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筑术

百越民族的建筑术，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首先，在建筑物上已有众多的门窗及装饰，文献记载说：山阴城“柱长三丈五尺三寸，溜高丈六尺，宫有百户”。[1]同时，在房顶上已有各种装饰，范蠡筑小城，“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子胥筑大城及小城，在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鱙，以象龙角。”[2]有较高的雕刻错画技术，句践得“神木一只，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梗楠。巧工施校，制以规绳，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以丹青，错画文章。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采生光。”[3]在墙壁上还绘有壁画，“昔有善射者陈音，越王使简士习射于郊外，死因葬焉。冢令开，冢壁悉画作骑射之象，因以名山。”[4]可见百越民族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较高的建筑艺术。

其次，从组群方面看，福建崇安汉城是在最高台地建筑主要宫殿，此后随山势的自然落差形成几个建筑层次，高低上下，前后左右的建筑群显得自然协调和壮观。高台建筑是百越民族建筑艺术上的一个特长，从江浙至闽粤等广大地区，都有越王台等遗迹的发现和记录。这些越王台，都是建筑在台地上的建筑物。又从各类单座建筑物看，江西贵溪崖墓出土大型仿屋木棺，顶盖作悬山式，中间起脊，两侧平斜，两端内脊下有象征性的脊桁，檐下有挑檐桁，最后档板状若山墙。棺身上宽下窄，断面呈斗状，两端有外檐。而第十二号墓中的1号大棺，除了显示为干栏建筑的棺底六矮足外，棺盖作屋顶卷棚式，中间梭起有脊，脊面平。两端脊角外扬而上翘，形似正吻。脊下两侧作弧斜面，脊长檐短，显示出早期干栏建筑的长脊短檐式屋顶的特点。这两具仿屋棺木所显示的屋顶、正脊、正吻、脊桁、挑檐桁等结构造型，反映了百越民族在单座建筑物中已经形成的艺术风格。[5]此外，广东、广西等地出土的汉代干栏式陶屋建筑模型中的屋顶，也有圆顶、悬山等各种式样。广州皇帝岗出土的一些陶屋模型中往往还有造型得体的栏板和门窗等。[6]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屋模型，正面仅设两根明柱，无门窗结构，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屋顶为四坡式攒尖顶，屋顶的正中央，立一根高约7厘米，断面为八角形，柱顶塑有一大尾鸠的图腾柱。而且在屋顶、后墙、四阶及图腾柱等处都分别饰有方形结构的勾连回纹和S形勾连云纹，这一铜屋显示的艺术特点，标志着战国时期百越民族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新成就和已经达到的较高水准。[7]

百越民族的建筑业，在自己的不断开拓和发展中，中原各地先进的工艺技术也给予很大的影响和较多的渗透。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及组群布局很早以前就已经采取了均衡对称的方式。《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的都城建制时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中原各地发现的许多商周宫殿遗址都已证实了这一点。而福建崇安汉城、广州南越王墓及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铜屋模型等也都存在着这一建筑特点，说明当时中原地区这一建筑风格早已影响着百越民族。

商代早中期，中原地区的立柱法，虽仍沿袭先挖洞后立柱的做法，但已注意了柱洞的加固工作，在豫冀等地的许多建筑遗址中，普遍发现在柱洞底部多铺砾石的现象，这一做法同样在崇安汉城的一些宫殿遗址中可以看到。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一座铜屋模型，平面呈长方形，屋顶为悬山式，檐上前后各饰十二瓦垄，并铸出板瓦状，有两扇门，各置门环。前廊施二横一竖式栏杆。虽然此屋建于平台之上，平台下立柱八根呈干栏式结构，但其上层乃至屋顶等造型结构风格都与中原同类建筑无异。它反映越人在保留其原有合理的特点之外，也已经较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先进的建筑构造工艺技术。[8]

在建筑材料的运用方面，百越民族的建材也明显受到影响。一般说来，中原地区夏商之际可能已经有了较原始的夯土建筑，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板瓦、筒瓦，战国时期已有了栏杆砖和排水管。由于与华夏族及周边的民族长期的交往和接触，中原先进的建材及建筑技术也不断为百越民族所接受和利用。西汉时期所发现的有关百越建筑材料，既保留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其造型、式样、质地又受中原的强烈影响。

广西合浦铜屋模型

总之，百越民族的建筑术有自己的风格，在接受中原先进的建筑工艺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独特的、合理的和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几千年来，百越民族的建筑工艺仍然流传于世，造福后人。所有这些，都使百越民族的建筑术在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一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