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悬棺葬

（二）悬棺葬

这又是越人较有特色的葬俗之一。它是利用沿溪两岸悬崖的自然洞崖、岩隙或人工凿成的崖洞穴为墓穴，安葬死者。这在古代文献中，常被称为“仙船”、“仙棺”、“仙城”，或称它为“架壑船”、“架壑船棺”等；在近人著作中，又叫它为“崖葬”、“崖墓”、“崖洞墓”、“船棺葬”和“悬棺葬”等等。这里，我们暂取“船棺葬”一名。

“船棺葬”在我国古代的东南、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婆罗洲、西里伯、菲律宾、琉球等太平洋诸岛，都有发现。[72]就目前所知，我国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陕南等十三个省区均有分布。[73]

据凌纯声的看法，分布于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为百濮遗迹；而分布于东南地区的，“在赣、浙、闽三省的，例如武夷山和栏杆山的崖葬，约为山越、瓯越、闽越的遗迹，系属古之百越。”[74]

现有资料表明，古代越族的船棺葬，在广东、广西等地也有发现，但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区及其邻近的闽、浙、赣省境内。

武夷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绵亘于闽、赣两省交界处的武夷山脉，地理学界亦称为闽西大山带（或山系），俗称大武夷。后者指的是崇安县境内的一片低山丘陵区，即崇安县城西南10公里处的“大王峰”等主要山峰，俗称小武夷。史书上记载的武夷山，多指小武夷。

整个武夷山脉的大武夷及其周围的闽、浙、赣地区，是越人的重要聚居地，秦汉时代，属东瓯、闽越境。在此境域内，多有“船棺葬”遗迹，但以“小武夷”更集中、著名。

关于武夷山“船棺葬”遗迹，史载不少。《太平寰宇记》卷110，引《建安记》云：武夷山“有悬棺数千。”《史记·封禅书》记载，祭“武夷君用干鱼。”《索隐》顾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朱文公集》卷76，《武夷山图序》载：“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两崖绝壁，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间，以庋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徐霞客游记·游武夷山日记》云：“大藏峰，又有小船二只，架于横木之上，岁久不坏，乃曰仙岩。”《大明一统志》卷76，建宁山川载：“升真洞，在武夷山，其中有蜕骨，贮以雷文瓷缸。”

近年对武夷山的“船棺葬”作了实地调查，发现其遗迹分布相当密集。在九曲溪沿岸的就有：大王峰、幔亭峰、玉女峰、仙馆岩、小藏峰、仙钓台、大藏峰、鼓子峰、白云岩、兜鍪峰、鸣鹤峰等。在山北又有：白岩、观音岩、长窠、霞滨岩等。[75]

《太平寰宇记》卷47，引《建安记》云：“栏杆山南与武夷山相对，半岩有石室，可容六千人。岩口有木栏杆，飞阁栈道。远望室中，隐隐有床帐案几之属。岩石间悉生古柏，悬棺仙葬，悉类武夷。”

江西的“船棺葬”遗迹，以贵溪“仙岩”最为著名。晁补之在《鸡肋集》载：“出游龙虎山，舟中望仙岩，壁立千仞者不可上，其高处穴中，往往如囷仓棺椁云，盖仙人所居也。”徐学谟在《游仙岩记》载：“岩凡二十有四……如酒瓮岩，有陶罂寄贮岩中，岩头若古冢，藏一棺而半暴者：如仙棺岩，棺木白色，如今人所用。仙岩，棺尤累累，有规形而锐者稍异，又有壑而舟横者，窦而床列者，虽去人远，其名曰仙船岩，曰仙床岩。”此外，还有余江县的仙人城和藏山，横峰县的横峰，广丰县的天柱岩，上饶县的云洞和仙山，铅山县的仙人墓和仙人桥，弋阳县的仙人寨，南丰县的石仙岩和仙人岩，南城县的仙人岩、五藏岩和小仙岩，黎川县的仙人石，乐安县的仙墓等。也皆有“船棺葬”遗迹。[76]

