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住室

三　住室

百越民族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温差较少，湿度较大。居住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点，就已经建有干栏式、地面式和半地穴式多种建筑。早在六、七千年前，百越的先民就可能利用竹、木材料建造大片带榫卯的干栏建筑。[13]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有半地穴式建筑。[14]距今四千年左右的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晚期的居民也建筑有半地穴式居址。[15]商周至秦汉时期，百越民族继承和发展了其先民的历史遗产，建筑多种的居室，其中以干栏式建筑最具有民族风格和特点，概述如下：

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阁栏等，干栏式结构一般是指房屋建于平台（托架）之上，其下以木柱构成底架，使房屋底面离开地面。原始时期的底架多采用打桩深埋柱的作法，秦汉时期也有采用以砾石垫基立柱的作法，即将木柱立于地面（基石）之上，不埋于柱洞或土中。其特点：“一是底部悬空；二是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三是屋顶的结构作两面坡式。”[16]

干栏式建筑源远流长，在我国南方各地流行时间很长，分布很广泛，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百越的先民就已普遍采用干栏式建筑居址，浙江省余姚河姆渡[17]、吴兴钱山漾[18]和杭州的水田畈[19]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其遗迹的发现。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则出土有它的陶屋模型。[20]广东高安县的茅岗遗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成片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迹。[21]江西贵溪崖墓中，发现一具“屋脊形大棺”，它的底部悬空有六足支撑，棺盖两边翘起，挑檐出外，盖面置两面坡式，棺底向内收缩，具备了干栏式建筑的基本特点，“应是仿造生前住房制成的。”[22]福建崇安汉城高胡坪宫殿遗址的干栏式建筑[23]等，充分说明干栏建筑是百越民族的重要居址建筑物之一。秦汉以后，百越民族虽逐步同化于汉族，但是，其传统的建筑形制仍然保留着，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如广州的汉墓[24]、湖南长沙等汉墓[25]中都还随葬有“干栏”式的陶屋模型。居住在浙江安阳（今浙江瑞安县）的百越后裔“安家之民”和台湾的“山夷”仍然是建筑这种居址的。《临海水土志》云：“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直至近现代，居住于台湾的高山族和福建两广等地山区的人们以及与百越民族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黎、傣等族，依然盛行这种建筑形制。

商周至秦汉时，百越民族建筑的干栏式房屋，据林蔚文同志分析的结果，认为“有高干栏和低干栏之分”。[26]高干栏建筑底架一般距地表较高，底间可以用于容纳家畜和堆放什物，楼上则铺设木板用以居人。低干栏建筑一般底架距地较低，其主要作用可能仅仅为了防潮。1979年江西贵溪发掘的崖洞墓中所发现的木脊形大棺，该棺盖作卷棚式，中间隆起有脊，两端脊面外扬而上翘，形似正吻，脊下两侧作弧斜面，短檐。棺底下部有刳制而成的桥形矮足三对，分置两端及中部，足高8厘米。很显然，这些矮足应是象征着低干栏式结构。[27]福建崇安汉城高胡坪宫殿遗址地区发现的整排大柱洞间隔约3米，但在两个大柱洞之间的地表上，只隔一米左右又放置一块砾石，这些砾石应为地面柱础石，其间距较密，因此有的人认为砾石应是用以竖立矮柱的，而这些矮柱的作用，显然是为上层铺设地（木）板之用，因此这些宫殿建筑也应属于低干栏结构建筑。[28]

解放后，广东、广西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干栏式陶屋模型，这些陶屋的底层较高，一般都可用于容纳家畜和杂物，形成上下两层，即“上以自处，下畜牛豕”的高干栏建筑。[29]

1978年在广东省高要县茅岗大队渔塘发现的一处水上木结构建筑的形式又另具特色。这里残存的建筑遗址平面均呈长方形，遗物有木桩、木板、木柱等。据报告，木桩是采用直接敲砸法打入地层，是为支撑房架的附属构造。木柱均挖洞栽入，是支撑房架的主体，这些木柱绝大部分都凿有榫孔以纳梁架，而残存的木板，则是木柱梁架上的构件，即居住面的地板。这种水上建筑属于干栏式结构棚居类型。

