闽南）是可能的。”所以“瑶族语言和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义、类型方面的共同特点，说明双方语言体系有可能是从一基础语经过不断的递传、分化而成的。因而古越语通过瑶语体现的语言特征，得以在闽南方言透露出来。”[18]
古代越族曾有统一的语言，它和古代汉语是不通的，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是一种什么语言呢？梁启超认为它是“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纯用单音语者不同。”[19]而林惠祥认为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他说：“越语在古时确是大异于北方诸族语言，而且其性质也确实不像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而像是多音拼合的胶着语，因此以北方语言译它每须二三字译一字，且译得很不妥切。如《左传》说越国人名大夫种（俗称文种），只一字，在国语却记作诸稽郢三字，可见越语有些语音很特别，用华语一字不足，三字又太多。这应是由于越语是胶着语，胶着语一个字是合多音胶着而成，不像华语是孤立语，一字只一音。”[20]
如果从语言学的形态分类角度，以词的结构为主要标准而划分的话，语言可以分为孤立语、屈折语、粘着语和综合语四种类型。粘着语是处于孤立语和屈折语之间的语言形态，它有时兼备两者的若干共同特征。“但就其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其语法关系这一特点说，它区别于孤立语的地方是，具有词的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语法作用是靠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它不同屈折语的地方是它的每一个构形形态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每一种语法意义总是用同一个构形形态来表示。一个词如果要表示多种语法意义，就要用多种构形形态。同时，词根和构形形态的结合也不像屈折语那么紧密，不论词根或构形形态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构形形态仿佛是粘附在词根上似的，所以叫agglutinate，原意是胶着、粘合、附着的意思，所以又叫它胶着语。”[21]
在闽语中，这种粘着的形态，比比皆是。如“吃过饭了”，闽语可以焊接成三个层次：（厦门话）食饱（吃过了）——食饱饱（吃很饱了）——食饱饱饱（吃得饱极了）；（福州话）大条索（粗绳子）——索真大条（绳子很粗）——索务遘大条（绳子粗极了）。
以厦门福州为例，可以看出闽语的粘着形态的种种表现：
第一，词的重叠：闽方言中，词的重叠手段使用的十分广泛，在普通话里许多是不能重叠的词，闽语中却非重叠不可。闽语词可以自由“焊接”，通过“焊接”办法来表示新的词义。例如：
动词：重叠后表示动作的程度，含有随便、略为小试的意思。其重叠式为：
AA式，福州有“行行”、“做做”，厦门有“食食”、“看看”、“讲讲”、“坐坐”。
AABB式，福州有“攀攀讲讲”，厦门有“来来去去”。
名词：普通名词重叠后表示逐指或亲缘关系，如人人、年年、月月等，但在闽南方言中，既不表示逐指，也不表示亲缘关系，而指某一食物的整个，如瓶瓶、桶桶、棍棍等。
形容词：闽方言中除同样具备普通话AA（滚滚）、ABB（阴沉沉）、AABB（迷迷糊糊）、ABAX（无边无垠）四式外，尚有独特的重叠式：
BBA：烘烘热、清清毒、崭崭新。
BAB：乌是乌、白是白、好是好、歹是歹。
BABXA：这红这是红、这呆这是呆、这绝这是绝。
ABXB：出路由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嫁鸡跟鸡、嫁狗跟狗。
ABAB：细腻细腻、闹热闹热、清凉清凉、客气客气。
还有更为独特的单音三叠式，以表示最高程度：（福州话）“烘遘焦焦焦（烤得干极了），（厦门话）“火烧遘红红红”（火烧得红极了），“食遘饱饱饱”（吃得饱极了）。
第二，附加：同普通话相比，闽语没有“儿”尾，但闽海三系各有不同的“子”尾变体，俗写“仔”或“囝”。它的“焊接”极为自由，可以加在词后，也可以加在词头，可以附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乃至代词、数量词上。
名词：厝仔、猪仔（小义），野仔、呆仔（轻蔑义），平仔、芳仔（亲匿义）。
代词：我囝、汝囝（亲匿义）。
动词：截一滴囝（切一点儿）、放一滴囝（放一点儿）。
数量词：一把仔、两包仔。
形容词：番仔（不近情理）、戆仔（傻子）、小娘仔（姑娘）。
词尾除附加“囝”、“仔”外，还有附加“头”：暝头（上半夜）、折头（折扣率）、店头（铺子）、彩头（兆头）。
第三，词的内部曲折：普通话代词复数的附加成分“们”，在闽语中不用。如普通话的我们、你们、他们，厦门话为阮、
、
，福州话为我各人、汝各人、伊各人。福州话以“各人”替换“们”，厦门话则是利用语词内部语音的音素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
第四，语序和虚词：
1.双宾语的更移和省略：普通话总是把近宾（指人）放在远宾（指物）之前，如：“给我一本书。”但在闽方言中，有时不仅可以把远宾放在近宾之前，甚至可以把远宾省略，成为：掏蜀本书乞我→掏蜀本我。
2.状语的更移：普通话状语常置于谓语之前，而闽语则通常放在谓语之后，而厦门话尤为突出：行了了（全走了）、恰好以前（比从前好）、买蜀斤添（再买一斤）。
3.补语的更移：普通话通常紧挨动词（形容词）谓语而置于宾语之前，闽语则可以不必紧挨谓语而置于宾语之后。如：“我拍伊
过”（我打不过他）、“我食伊会倒”（我治得了他）、“你野呆“（你傻透了）、“我真戆”（我傻极了）。
4.虚词的省略：孤立语词与词间的关系及其语法主要靠虚词和词序来表达，而粘着语则靠词的自由组合来表示其语法关系，主要的靠虚词和语序来表示。所以闽语虚词又少又简单，有时仍用“焊接法”，如颇颇（颇）、寝寝（刚才）和时不时（时时）等。
闽，先秦为闽越地，秦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统一了闽越辖地，闽越人同中原人迅速地融合，而成为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虽然越语也在汉语的冲击下逐渐解体，逐渐丧失其粘着语的形态特征，但语言这种文化因素，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因此，不少古越人使用的粘着语成分，仍然还被保留下来，作为闽语的一个重要来源。今天闽语之所以成为我国汉语方言中内部分歧最大、语言现象至为复杂、语法规范尤为特殊的一大方言群，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22]
现代闽语与古越语的关系，还可以从语义上得到佐证。越人的主要社会文化特征之一，是“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因此，今天闽语中，凡是同水有关的语词，无不含有特殊的含义。如“泊”，原义为舟附岸。但在闽语中，词义大为扩大，除舟附岸为泊外，鸟附树、蝉附壁也为泊，甚至连人的一些行为性状也为泊。人躲起来，闽南话为“泊起来”。称有飞檐走壁技艺者，闽南话为“飞檐泊壁”的人。称旅人行止为“煞泊”；沰，本义为水落，闽语引申为凡物之落皆为“沰”，减重为“沰秤”，降价为“沰价”，掉膘为“沰重”，疝病为“沰肠”；洋，闽语除本义外，又称大块平地为“平洋”，本地为“本洋”。此外，如闽语中，房屋叫厝。原先它是越人权作停柩的特别建筑物，久而久之，一切房子都叫厝，闽南话连家也叫厝，这被解释为“越俗信鬼好巫的反映”；闽语称集市为“虚”，被认为同古越人的交换方式有关。因古越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时，并非面对面进行的，而是在四周空无一人，咸是避之的情况下互市的，故称之为“虚”。[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