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于越
于越，又称内越和大越，是百越中较著名的一支。于越名称，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40年）“于越来宾”。同书又记载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东都”，此事，于越也参加朝贡。
于越的居住地，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越王句践，其先……封于会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禹以下亦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史载均指出会稽是于越的政治中心，首领的居住地。会稽在何处，《汉书·严助传》云：“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南近诸越，就是南边与闽越等为邻，北面以钱塘江为界，在今太湖南岸与句吴错居。《国语·越语上》具体指出于越地望的范围：“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县），北至于御儿（今嘉兴县），东至于鄞（今鄞县），西至于姑蔑（今太湖）。”这个疆域相当于现在浙江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这与上述浙江几何印纹陶流行时期，这三个区域的总特征是接近的看法相符合。因此于越分布区是以浙江绍兴为中心，包括了这三个区域在内。
于越是一个具有长久历史的民族。关于于越的历史，特别是来源问题，学术上看法不一。司马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提出：“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又补充《史记》“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把于越最早祖先推定为夏少康庶子“无余”。关于于越的世系，《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又载：“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句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彊立。”由此可见，句践以后世系记载清楚，而在句践、允常以前的世系却只泛泛说“二十余世”，并把句践祖先挂上夏后帝少康庶子。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如果再从考古出土的文化比较，夏、越明显是两种不同文化。因此，关于“越为禹后说”的观点已愈来愈引起诸多学者的怀疑。这在越族的来源一节已有详细论述。
从文献结合考古资料，我们认为于越不是外来的民族，而是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土生土长的，是根植于当地新石器文化，并由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而成的。考古资料说明了这一地区“印纹陶文化”既受良渚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因素。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属母系社会，良渚文化属父系社会并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从浙江地区原始文化和印纹陶前后的承继关系，便可以看出于越是来源于当地原始土著民。
关于于越的早期历史，史书记载很贫乏，有的又不可信，因此要从文献资料说明于越的早期历史，困难很大。根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再经过若干年代，才“稍有君臣之义”。就以这一记载，反映于越在商代以前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进入“君臣之义”，阶级开始分化，则无说明。
根据浙江省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于越社会经济虽比中原及其他一些先进国家落后些，但比起百越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发达的。至春秋时已挤身于当时争霸的行列。
于越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从河姆渡遗址发掘证明，在第四层中出土1171件文物中，生产工具有
、凿、磨石、骨耜、木铲等，并在十多个探方中的四百多平方米内普遍发现稻谷。据研究，这种稻谷属人工栽培的水稻。[12]可见当时于越先民已过着定居生活，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句践时，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很大的改进，使得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比以前增加和提高。吴王称赞“越地肥沃，其种甚嘉。”[13]农业发展了，促进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青铜、冶铸、纺织、陶瓷和造船等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普遍使用青铜器。1960年在绍兴西施山发现冶炼遗址，出土了刀、削、锯、镰、斧、凿、犁等大批青铜器。[14]越国的青铜冶铸与吴国一样，在当时都是比较闻名的，有著名工匠如欧冶子等人，其铸造的青铜剑，被当时誉为“宝剑”。出土及传世越王剑于今仍完整如新，锋刃锐利，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浙江省历代的纺织和陶瓷工艺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同古代于越在这些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淮南子·原道训》云：“于越生葛絺。”《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记载，越王“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使越女织治葛布。”[15]“越王乃使大夫种索葛布十万”[16]送给吴王夫差。葛布就是苧麻布。直至汉代，葛布又名“白越”，仍作为贵族间的馈赠品。还有编织业，都是比较发达的。陶瓷器，据考古资料，釉陶，即原始瓷，最早出现在越国。于越在我国瓷器发明史上是有特殊贡献的。经济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和城市的出现。
于越位于浙江河口和东海之滨，有江河湖海之利，造船及航海技术尤为发达。《淮南子·齐俗训》云：“越人善于舟”，有“以船为车”之称。句践自己也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17]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至迟在春秋时代，越国内部社会结构，最高统治者称王，有上将军范蠡、大夫文种，还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习流”“教士”“诸御”等军事编制和武装力量。关于于越的社会结构，有的主张大约自周代已进入奴隶社会；有的认为一直到灭国还停留在早期奴隶社会；有的认为自句践进行某些改革后，其社会已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还有的认为这时已进入封建社会。总之，于越的社会经济在百越各族中还是走在前列的。
越国在越王允常时已逐渐强大，至句践时国力大振。越国也是春秋末期崛起的国家。当时周王室衰弱，诸侯国林立，各自为政。吴、越两族相邻，虽同为百越族，但政治上却是敌对，都有各自霸业的野心。吴、越早期都是楚的附庸，后来吴在晋的帮助下，日益强大，开始叛楚。吴、楚争雄时，吴联晋制楚，越则联楚制吴，吴、越相伐时有发生。公元前544年（鲁襄公29年），吴伐越。公元前537年（鲁昭公5年）越联楚及其他国家伐吴。公元前496年（鲁定公14年）吴又伐越。吴王阖闾伤死。夫差即位，吴越结怨加深，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句践不听范蠡劝阻，拟先发制人攻吴，却被夫差打败。“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18]越王兵败退守会稽后，派人与吴讲和。夫差不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意见，听信太宰伯嚭言，同意议和。句践夫妇和范蠡被夫差拘囚三年，受尽屈辱，最后用重金贿赂伯嚭，得以获释回国。
句践归国后，时刻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19]同时大胆地进行一些改革，在政治上重用外族一些政治家，如范蠡、文种等人参与治国辅政；经济方面，鼓励农商，采用计然提出的保持物价稳定以及农商互利政策。整顿吏治。减轻剥削。“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20]经过近十年左右的整顿，于公元前482年，当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时，句吴精兵从王，惟独老弱和太子留守。范蠡劝句践乘机起兵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友等人。吴王使人厚礼与越讲和。三年后，越又伐吴。吴王又请求讲和，越不许，遂灭之，吴王夫差自杀。
句践灭吴后，“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21]并徙都琅琊。这是越国最兴盛发达的时代。
句践死后，越王朱句在位时，继续吞并邻国，鲁元公十四年（前415年）灭滕（今山东省滕县），翌年，灭郯（今山东省郯县境）。至王翳时，国力开始变化，先是从琅琊迁都到吴（今江苏苏州），接着发生三代君王相互残杀，国内政局不安。至越王无彊时，又企图重整国威，准备两面出击，“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22]时齐威王使人劝越伐楚，“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结果被楚国所败。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3]越王无彊被楚杀后，“楚威王灭无彊，无彊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24]无彊的子孙仍继续与楚抗争，最后抵挡不住楚的追击，部分越国臣民向浙南和闽北等地迁徙，越国被楚所灭。吴、越两族沦为楚国的统治达一百多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吴越地区置会稽郡。吴、越灭国之后，吴、越民族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