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渔猎与采集

三 渔猎与采集

渔猎和采集活动在百越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时代愈早,这种比重就愈大。《逸周书·王会解》云:“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张华《博物志》云:“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果隋蠃蛤。”《汉书·地理志》云:“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淮南子·精神训》云:“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考古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百越民族的聚居区内,普遍发现有各种动物的遗骸。如河姆渡遗址,出土动物骨胳有红面猴、猕猴、家猪、水牛、青羊、梅花鹿、四不像、水鹿、赤麂、小麂、獐、犀、亚洲象、狗、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大灵猫、小灵猫、猫、花面狸、黑鼠、豪猪、穿山甲、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鹰、扬子鳄、乌龟、中华鳖等,除此之外,各种鱼类的遗骨相当丰富,比较破碎,遗址中随处可见,收集的标本仅是其中的小部分,其中有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鲷、鯔鱼、无齿蚌等,“上列动物共四十七种,其中哺乳类灵长目二种,偶蹄目九种,奇蹄目一种,长鼻目一种,食肉目十一种,啮齿目二种,鳞甲目一种,以及鸟类八种,爬行类三种,鱼类八种和软体动物一种。另外,有尚待进一步鉴定的动物三种:1.特大的鱼脊椎骨五件,最大的一个直径56毫米,前后端长53毫米;2.动物体骨一件,一端作细尖棒状,微侧扁,长270毫米,上有清晰的间距相等的节点;3.破碎鸟头骨四件。”“像这样种类繁多的动物遗骨的发现,在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些丰富的动物遗骨,反映了捕猎经济在当时还占有一定的比重。”[112]

河姆渡植物遗存“种类相当丰富,保存得非常完好。大量的稻谷、橡子和其他一些植物的果实,各种树叶、稻秆稻叶,外形完整,色泽鲜颖,脉纹清楚。不少树叶即使是第三第四级微细网脉,着生绒毛,也能清晰可辨。”[113]“湖熟文化”的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龟、鳖、螺丝、蛤、蚌壳和鱼骨”。[114]在昙石山遗址中,中层“主要是蛤蜊壳,间有灰褐土,尤以南半部蛤蜊壳堆积最厚,有的全部是蛤蜊壳”。经鉴定,“有蚊魁蛤、牡蛎、人耳螺”。同时还发现有“属于鱼类的骨椎一枚,鳍条三根,胸鳍四根,属于爬行类的鳖科背部和腹部”。[115]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时,发现大量动物骨胳,经上海市自然博物馆鉴定,“有梅花鹿、四不像鹿、獐、麂、家猪、牛、虎、狗、龟、裸顶鲷、鲨、蟹等”,[116]在江西贵溪的崖墓中,“几乎每座墓内部都有发现一二只鳖壳放置在棺木旁边”。[117]在广东佛山河宕遗址的第三层,是贝壳层,厚60—85厘米,特别是出土了三千五百多块各种陆栖和水生动物的遗骨(有猪、牛、狗、鹿、鳄、猴、象、鸟以及鱼类、鳖类、蚬、蚌、牡蛎、螺等)。可以看出,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渔猎占有很大的比重。[118]可见,渔猎和采集经济是百越先民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内部的结构,种植业与渔猎业的比重会发生变化,各支族之间的比例的轻重也会有所不同,但渔猎和采集经济自始至终是百越农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则是无可怀疑的。

百越先民的猎取方式,主要是弓射和网捕,在河姆渡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以骨耜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而且还有相当多的骨镞、骨哨、木矛、弹丸、陶球等狩猎工具。随着狩猎工具的不断改进,猎获的鸟兽多了,使人们有可能将活的猎物暂时留下,驯化、繁殖后代。在反复的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学会了驯养动物。驯养动物使原始人类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并为制造骨器提供部分原料。

