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民族的来源及其分布地区

关于越族的来源，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说马来人后代。认为此族之始，似居中央亚细亚高原，然后散居亚洲沿海各地，分布范围极广。这以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为代表。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也认为：“古越族很像是马来族的祖先留居在大陆的一部分。”[25]

二为混合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主张越国是由夏人和楚人同当地人民融合而建立的。

三曰越为禹后说。司马迁主此说，他认为越王句践是夏禹苗裔；有的根据《史记》有关记载，进一步提出了越族是夏族灭后南迁的遗民。二者说法不一，实质一样，都是主张越族是夏民族的后裔。

四是土著说。认为越族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创造印纹陶文化的主人，它主要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

关于第一种观点，目前学术界赞同者不多。关于马来人和越族的关系，有的学者还提出与他们相反的意见，认为马来族是由大陆迁过去的，马来人是越族的后代。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和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等书均是这样主张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越国是夏人和楚人同当地人民融合而建立的。说的虽然是越国，但是对越族的来源同“越为夏后说”的观点有类同之处。第三种越为禹后说观点影响最大，并一直流传至今。我们是赞同第四种土著说的观点。后两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争论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两种学术观点，现将这两种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并谈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

主张越族为夏民族后裔，司马迁是最早提出这个意见的。《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灭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司马迁立论的理由是因为夏禹东巡至浙江会稽，后死于会稽。夏少康时，为了“奉守禹之祀”，便封他的庶子到会稽来，其子孙一直沿袭下来。春秋时在会稽建立的越国，其王句践便是禹的苗裔。越被楚并，句践的第七世孙无诸和摇又南迁建立东瓯、闽越，承越国之后。这样一来，于越、东瓯、闽越都是夏民族后裔。司马迁的这一观点为后世学者普遍采用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最早的越族专著之一《吴越春秋》一书也是采用这一观点，并且有的还有所发展，如补充《史记》提出少康的庶子名叫“无余”。于是无余便成为越王先君，句践的先祖，故书中有《越王无余外传》。王夫之也是接受这一观点的，在他的《读通鉴论》曾说：“越者，大禹之苗裔。”[26]近人学者赞同这一观点的还不少，罗香林《古代越族考》（上篇），原来的观点是不赞同“越为禹后”之说的，他说：“古代的越人，与当时一般自称为中国人，本来不是同一种属的民族。从前的学者因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从而遂谓古代的越人，原都是汉族的分支（锺独佛《粤省民族考源》上篇）。不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姑无论春秋时的越王是否真是‘夏后帝少康’的子孙，就是退一步说，承认史记那段记载没有讹传或附会，然而也不能说越国民族和中国人是同一种属，越王句践仅能代表越的执政阶级，不能认为是越族全体的化身，仅证明执政人是中国人种，仍不能硬说越族全体都是中国人种。”[27]文内所指中国人种应是指华夏族而言。他认为越族和夏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后来他的这个观点改变了，认为越族源出夏民族，越族是夏民族后裔，并且系统的论证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越族为夏民族所演称”。这可以他的《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为代表。可是，在书中他也自己承认越族源出于夏民族“无直接证据”，只是从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特性之多同，关系之深切”，[28]去进行这样种种的推论。最近徐中舒教授对越族是夏民族的后裔又进一步说的更具体，他提出了夏被商灭后，夏族的子孙有二支往南北迁移，“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则南迁于江南为越。”[29]徐教授的论据除了引用《史记·夏本纪》和《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的二条史料外，又补上一条，就是：“根据《淮南子》说：‘汤败桀于历山，与未（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夏本纪·正义》引语出据《淮南·本经训》并杂引他书之辞）《括地志》说南巢即今安徽巢湖，这里正是夏族迁于江南必经之地。”最新出版的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亦持“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的说法。