浙江南部，也应是“船棺葬”分布范围。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载：“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置高山岩石间，不埋土中作冢墩也。男女悉无履，今安阳县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罗江，大致是今瑞安县境及周围地区。据查，在天台县的狮子岩，遂昌县的尖背山，武义县的棺材岩、大安洞等，也有“船棺葬”遗迹。此外，在平阳、丽水、云和、东阳等县，过去也有发现，但现已破坏无存。[77]

七十年代，分别对福建崇安武夷山的观音岩、白岩和江西贵溪的仙岩作了清理，使我们对“船棺葬”葬俗有了进一步了解。[78]

“船棺葬”处，多选择高山临水悬崖绝壁的崖洞或岩隙间，一般是距现在水面（或地面）四、五十米崖壁中、下部，洞口朝着溪河。

墓室多沿用天然崖洞或稍加修凿而成。洞大小不一，仙岩诸洞，小者深、宽一、二米，大者深八米多，宽近六十米。白岩洞口最高一米半，最宽近七米，深五米。部分洞口，以木板为门，并有门闩；贵溪仙岩较大的洞穴内还隔成若干间，区别出主室和陪室；甚至还有几个洞串通在一起的。一洞一棺的，被称为“单葬”，这是多数；一洞多棺的，被称“单洞群葬”；而几个洞连通一起，每洞中又有几个棺的，被称为“联（连）洞群葬”。后者仅见于贵溪仙岩的M 12，由三洞连通一起，内共置棺木十具。

葬具，以木棺为多，形式多样。白岩、观音岩，棺呈船形。皆为整木刳成，分为体盖两部分，上下套合：棺盖较长，作半圆形，内部刳空，如船篷状。长458、径54—56、高40厘米。盖中部与柩相对处也有前后隔板，边作母口与柩子口套合。盖首尾两端也有挡板，外壁微弧内凹。盖顶部正中有一条宽7厘米的平脊；体部长453厘米，中部为方形尸柩，柩口周作成子口。柩长227、高44、宽47—45厘米；柩底部首尾两侧向外内收作槽状起翘。经鉴定，棺木是楠木（闽楠），质地坚硬，敲击时发出清脆声，时至今日，烘干时仍发出香气。[79]

仙岩共出土棺木三十七具，形式有扁圆形、长方形、圆筒形、筒形锐首和房屋形等。其中以扁圆形和长方形最多，未见有船形者。[80]但按文献记载，这里也有船形棺。徐学谟《游仙岩记》载，仙岩中的“仙船岩”，“有壑而舟行者，窦而床列者，虽去人甚远，俨有形似，其名曰仙船，曰仙床岩。”朱维京《游仙岩》诗中，亦有“岩有千年骨，梯悬万仞船”句。

据文献载，崇安武夷山“船棺葬”葬具还有“瓷缸”和“仙函”。《武夷山志·古迹考》载：大王峰的升真洞，“又名仙脱岩。大王峰东壁，广数丈，中置瓷缸五，皆盛蜕骨。缸皆雷纹……又有四船，俯仰相覆，亦盛骨函。船皆圆木刳成，半枕于洞口。骨函二十有余，空者数函。”此外，贵溪仙岩，也可能有陶瓷葬具。如上引徐学谟《游仙岩记》说：“岩凡二十有四……如酒瓮岩，有陶罂寄贮岩中。”但这里的“陶罂”中未言明是否有人骨，因而无法判明是随葬品或葬具。

“船棺葬”的葬式，推测仙岩、白岩等以木棺为葬具者，应为直肢一次葬。但以“仙函”、“瓷缸”为葬者，应是二次葬。

但对“仙函”作为“船棺葬”的一种葬具，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据调查，武夷山的鼓子峰，洞内右角有三块木板平放，上列四个骨盒。骨盒大小一样，用杉木制成，外上棕红色油漆。每个盒内又套一小盒，小盒内盛骨头，骨头或裹以绢帕，或裹以绫帕、麻布等。

“一号骨盒外正首一面题有文字，有：‘福建道建宁府建阳县仁义乡崇文里临江上社居奉。’‘大明万历十七年夏六月吉日谨题’等字样。……绢帕约70公分见方，上有：‘建阳县崇文里□□□帕一方’及‘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吉日焚香谨题’等字样。”

“二号骨盒的骨头包作三层，里一层是宣纸，二层是麻布，外层是绫帕，绫帕约40公分见方，同样记有‘建阳县崇文里信士王元贞喜舍绫帕壹幅’及‘嘉靖二十三年岁次甲辰八月吉日题’。”

