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西瓯

西瓯，有称西呕，最早见于《史记》记载。关于西瓯与骆越族称，究竟是指一个民族或是不同的二个民族，有不同看法。原因之一，对史书记载有不同理解，如《史记·南越列传》有“西瓯、骆”和“其西瓯骆”两种断句。《汉书·两粤传》在同一内容记载，标点也有不同，有“西瓯骆，役属焉”和“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因而有的认为言西是指方位，故后来史书有的称“瓯骆”；有的认为西是与东对举，东有东瓯，西有西瓯；还有的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时代对同一民族的称呼，顾野王《舆地志》云：“交趾，周为骆越，秦时为西瓯。”颜师古注：“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于）东瓯也。”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亦认为：“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有的还提出“西瓯是地名，骆越是族称。西瓯在汉晋为郁林郡，在秦为桂林郡。秦桂林郡，南越因之，汉分桂林郡为郁林郡、苍梧郡，于是文献上都记述郁林郡（包括昔日贵州、邕州）、交趾（治所苍梧）和秦桂林郡东部的茂名，皆古西瓯骆越地，即秦的桂林郡也。”[82]有些人主张历史上不存在西瓯和骆越两个同时并存的越人。

有的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西瓯和骆越不同，同为百越的一支。史书记载也很清楚，《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文中对“瓯骆”用“皆得”“相攻”一词，明显不是指单数。《汉书·两粤传》也指出“西有西瓯”。可见“瓯骆”系指西瓯和骆越。后来的史书也都分别记载它们的分布区，晋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旧唐书·地理志》贵州条云：党州（今玉林县）“古西瓯所居”。该书还说邕州宣化县（今邕宁县）“驩水在县北，本牂柯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近人亦多主此说，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认为：“知西瓯与骆，本非联对名词，即非联结名词，则所谓‘闽越西瓯骆’，实指三地，而非二地。西瓯与骆，本为越之二支。”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西瓯与骆越为不同的两个族，各有其分布范围。关于西瓯的分布区，前面说过，看法也有不同，有的认为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83]有的认为“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即浔江流域）一带。”[84]有的认为“平乐地区是属于南越活动范围”；有的以今日柳江为界，“柳江东南则为西瓯”。这些看法不同主要是在与南越交界的广西东部地区，而西瓯主要分布在今桂江流域一带的看法则是一致的，大体相当于秦的桂林郡，即汉代的郁林、苍梧郡一带。

关于西瓯的族源，除了与南越的来源有一些相同的不正确看法外，有的从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所说：“瓯在海中，郁林郡为西瓯。”瓯即前面所述的东瓯，从东西两字对举，认为西瓯与东瓯来源有关，并从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鼓双身船纹进行比较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西瓯族来源有西迁的东瓯人，认为“其民族成份亦至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东瓯越人，复杂的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85]

关于西瓯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少，《尚书·牧誓》、《逸周书·王会解》等书和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南夷”、“仓吾”、“南瓯”等记载和名称，说明当时包括西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已同中原王朝有来往，文化有了交流。1974年在武鸣全苏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卣，灌阳钟山出土的圈带纹周代铜钟，荔浦县栗木出土西周兽身铜尊，都有商周中原地区的作风，即是一例。但从考古资料所提供的证据，西瓯这个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文化遗迹，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已有“柳江人”，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更是遍及这一带的江河流域。从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该遗址有较厚的螺蛳贝壳堆积，有居住地、墓地，还有烧坑、石器制作场所和石料贮放点，表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有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根据广西出土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工作者多年所作的比较研究，认为桂北、桂东和桂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从中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出土的生产工具仍是以磨制的石器为主，陶器多印纹硬陶。“广西地区发现的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各阶段是互相衔接的，显示了它本身长期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当地的文化遗存同中原地区诸原始文化相比，既受到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诸原始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是我国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6]西瓯地区经过发达的原始社会之后，同样经过了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印纹陶文化”属于青铜文化，在贺县中华遗址曾发现少量青铜器，平南县石脚山遗址还发现铸范，说明这些地方已进入使用青铜器时代。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发掘了大量墓葬，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平乐艮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这批墓葬有明显的特点，如墓底设置腰坑，可能由商周葬俗演变而来，这和当时岭南地区仍处于奴隶制阶段的社会特点有关。随葬实用的生活用具、兵器和生产工具；器物中有扁茎剑、双肩铲形钺、靴形钺等。陶器纹饰中多弦纹、锥刺篦纹、水波纹、米字纹和刻划纹符号。这都是当时南方百越文化的独特作风。”[87]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足以说明西瓯族及其先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西瓯族的来源不是外来的，也是由当地的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

关于先秦时期的西瓯历史，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很少，对西瓯的历史了解还有待充实。但是在先秦时期，西瓯的社会经济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广泛使用青铜器，据统计，解放后广西各地出土先秦青铜器有五百多件。[88]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虽有五十万兵力，但是在西瓯王国首领译于宋的领导下，大败秦兵秦将，“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兵“三年不解甲弛弩”。可见这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的抗秦斗争。译于宋阵亡后，又“相置桀骏以为将”，“莫肯为秦虏”，进行顽强的斗争，显示出当时西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现一座被认为是西汉前期西瓯君王夫妇的合葬墓，这座墓规模很大，椁底还有七个奴隶殉葬坑，该墓出土铜器二百多件，还有大量漆器，都具有地方特点。铜器中有篆刻“布”字铭文，漆器中有“布山”烙印。汉代的“布山”，即今广西贵县。可见先秦时期西瓯地区手工业水平是不低的，手工业发展也说明农业的进步。

秦的统一，在西瓯地区设置桂林郡，促进了西瓯同全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灵渠”的开凿，进一步沟通西瓯与中原和其他地区经济往来。特别是秦始皇把大批汉人徙处岭南，“与越杂处”。这些措施的施行，客观上促进了西瓯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秦汉的统一，这是西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汉代西瓯属赵佗南越国统治，赵佗曾派出官吏统治。秦末赵佗割据岭南，避免了一场战争。社会的安定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多，《续汉书·郡国志》记载：“苍梧郡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合浦县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仅一个郡就有几十万人口。还出现一些城市。解放后广西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桂林、钦州、柳州等地发现秦汉时的墓葬一百余处，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尤其是象征统治权力的大铜鼓，已掌握较高的冶炼和焊接技术。出土的农作物和果品有：稻谷、粟粒、芋头、葫芦、麻、木瓜、桃、橄榄和荔枝等，还有羊、马、猪、鸡、鹅、狗及仓囷等模型，反映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开始使用了铁器。南越国时期，西瓯地区社会已同南越一样处于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了南越国吕嘉的叛乱，“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粤桂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89]汉武帝统一南越国之后，设置九个郡统治，西瓯历史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