1982年浙江绍兴发现的M306战国墓出土的一座青铜房屋模型，全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房屋进深三间，各间深度均等，南面敞开，无门窗，室内仅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落地式立壁。此屋当是当时房屋建筑的缩影，可惜在铸造时略去梁上结构，使我们无法确认其梁上结构的情况，但此屋主柱较少以及四坡式攒尖顶等形式看，其属于抬梁式木构架结构的可能性更为大些。因为抬梁式木构架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初步完备，它是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在石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迭数层瓜柱和梁，最上层上立脊瓜柱，构成一组木构架，与穿斗式木构架比较，前者用柱少，后者用柱多，前者多用大柱，后者多用小柱。模型仅见两柱，所以其属于抬梁式结构的可能性更大些。[30]

春秋至秦汉时期，百越民族建筑物的类型增多，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表明，这一时期除了有干栏式建筑外，尚有许多城堡、宫殿、台榭、楼阁、亭苑、冢室、厩房、墩台等。百越民族的城市建筑在《史记》、《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均有记载，如《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于越的城市有山阴大城、小城，句吴的城市有吴大城、吴小城。《史记》《汉书》记载闽越的城市有冶都、汉阳城、东瓯城等及南越的番禺城；考古发现的有福建崇安汉城、南越王城。文献记载百越民族有许多宫殿建筑，台榭、楼阁等，《吴越春秋》载：“范蠡为句践立飞翼楼以象天门。”“范蠡于东武山起游台，其上东南为司马门。”“立增楼，冠其山巅以为吴台，起离台于淮阳中，宿台在于高平，驾台在于成丘，立苑于乐野，燕台在于石室……”[31]《南越志》载：“熙安县东南有圆岗，高十丈，四面为羊肠道，论者曰：尉佗登此望汉而朝，名曰朝食。”《左传》记载句吴有宫殿、台榭，《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句践有“驾台”、“离台”、“美人台”等。孔晔《会稽记》载：“越时起灵台于会稽（龟山）山上，又作三层楼以望云。”《南越志》载赵佗“构越华馆以送陆贾，因称朝亭。”《建安志》载：“（将乐县）百丈山鸟道，昔越王于上设置台榭。”“越王猎于将乐野宫，高平苑为越王校猎之所。”《读史方舆纪要》载：浙江慈溪县车厩山“昔越王句践置厩于此，停车秣马，遗迹犹存”。至于冢室、墩台、城堡等建筑物，文献上有不少记载。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也经常发现，比较重要的有近年发掘的绍兴306号战国墓，广州南越王墓及考古调查发现的越汉阳城墩台和六十年代浙江吴兴等地发现的春秋时期越国城堡（有的认为是石室墓）遗迹等。

同时，各类建筑的规模也日渐庞大，《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句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越王句践“霸关东，从琅玡，起观台，台周八里，以望东海。”《水经注》载：“（会稽秦望山）山南有瞧岘，中有大城，越王无余旧都也。”[32]《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西宫，周一里二十六步。”《郡国志》载：“广州万人城，即尉佗故城也。”《广州记》载：“尉佗筑城以朝汉，室圆，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进，顶上三亩。”《读史方舆纪要》载浙江黄岩县古城，“县南三十五里，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波，故宫基地，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可见其规模确实是很大的。考古资料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如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经勘测和大规模发掘，该城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总面积大约48万平方米。城内高处分布着几座大型宫殿遗址，城内外还散布着居民区、作坊区、驻兵区、墓葬区以及街道、护城濠等。《史记·东越列传》载故越衍侯吴阳反攻闽越王余善于汉阳（今浦城），近年经考古调查得知该城面积约有20余万平方米，全城依三个山岗建筑，城墙用土夯筑，残存宽度2至5米左右，为了防御之需，有的地方在内城墙外又加筑了一道城墙。[33]

1973年广州发掘的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一处建筑遗址。该遗址在船场遗址的东北面，当时仅发掘一段长约20米的砖石走道。走道规模大，作工讲究，中间平铺灰白色砂岩石板两行，两侧又砌有大型印花砖夹边。从这些残留的砖石走道分析，发掘者认为汉初在船场附近曾营造过大型宫室，而且规模较大，建造讲究。该处出土的板瓦、筒瓦上的文字戳记与广州发现的南越人墓出土的陶器中的陶文戳记相同，因此这处尚未发掘的大型宫殿遗址当为南越所有。[34]此外，当时南越等地越人墓葬的规模也很庞大，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墓室全长约11米，宽12.5米，分为前后左右中等七室，其占地面积及规模之大，充分显示了当年越人贵族墓葬建筑的规模和水平。[35]

总之，百越民族有干栏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而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商周至秦汉时，建筑业迅速发展，就其结构而言，有低干栏和高干栏之分，且规模巨大，形式多样，具有独特的风格和艺术，是当年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格之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