对于“越为禹后”说的观点，历来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按《世本》，越为芊姓，与楚同祖，故《国语·郑语》曰：‘芊姓夔越’，然则越非禹后明矣。又芊姓之越，亦句践之后，不谓南越也。”颜师古注家也认为：“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岂谓百越之人皆禹苗裔。”这些不同意见仅在对百越范围内的越族是否都是禹的后裔有异议，但对于句践是不是夏禹的后裔却没有明确的表示。宋罗泌《路史》大概是根据有这些不同意见，因而把“百越”分出一些“姒姓之越”。夏为姒姓，意思是百越内有禹裔一支；另有一些不是夏族后裔。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对司马迁的越为禹后说的观点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他说：“禹葬会稽之妄，说在《夏纪》。夏、商称帝之妄，说在《殷纪》。而少康封庶子一节，即缘禹葬于越伪撰，盖六国时有此谈，史公缪取入《史》，后之著书者相因成实。《史》并谓闽越亦禹苗裔，岂不诞哉！《墨子·非攻下篇》：‘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韦昭《吴语》注：‘句践，祝融之后。’然则越非禹后明矣。《越语》范蠡曰：‘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韩诗外传八》曰：‘越亦周室之列封也。’然则越非夏封明矣。”[30]梁氏引据一些史书，说明禹葬会稽及越、闽越为禹后都是不合历史事实，是不可信的。

众所周知，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它与氏族、部落不同，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根据恩格斯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的理论，一般认为民族是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阶级和国家即将形成的时期。因此，要探讨百越各族的来源必须研究该地区原始社会晚期及进入阶级社会时期的历史，看看各地越人的祖先是在原来土著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抑是从其他地区民族迁入。只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便有助于我们解决越人的来源问题。在过去的一些文献中难免存在着大民族、统治民族歧视少数民族和被统治阶级的偏见，就以文献资料本身，记载少数民族的史事就显得特别少，难免还夹杂一些阶级的偏见。因此，要解决来源问题，单纯依据文献资料那是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诸如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尤其考古学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加以综合研究。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在用遗物说明历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就是基于这个认识，故不同意越族是夏民族的后裔和夏民族南迁形成的说法，支持和赞同百越各族主要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土著说观点。我们认为这方面的论据和作证资料比较丰富，而且可信。

首先在考古资料，提出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我国百越分布的东南和南部地区曾普遍出土一种表面拍印各种几何印纹的陶器，过去被称为“印纹陶文化”；这种陶器有的外表还加釉，称为“釉陶”，又有被称为“原始青瓷”的。这种“文化”构成南方地区一大特色。1978年全国在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根据各地出土的印纹陶加以比较研究，普遍认为江南地区印纹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相当中原的商周时期，衰退于战国秦汉。同时还认为创造印纹陶的主人是属于古越族。考古界所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为我们探讨百越民族的来源无疑地是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印纹陶文化”是百越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它不是发展夏文化，而是继承本地区原始文化发展起来的。因此越族的来源主要便是创造印纹陶文化的当地土著民。夏文化已被发现，因而使得夏代历史从传说变为信史。目前考古界认为，河南“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因此只要从二里头文化和越文化相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具有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夏族和越族是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31]

再从文献记载来看，把越族说成是夏族的后裔，也存在着不少的疑问。夏民族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个统治民族。夏代纪年推算为公元前21—前16世纪，越王句践统治的越国是在春秋末期，二者前后相差一千多年。如果越国之称始于少康之时，历史相当长久，那么为什么《史记》中对越族世系，特别是句践以前的缺乏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自夏少康二十余世至句践，其间的世系并没有具体载明。《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虽然补充一段话：“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传世十余……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壬生无曎，曎专心守国，不失上天之命。无晖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允常。常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闾之时，越之兴霸自允常矣。”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概述了于越从夏代无余始封直至东周敬王的一段先祖世系的历史，可是其间世系尚有许多缺漏。作者对越族的先世不能一一列出，可见他也是缺乏了解的。《史记·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曰：“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廿二史考异》按：“少康至桀十一传，殷汤至纣三十传，周自武王至敬王又十五传，而越之世乃止二十余传，理所必无了。”[32]后人加以考证补充也不外二、三十世。即使按最多的三十世计算，一世（叶）算三十年，也不过九百年，其间还差数百年无世系可考的历史。

