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冶铸术

百越民族的青铜冶铸术，尽管各地发展不平衡，但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其技术水平还是较高的。

青铜冶铸要有二个前提，一是要有矿产资源，二是要有冶铸技术。

百越所在地资源丰富，有铜矿和锡矿等，《周礼·考工记》说：“吴、越之金、锡，此美之材也。”按“金”即铜。《禹贡》说扬州“厥贡唯金三品”。所谓三品，指的是金、银、铜。李斯：《谏逐客令》说：“江南贡金、锡。”可见，百越所在地多数有铜、锡矿。有铜、锡矿还得会开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材料，商周时代，百越民族多数地区已会采矿，《建康志》卷十七载：江宁县东南，句容县北和溧水县西，都有铜山，溧水县东南还有铜官山，均为古代采铜之地。《太平寰宇记》载：铜陵县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铸铜”。广西、广东地区“多铜银”，“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9]可见百越民族已能开采铜、锡矿等。

从商周时代开始的青铜冶铸业，到春秋战国时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最能体现这种工艺水平的是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大量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多量使用，也是衡量青铜冶铸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吴越两地的几何纹剑看，其装饰花纹是用与剑体金属不同的另一种金属铸成的，有的因金属含量不同，而呈色不同，明显地与剑体金属区分开来。有的则因这种装饰花纹没有剑体金属坚硬，在砥砺剑体时，由于硬度不同而微有凹陷，显示出隐花的图案。根据上海博物馆对这类残剑的解剖，花纹的刻痕最深有0.5毫米，用X光衍射对花纹进行分析表明，基体是锡青铜，而花纹是锡、铜及铁的合金。同时化学分析也证明此花纹是锡与铜铁的合金。显然，这类剑铸造时，就在剑体上留下花纹的刻槽，然后再镶嵌其他金属而形成装璜的效果。这与错金铭文等结合，可能是《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说的“阳作龟文，阴作漫理”。

所谓青铜嵌铸剑是指剑体用两种含量不同的青铜嵌铸而成的剑，即剑的中脊为一种青铜，而锷部又是另一种青铜，如吴县文管会所藏的几枚青铜剑就是。从表面看，剑的锷部呈黑青灰而中脊呈铜绿色，中脊仅达离剑锋2厘米处，这种剑是先铸剑脊，然后嵌铸在剑体中，从上海博物馆馆藏A473、A475、A483号剑的金相分析看，（参看附表一）两锷合金的含锡量高，是锡青铜。在通常的情况下，纯铜的硬度是博林氏硬度计的35度，若加锡5—7％，就增高到博氏计50—60度，若加锡7—9％，硬度可增到65—75度，如果加锡9—11％，硬度就增到博氏计的70—80度，如加锡10—20％，硬度可提高到博氏计的80—90度左右。这种嵌铸剑的锷部由于加锡在17.33—19.88％之间，故其刃部的坚硬是相当高的，由于硬度增加与脆性的增加成正比，因此，聪明的工匠就在中脊上改变金属成分，加强中脊的韧度。根据上表，中脊青铜成分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含锡量低，加铅很少或不加铅，如A473、A475；一是含锡量更低而加以较多的铅，如A 483，前者是为了降低金属的硬度，由于硬度的减少而脆性也相应降低。后者是用更多量的铅的方法，使中脊的金属韧性有较大的提高。因此，这种剑的特点既保证了两锷的锋利，又有效地增强了格斗中剑体中脊的抗震性能，从而使剑不易折断，大大提高了剑的质量，这种刚柔相依的特种青铜剑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表一　上海博物馆青铜嵌铸剑金相分析

广东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根据试样的不同情况，采用化学定量、光谱、原子光谱和微能分析等方法，测定了34件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对所有试样都作了金相检查，其中32件测定了硬度或显微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