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稻种植

（一）水稻种植

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同理，农业生产是古代百越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水稻的栽培和种植是百越民族农业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关于稻作起源的具体地点，学术界的看法尚不一致，有的认为栽培稻起源于我国云贵、印度阿萨姆到尼泊尔这一狭长地带，而中心是云南。这就是说，居住在云南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先民是最早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人群之一，云南的野生稻分布广泛，稻种的各种生态类型十分丰富。在考古上迄今最早的稻作遗址是距今三千二百六十年的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尚需有填补的缺环，但云南早在史前时代即已种稻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中心。这里史前栽培稻的遗存最为密集，时代也最早，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该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400平方米厚约30—40厘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有人推算积存稻谷当在120吨以上。同时出土大量的骨耜，表明这里存在着堪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相媲美的发达的稻作文化，从而打破了我国农业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单一中心的传统观念，河姆渡等遗址的地望，出土的稻谷、干栏建筑、鸟图腾遗迹等，说明它是典型的百越民族先民所创造的文化。[2]

中国稻作起源的具体地点虽尚有争议，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说明，百越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稻作的发明和广泛栽培是百越先民和百越民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伟大贡献。

在长江下游，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一带，原先只有一些岛屿和不大的沙洲。由于长江带来大量泥沙，加上钱塘江的部分沉积，逐步形成了南北两道沙堤。后来沙堤逐渐合垅，围成了一个很大的泻湖；年长月久，泻湖又演变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许多湖泊和沼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许多就分布在古代湖泊岸边和沼泽近旁。又由于新构造运动引起的地壳沉降，使有些文化层降到了潜水面以下，有的上面已覆盖了一层泥炭或沼铁矿，这种条件反倒有利于有机物的保存，因而往往可以发现稻谷和其它植物性遗存。

在百越先民居住的区域内，已发现的栽培稻遗存多处，分别属于江苏、浙江、安徽、上海、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

1.江苏无锡仙蠡墩：1954年冬，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无锡仙蠡墩发掘时，于下文化层发现成堆的稻壳。[3]

2.南京庙山：南京博物院于1958年曾对该处进行清理，发现一件饰红色陶衣的器盖，上面有显著的稻壳痕迹，[4]遗存面貌与南京北阴阳营第四层墓地基本相同。

3.吴县草鞋山：1972—1973年进行了两次发掘。该处文化堆积厚达11米，在最底下的第十层，即相当于马家浜下层的H2和H7中出土了结成团块的炭化稻谷。[5]

4.上海青浦崧泽：在探方A2的下层出土稻谷颗粒和稻叶残片；在A2的灰坑中发现稻谷及米。稻谷颖壳脉纹清晰，有的颖尖也很清楚。米粒完整，但胚部已脱落。[6]

5.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分为三区，在甲区和乙区第四层都发现了成堆的炭化稻谷和米，稻谷纵沟及残留的颖壳均清晰可辨。T12下层（属乙区第4层）有一粗厚的黑陶片上有好几粒稻谷印痕，其中有一颗特别明显，可能是制陶时做为掺和料加进去的。[7]

6.杭州水田畈：在属于良渚文化的第四层中发现了炭化稻谷。[8]

7.余姚河姆渡：这里发现的稻谷遗存极为丰富，单是1973年冬至1974年春第一次发掘时，就在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普遍发现厚度约40—50厘米，这些堆积的成份以水稻的各部分的遗物为主，局部地方几乎全是谷壳。谷壳和稻叶等不失原有外形，有的稻叶色泽如新，有的甚至连稻谷的稃毛还清晰可辨。这些稻谷经北京植物研究所等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稻。同时，从出土情况看，稻子的各部分都有，不仅是只有穗子而没有秆叶，这是区别于采集野生稻的旁证之一。这些事实说明，当时有比较发达的水稻种植当无疑问。[9]

籼和粳的谷粒主要可按粒长和粒宽的比例加以区别，粳稻的长宽比一般都在2以下，约1.6—2.3之间（极个别的可达2.5），籼稻的长宽比一般都在2以上，约2—3之间（高的可达3以上），河姆渡稻谷据分两批测定的结果，偏小的稻谷，其长宽比为2.71，偏大的2.53，平均2.62，因此，可以认为是典型的籼稻稻谷。再次，稻谷壳上的稃毛分布情况也是区别籼粳的重要依据。通常是，籼稻的稃毛在谷壳（即内外颖）上分布均匀，稃毛的长短也不整齐，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虽已炭化，但保存完整的谷粒，其内外颖轮廓清晰可分，内外颖上的纵脉隆起明显，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较整齐，长短一致，这是典型的籼稻稻谷征状。[10]

8.桐乡罗家角：这里的“稻米，主要出于第三、四层，分别出自T102、109、114、119、120、130等探方中，全变成黑色，约有三分之一为带颖稻实。经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周季维先生鉴定，认为稻谷的粒形残片及断面，在十六倍镜下可见淀粉焦化颗粒，T120（三）：14，稻谷总数约300粒，粒形较完整的约170粒，绝大部为无胚米粒，少数附着有颖，颖片上有方格纹可见芒及护颖有脱落痕迹，就脱颖米粒长宽比值（按程侃声先生的看法：长宽比在1.5—3.0为粳，2.7—4.0为籼），目测计数156粒，其拟属粳55粒（占35.27％），拟属籼101粒（占64.74％），T119（三）：9，总数约150粒，较完整者85粒，目测粒形长宽比划分籼65粒（76.47％），粳20粒（23.55％），粒形较河姆渡遗址者小，估计原千粒重在20—21克。”[11]