大量野生的禽兽骨胳的发现表明,狩猎和捕捞是当时人类经济生产的重要手段。在狩猎活动中,鹿类是人们的主要狩猎对象,湖沼地带的鸟类、鱼类和龟鳖类,也都是经常被捕捉的对象。骨哨、骨镞、木矛、弹丸、陶球的使用,表明人们的捕猎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捕猎范围很广泛,平原湖沼地带和附近丘陵坡地上,都是人们捕猎的经常活动场所,从滨海河口的鱼类和象、犀、虎、熊的发现看,在较远的滨海地区和山区密林深处,也可能是人们进出捕猎的地方。

商周时代,在各类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和骨制的箭镞、矛、锛等工具,如广东河宕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大量的骨、石制锛、镞、矛等;[119]如马桥遗址的第四层,出土的箭头,占生产工具的首位;[120]南京太岗寺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224件,其中锛、镞就达127件,占总数的60%,[121]这说明百越民族依恃这些生产工具从事捕捞和渔猎活动。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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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缵初:《关于江苏的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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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8]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9]浙江省文管会:《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8年第8期。

[10]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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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徽省文物工作队:《薛家岗遗址一二次发掘简报》,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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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式挺:《谈谈石硖发现的栽培稻遗址》,《文物》1978年第7期。

[15]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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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8]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9]赵晔:《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20]赵晔:《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21]赵晔:《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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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广州市文管会、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31]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32]广州市文管会、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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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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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38]西湖博物馆:《良渚》。

[39]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考古》1962年第9期。

[40]上海市文管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41]李仰松:《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工具试探》,《考古》1980年第6期;王德庆:《江苏昆山荣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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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刘兴:《吴国农业考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廖志豪:《论吴越时期的青铜农具》,《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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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莫雅:《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第4期。

[53]杨式挺:《关于广东早期铁器的若干问题》,《考古》1977年第2期。

[5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5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待刊稿。

[5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57]范晔:《后汉书·任延传》。

[58]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59](日)西img定生;《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下),《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60]阎万英:《西汉时期我国的农业区域概貌》,《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61]王充:《论衡·书虚篇》。

[62]徐南洲:《“百越四田”与井田制的起源——读〈越绝书·记地传〉札记》,待刊稿。

[63]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64]北大C14实验室、中国社科院C14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65]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66]黄崇岳:《试论原始农业的经济地位》,《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67]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68]锺遐:《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猪骨和陶猪试论我国养猪的起源》,《文物》1976年第8期。

[69]林蔚文:《福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70]林蔚文:《福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71]张仲葛:《我国养猪业的历史》,《人民日报》1961年9月22日;徐恒彬:《广东汉代农业生产初探》,《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72]张仲葛:《我国养猪业的历史》,《人民日报》1961年9月22日;徐恒彬:《广东汉代农业生产初探》,《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7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74]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75]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76]林蔚文:《福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77]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3集。

[78]韦昭注:《国语·越语》。

[79]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80]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1期。

[81]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3集。

[82]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83]镇江博物馆:《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土墩墓》,《考古》1979年第2期。

[84]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浮山果园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6期。

[85]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86]广州市文管会、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87]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江苏省文管会:《江苏徐州汉画象石》,科学出版社,1959年;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88]徐恒彬:《汉代广东农业生产初探》,《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89]覃采鉴等:《从考古资料看汉初南越国的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90]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

[91]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9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管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图版131、132。

[9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武平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61年第4期。

[94]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95]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96]镇江博物馆:《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土墩墓》,《考古》1979年第2期。

[97]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土墩墓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6期。

[98]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99]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00]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101]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02]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03]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04]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05]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第7期。

[106]江西农学院植物教研组:《江西修水山背地区遗址出土生物遗体鉴定书》,《考古》1962年第7期。

[107]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8]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09]晋嵇含:《南方草木状》。

[110]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第2期。

[111]晋嵇含:《南方草木状》。

[112]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13]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14]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115]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116]上海市文管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17]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特征》,《文物》1980年第11期。

[118]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3集。

[119]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第3集。

[120]上海市文管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21]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