“关于‘仙函’的记载每每见于山志，记曰：‘……又一木函，中藏白骨，亦云仙蜕，内片板书嘉靖十三年建阳崇信里民自金鸡洞请下祷雨后置鸣鹤石洞中……’又载：‘升真洞洞口骨函二十有余，空者数函，乡人谓祷雨者取蜕骨下，易以新函，返故处，而骨另入旧函。’”

“这次所获三个骨盒说明了所谓‘仙函’，应是宋代以来历代祈雨或祈福等迷信活动的产物，而并非是族葬或二次葬的遗存。”[81]

这样，“仙函”的性质是什么？或者当中有区别，这是必须另作探讨的。

“船棺葬”的随葬品，观音岩因受破坏，随葬品不明；白岩，随葬品不多，只见龟状木盘一只，炭化了的麻、丝、木棉及竹席残片；仙岩随葬比较丰富，共出土二百二十件。其中有陶器、原始瓷器、丝麻纺织品和成套的木制纺织器材、还有竹、木的乐器、兵器和用具等。完全不出金属器，而只有仿铜的陶、木礼器和兵器。从出土器物的质料、形制和碳14测定的年代，同江、浙地区出土的资料作比较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分析，推定其年代应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82]

武夷山及其周邻的“船棺葬”习俗，其流行年代，虽然目前还难以确定。但对白岩出土的棺木，已作了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3445±150年，相当于历史上的商代。对此，有的怀疑这个测定数据偏早，但也未拿出有力的证据。

我们也认为偏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会相去太远。首先，在武夷山及其周围地区，考古调查所得的陶器、原始瓷器等资料，从其质地、器物形制和纹饰看，多数属西周遗物。当然有更早的，但不多；也有更晚的，大多属春秋时代；其次，从武夷山大王峰的升真洞下的地面上，所采集的陶、（原始）瓷片看，也多具西周时代风格，最迟者也不晚于春秋。过去对这些陶、瓷片同其上升真洞的“船棺葬”遗迹是否有关系，不敢肯定。但据最近崇安文化馆调查的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升真洞下峭壁中部的岩隙间获得的，它们是同升真洞“船棺葬”共存的遗物，经破坏后掉下来的。如果说以前在这里崖壁下部的地面上散布的陶、瓷片，怀疑可能有其它来历的话，那么这次从崖壁中部崖隙所获的资料，那就不存在其它来历的可能了。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的话，那么以前散布在崖壁下部地面上的陶、瓷片有其它来历的可能性也随之排除了。因为这两批材料是处在同一垂直线上，且文化遗物完全一样。可以确信，前后两批陶、瓷片遗物，都是同升真洞中“船棺葬”共存的遗物。况且《武夷山志》记载：“在武夷山，其中有仙蜕骨，贮以雷纹瓷缸。”这种“雷纹”瓷缸，也是东南地区几何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中，西周至春秋时代的代表性遗物之一，它同升真洞下半壁石隙中和其下地面上的陶瓷片的特点是一致的。这更使我们确信，这些陶、瓷片同其上升真洞中的“船棺葬”是共存遗物。因此，我们根据这些陶、瓷片遗物时代风格来推定“船棺葬”的年代，应在西周，至迟不晚于春秋；再以白岩“船棺葬”中出土资料，同贵溪仙岩出土的资料对比，后者年代显然较晚，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既然如此，那么白岩的“船棺葬”年代应在春秋之前，也是不言而喻的。凡此种种，我们把武夷山白岩的“船棺葬”的年代定在西周，最晚至春秋，并把它作为武夷山地区“船棺葬”年代的上限，大概是有把握的。如果有不准确的话，则可能是偏晚了；至于它的下限年代，同样尚无直接证据。但从南朝萧子开《建安记》说，武夷山“半岩有悬棺数千，传云：昔有仙人武夷君居此，故因名之”。这说明“船棺葬”俗，在南朝已不实行，且可能这一习俗的流行是在南朝之前较远的事情，所以萧氏只能根据“传云”而不得其详；上引《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述的安家之民，把棺木“悬著高山岩石之间”之俗，又说“今安阳罗江县是其子孙也”。而《临海水土异物志》据凌纯声考证，是“约在公元二六四至二八〇吴主孙皓在位之时”成书的。[83]这又说明，“安家之民”实行“船棺葬”是在此之前。再从武夷山地区的历史看，这里越人建立的东瓯、闽越政权，到汉武帝时已被削灭了，并将这里的居民大量“徙处江淮间”。这样，作为越人葬俗的“船棺葬”，也就跟着基本终止了。因此，“船棺葬”的下限年代，应在三国之前，而以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统一东瓯、闽越时的可能性为最大。