关于无余其人，《吴越春秋》记载无余是少康的庶子，句践的祖先。但考夏少康并无无余其子。《世本》云：“少帝崩，子帝予立（系本作帝杼）。帝予崩，子帝槐立（系本作帝芬）。”[33]梁玉绳《史记志疑》亦说：“少康之子无考。《越绝》《吴越春秋》始言其名为无余。《水经注》四十、《通志·氏族略》嵇氏注，并以季杼（后杼、季杼见《左·襄四》、《哀元》，是一人也，疑季其字）。《路史·后纪》十四、《国名纪》四，以季杼号无余，是后杼之弟。夫杼嗣夏后，不应弟与同名。纵或少康别有子季杼，自当封于中土，如封少子曲烈于鄫之比。（见《通志略》曾氏注及《路史》）奈何屏置蛮荒，令其文身断发乎？况《竹书》叙句践后世有越王初无余，若果有无余其人，又安得与始祖同名耶？是知无余、季杼即从后杼附会耳。”[34]这个反驳是有根据的。

关于禹巡狩会稽死于会稽的传说，这是“越为禹后”说的主要根据。这个说法是否可信，首先考察越国的会稽当时是否属于夏王朝统治区域。根据《逸周书·度邑》记载：“自洛油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战国策·魏策一》云：“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卢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亦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些记载说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黄河、伊河、洛河等汇流处，夏人活动中心区域，大抵是“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和其他氏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今河南西部的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的中心。”[35]禹居阳城，今河南登封；少康居夏邑，今河南禹县。直至末代夏桀，夏朝的统治中心还是在今河南西部。从夏王朝统治区域及其所属国居住地来看，也并未到达浙江地区。根据《诗经》、《左传》等书记载，夏王朝的与国有英、六安、许、扈、观、斟灌、鬲、韦、顾、昆吾、葛、莘、薛、三、涂山、有仍、虞等国。这些国居地，在今安徽省的有六安、涂山；在今山东省的有鬲、薛、三、有仍；在今陕西省的有扈，其余全在河南省内。[36]

浙江既然不属于夏王朝统治的范围，禹又怎能到会稽来会诸侯？禹在传说中被誉为夏民族的先祖圣人，那么圣人死后怎能随便葬于他国的领域？如果会稽的确有禹陵，这一圣迹在《禹贡》书中又怎能会被遗忘？如果说禹治水曾到了会稽，当时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国家尚未产生，在部落时期那有诸侯可会？这些问题在主张“越为禹后说”者都未曾回答过。而对于这些问题，《论衡·书虚》早已指出禹巡狩会稽和死后葬于会稽的记载都是“虚也”，不可信的。王充说：“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宜听君高之说，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君高能说会稽，不能辨定方名。会计之说，未可从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道虚篇》又云：“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计之事……”《史记志疑》亦曰：“禹巡狩葬会稽之事，起自《春秋》后诸子杂说，不足依据。……禹会万国诸侯，定泽四方道里之中，其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亦不应远来于越。盖虞、夏之世，会稽不在中国，故会稽之山不书于《禹贡》，而扬域止于震泽也。”[37]王、梁二氏之说，是颇能成理的。

退一步说，禹会计诸侯于会稽，这个会稽是否就是越王句践国都的会稽呢？这也是有疑问的。《左传·哀公七年》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梁玉绳也认为：“《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非会稽也。禹在位八年，不及再巡，则惟涂山一会而已。梁任昉《述异记》‘禹会涂山，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可与《左传》证《国语》会稽之诬。禹都安邑，葬必相近，而绝无可考，岂非俭葬之故哉？……《越绝书》、《吴越春秋》言涂山在会稽。唐苏鹗《演义》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以濠州为是，在今安徽凤阳府。杜注《左传》谓涂山在寿春东北，寿春即濠州，上有鲧、禹两庙，又有禹会村。”[38]历来史家对禹会诸侯的地点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在安徽。那么禹并没有会诸侯于浙江会稽。近来又有人考证，夏禹会诸侯于会稽，这个会稽不是在今浙江，而是在山东。由此可见，禹会诸侯于越国会稽的说法是不大可信，夏少康庶子无余到会稽来奉守禹祀的事，就更不足为据，因此“越为禹后”的观点便值得怀疑。