9.安徽潜山薛家岗：1978年—1980年曾在此进行了三次发掘，在一次残房基的红烧土堆积中掺杂了许多稻壳，应是作为建筑物涂料的稻糠泥经火烧烤而形成的。[12]

10.江西修水跑马岭；这里曾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房屋F1，长6.5米，宽4.5米。残留部分墙壁，原先应是木骨泥墙，是用红砂土掺入稻秆和谷壳筑成的，经火烧成了红色或灰黑色。[13]

11.广东曲江石硖及其附近的泥岭两处出土过稻谷。[14]

12.台湾省台中县的营浦遗址中发现了史前的稻谷遗存，这里有些陶片中印有稻壳的痕迹，所属文化接近凤鼻头贝丘文化，[15]与福建昙石山文化也有若干相近之处。

13.1974年6月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管会在吴县东坊公社摇城遗址发掘时，从一口古井中，清理出数十粒稻谷。[16]

由上可知，百越的先民确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由于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最早，稻谷又最丰富，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17]。

百越先民所种植的水稻，根据鉴定，其品种有籼稻和粳稻，而以籼稻为主，在江浙地区，“似乎是时间越早籼稻所占比例越大”[18]。

商周至秦汉时代，百越民族继承其先民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把水稻种植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淮南子·说山训》说：“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而百越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大部分适宜于水稻的生长。《逸周书·王会解》说：“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东周至秦汉时，水稻的种植更成为百越农业中一个极重要的部门，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普遍种植稻谷，夫差时，句吴一次就借贷给于越稻谷“万石”。[19]同样，于越一次也有能力还给句吴稻谷“万石”。[20]夫差说：“越地肥沃，其种甚嘉”，所以，“越王粟稔，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复还斗斛之数，亦使大夫种归之”[21]，说明春秋晚年，吴、越水稻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1982年5月至6月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定海县蓬莱新村发掘时，发现“炭化稻谷遗存”，“从发现的稻谷来看，谷粒形状大小与现代栽培稻基本相同，在有的谷粒上还留有清晰的谷芒，经农业粮种公司鉴定，在这批炭化稻谷中，有粳稻和籼稻二种，它们之间的比例以粳稻为多，有少部份谷粒比较瘦长，似为籼型品种，这二种稻谷品种均应属人工栽培稻”。[22]商周时的闽越和南越，也发现有水稻的遗存，1960年在南安县丰州狮子山发掘的遗址中，在一些经过火烧的赤黑色的草拌泥土块的断面中发现有稻谷壳和稻子的痕迹。[23]1956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永春九兜山发现的一个陶瓮，内壁上也发现印有稻秆和谷壳的痕迹。[24]在南越地区，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发掘时，二、三、四期都出土稻米或稻谷壳，二、三期属新石器时代，第四期则属商代。[25]

秦汉时的闽越和南越、西瓯、骆越，继续普遍种植水稻，《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说：楚越之地，“饭稻羹渔”，“民食渔稻”。海南岛地区“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26]台湾地区的闽越人种植“五谷”。[27]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岭南地区，不但普遍种植水稻，而且懂得选择、培育和引进适合于本地栽培的优良品种，如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有稻粒，和一块书有“倉种”的木牍。据考证，倉种是一种经过选择的稻谷品种。[28]另外在两块木牍上写有“客一石”和“客”等字。稻即籼，是一种早熟的稻种，它具有分蘖性强，耐热耐强光的特点，很适宜于岭南的炎热气候。据《农政全书》注：籼稻“其粒细长而白，味甘香，九月而熟，是谓稻之上品。”在籼字前冠以“客”字，表明它不是本地品种，而是从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异物志》载：西汉时的交趾，水稻已是“一岁冬夏再种”，[29]说明一年可以种植双季稻了。在广州汉墓中也发现稻谷。[30]

总之，百越的先民是栽培稻的发明者之一，而水稻的种植则是百越民族农业经济中的重要部门。

百越民族除种植水稻外，尚有多种多样的农作物，如种植粢、黍、赤豆、粟、麦、大豆、穬、蔬菜、水果等，《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载：“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穬，比疏食，故无贾。辛货之户曰果，比疏食，无贾。壬癸无货。”这里说的虽是如何正确处理好农商的关系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吴越地区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秦汉时的岭南地区，除种植水稻外，也大量种粟，贵县罗泊湾汉墓里发现过粟粒。[31]《汉书·南粤传》记载：汉武帝平南越时，楼船将军杨仆就截获过南越成船的粟米。在广州汉墓中发现过黍子。[32]在贵县罗泊湾汉墓还出土过许多大麻籽。在梧州大塘三号汉墓的铜碗内盛有豆。[33]百越民族还种植薏苡，最早的薏米遗存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直至汉代，岭南的薏苡也很为著名。平乐银山岭汉墓一件陶簋内盛满了薏米。薏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薏米可以和在稻米里煮粥饭或磨成面，还可入药。《后汉书·马援传》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槀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弔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可知，薏苡是岭南地区的重要作物。

综上所述，百越民族的粮食作物，是以水稻为主的，同时还种植其他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