居住于武夷山区及其周邻的越族，之所以会流行“船棺葬”这种葬俗，是同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文化特点和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葬俗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葬俗往往同死者生前所处的自然生活环境相联系的。实行树葬或叫风葬的，往往是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代契丹人，将尸体挂在树上，三年后将尸骨烧掉；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将尸体扔在江河之中，任其飘流而去；山居民族，则往往实行鸟葬或兽葬。前者如西藏藏族喇嘛，死后将尸体置于郊外，任禽鸟（如鹰）啄食皮肉，后敛其骨之。后者如古代东北靺鞨人，以尸体哺兽。居住于武夷山区的古代越人，正如《汉书·严助传》所说的，是“水行山处”之民，故他们死后实行了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的“船棺葬”；当然，这一葬俗，还可能同这里越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特点也有重要的联系。越族是以“习于水斗，善于用舟”著名的，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舟船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生前“善于用舟”，死后以船为棺埋葬，这是很自然的事。“船棺葬”中的葬具，虽然形式不少，但船形棺应是早期的原始的形式。在其最早时代，说不定还没有专门作为葬具的船形棺，而是把生前死者使用的船（独木舟）作为葬具的。因此船形之棺，应是源自于独木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种葬俗暂名之为“船棺葬”；葬俗本身是一种观念形态，而产生这种“船棺葬”葬俗的观念形态还应该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从本质上说，葬俗属宗教信仰范畴，无论哪一种葬俗，它都是受某种宗教意识观念支配的。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船棺葬”葬俗出现的原因，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从“船棺”这一特点出发，认为“越人长于航海，在日常生活中船是时刻不能离开的工具，这种密切的关系，反映在以船代棺，以船作为葬具这件事上。以船为棺还反映了越人的灵魂信仰，在他们看来，同他们密切相关的这只船，会把他们的灵魂载回故乡，或驶向另一美满的世界中去。”[84]另一方面，是从它的葬处选择在临水的高山上的特点出发，认为世代生活于武夷山等雄伟奇峰之间的越人，把高耸云霄的大山视为生活的依托，对它产生了崇敬的心理，甚至幻想为是他们所崇敬的“天神上帝”和“百鬼”的居地，因而崇拜它向往它，并期自己将来也能如天神那样，居住于其间。故死后也就将尸体安葬在高不可攀的悬崖绝壁的岩洞之中。这两方面都有一定道理，是可取的。但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因为“船棺葬”葬俗的宗教意识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除葬俗本身外，还涉及越族社会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宗教信仰问题。

“船棺葬”是越人的主要葬俗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越人都实行的。只有居住于类似武夷山地区这种自然条件的越人，才有实行这种葬俗的客观条件，居住在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带的越人，既不可能出现、也无条件实行这一种葬俗；就是居住在武夷山区等地的“水行山处”的越人，是否人人都实行“船棺葬”呢？也不一定。有的认为：“福建武夷山和江西‘仙人城’的悬棺葬，是越王武夷君及其臣民的墓葬。……也就是越人统治阶级的墓葬。”[85]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实行这一葬俗，要有特别的经济条件。且不说修筑洞穴，要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即使完全利用自然岩洞，要把那样硕大笨重的棺木，置于几十米高处的悬崖峭壁洞隙之中，谈何容易！何况要把粗大、坚硬的楠木，刳成那样精巧的棺木，又要花费多大的力气！一般地说，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下的一般老百姓，是难以做到的。但是，话得说回来，那么当时的一般平民行的是什么葬俗呢？只有后者也得到解决，“船棺葬”是越人统治阶级的墓葬看法，才能得到证实，否则都还只是一种分析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