从考古资料则完全可以纠正文献记载越国是夏民族后裔的说法。解放后大量考古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夏族与越族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关于夏朝的历史，过去只是作为传说时代，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的伊、洛汇流处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一处重要遗址，考古学上称之为“二里头文化”。夏鼐所长认为，二里头文化是“继河南龙山文化之后的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初期的二里头文化。这里已测定四个标本（24、25、26、30），其中三个数据成一系列，包括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年至1600年。”[39]这个年代正同推定的夏王朝年代（公元前21—前16世纪）是基本符合的。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文化。从考古学上确定了夏文化，使夏代历史成为信史，这是考古学上一个重大的收获。从二里头出土的遗物观之，其文化可分为早（包括第一、二期）、晚（包括三、四期）两期，“这两期的共同特征是：陶器中鼎、鬲相对地较少，而以夹砂中口罐为主要炊器。瓦足、平底盆、绳切纹小罐、研磨器等为常见的器形。觚、爵、盉等酒器比较流行。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镰大量使用，也有小件青铜器。卜骨大都有灼无钻。”[40]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说明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国家。从地层和文化特征看，考古界认为，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郑州二里岗期（即商代早期），以此也可以证明夏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形成的，其民族形成也是由当地土著民族发展而来的。至于与夏民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越文化，它是以“印纹陶文化”为特征，时代比夏文化晚。就以浙江地区为例来说，浙江地区原始文化也很发达，先后发现了几处重要遗址，并有一个时代的序列。经碳14测定，河姆渡文化约为5000—4750 B·C；马家浜文化约4750—3700 B、C；良渚文化约为3300—2250 B·C[41]根据浙江省博物馆研究者的意见：“从中原先后建立夏商周奴隶王朝（前21世纪起）到越国兴亡（前4—5世纪）的阶段，正是我省几何印纹硬陶流行的时期。全省已发现此类遗址数百处，范围遍及大部分县。……从我省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看，可分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和瓯江水系四个系统。除瓯江水系的面貌和福建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另外三个区域总特征还是接近的。它们既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的因素，应属青铜文化的产物，上限年代可以早于商代。”[42]考古资料证明了越国的文化是继承当地的原始文化。因此浙江的越族来源主要应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此外，夏民族与百越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特点和语言也明显不同。百越“水行而山处”，渔猎经济比重大。流行“断发文身”的习俗。崇拜蛇、鸟等图腾。夏民族居于中原地区，是农耕民族。束发是其主要发饰。崇拜龙图腾。语言也完全不同，越语是胶着语，与华夏族单音节语言不同。关于百越的诸文化特征，在下面各章中将详细介绍。由此可见，“百越”不可能是夏民族的后裔。

我们赞同“百越”为当地原始先民后裔的主张，除了上面已涉及的有关文献记载外，现再着重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加以说明。商周时期，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的青铜器文化，是以几何印纹陶器和有段石（在岭南地区同时有有肩石器）为最主要特征的，它是古越族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已为广大考古学者所承认。因此进一步探讨几何印纹陶遗存的文化来源，便可清楚越族的来源了。

早在越族出现之前的旧、新石器时代，在百越分布的区域内已有古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先后发现有：江苏泗洪县（原属安徽）的“下草湾”人（1954年）、浙江建德牙化石（1963年）、广东曲江“马坝人”（1958年）、广西的“柳江人”（1958年）、台湾的“左镇人”（1970年）、安徽和县的猿人头骨化石（1981年）。还有在广东的封开，广西的柳州市和柳江、崇左、都安、百色、来宾等县，台湾的台东长镇，江苏的东海县等许多地点都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洞穴遗址或打制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村落遗址遍布各省区。当历史进入原始社会的最后时期，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各地的原始居民都创造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在太湖杭州湾地区，是著名的良渚文化；在江西境内的大江流域和鄱阳湖畔，是山背和筑卫城遗址；福建的闽江下游两岸，有昙石山文化；岭南地区，有广东的石硖文化，金兰寺下文化层以及粤江、韩江流域的贝丘遗址；广西的全州卢家湾、富川鲤鱼山等遗址；台湾的圆山和凤鼻头文化等等。[43]

一般地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青铜器时代陆续到来之际，这个地区的住民便逐步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民族。就在这个阶段，他们在已有的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风格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而且从已发现考古资料证明，各地出现“印纹陶文化”大都是在原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都有一定文化的承继性。由于百越民族分布地区广泛，存在着不同的支系，因此在百越各族之间的“印纹陶文化”中反映出某些差异，表现出各民族的某些特色。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有关问题》一文，曾把印纹陶遗址分成七个区：宁镇区（包括皖南）、太湖区（包括杭州湾）、赣鄱区（以赣江鄱江鄱阳湖为中心）、湖南区（洞庭湖周围及以南地区），岭南区（包括广东、广西东部）、闽台区（包括福建、台湾和浙江南部）、粤东闽南区（包括福建九龙江以南和广东东江流域以东的滨海地区）。[44]这个分区，同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文献记载的百越系中的句吴、于越、闽越、南海、南越、西瓯等分布地区大致相符。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应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百越的主要来源是土著，不是外来的。百越各族的主要来源都与当地原始先民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章《百越民族的历史概况》中将分别一一介绍。

此外，由于对百越来源的看法不同，因而对百越的分布区的意见也不一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百越除居住在我国江南地区外，尚分散于江北许多省区，范围相当广泛，“此族之始，似居中央亚细亚高原，后乃东南下，散居于亚洲沿海之地。自五岭以南，南至今印度；北则今江、浙、山东、河北、辽宁；更东则抵朝鲜；其居海中者，则自南洋群岛；东北抵日本，益东且抵美洲。而其族乃有留居今川滇境者，其散布可谓广矣。”[45]

二是主张江南整个地区均为百越分布区，“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46]

第三种意见，即史书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认为“百越”分布主要在我国古代东南及南部地区以及云贵高原的一部分。江南地区除百越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居住着。

第一种观点未能取得学者的赞同。第二种说法亦与史实有出入，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辨》一文，引证大量文献资料，从楚、越畛域，楚、越同祖辨和楚、越不同族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有力地反驳陶维英这一说法。他说：“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游几尽楚地，何以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合荆蛮、扬越之地计之，其于长江下游不过江南一隅而已。苟据此以论整个长江以南尽为越人所居，岂不谬哉。”“楚、越之人，非仅语言、习俗不同，其体质当亦不同，则楚、越之不同族也断断然矣。欲倚楚、越同族以证古代‘越族占据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者，失所凭依矣。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不过就楚、越同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尚未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尽越人所居也，更未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徙至越南也。陶氏《越南古代史》综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代史者，莫不祖述其说，甚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实多影响之谈、附会之论，核之史实，舛谬自见。”[47]这个辩析自当成理。

江南古代也是一个多民族分布地区，在长江中游主要是楚族，上游有巴蜀，下游是吴越，百越民族分布地域广阔，主要指在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一书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48]我们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上面说过，“百越”一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当时提出这一名称的《吕氏春秋·恃君》就同时明确指出了它的分布范围是：“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百越有时亦称扬越，扬越即扬州地区的越族。作为九州之一的扬州，在当时包括了今淮南、长江下游以及岭南东部地区，有时又扩大包括整个岭南地区。如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就包括了整个岭南。《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言说得更具体，那就是“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会稽郡，包括有苏南和浙江西部和北部地。这些记载都一致指出了百越民族分布是从苏南、皖南沿东南沿海一直到两广和越南北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整个江南。从大量考古资料也表明了以“几何印纹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在苏南、皖东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两广（包括海南岛及香港）等省市（区）均普遍发现。此外，在湖南的东南部以及台湾的部分地区也都有分布。[49]这与李伯谦把印纹陶遗存分为七个区的分布范围也基本吻合。因此，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加以论证，百越民族分布在我国古代东南和南部地区这一范围内是可信的。如以现在省区来划分，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省均为百越“各种姓”的聚居区。此外，与这些省区相邻的湖南和云贵高原部分地区也是有越人活动区。这是百越分布的大致范围。

百越是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多个民族的泛称，内部还有很多支系，史载所谓“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即反映了这一情况。至于各族的分布范围，我们在叙述百越历史概况时，将具体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