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民族与古代其他民族的关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民族，史称华夏族，即今汉民族的前身以外，散布在祖国的四方还有许多民族，在史书上均被称为蛮、夷、戎、狄和闽等名称。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各地又出现许多民族名称，百越即其中之一。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它与《周礼·职方氏》记载的“七闽”，名称不一，其所指即古代越族。百越民族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虽然有它们自身发展的历史和形成独特的文化，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并不是闭塞的，而是同其他民族尤其是与中原民族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百越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正说明了这一点。
从文献记载看，《书·禹贡》曾曰：“淮海惟扬州。”《尔雅·释地》亦曰：“江南曰扬州。”扬州，为我国古代九州之一，可见当时已将百越民族划为我国国内的民族。
早在传说的尧舜禹时代，史书便记载这些圣人曾到过百越民族地区。《尚书·尧典》记载，尧“申命羲叔，宅南交。”《大戴礼记·少问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舜命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又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文中所言“南交”“交趾”“苍梧”及“九疑山”等名称，均在岭南百越民族地区。到了夏禹时，文献记载禹与百越的关系更多。《史记·夏本纪》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太史公则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记·越世家》又进一步把越王句践说是禹的后裔，“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史记·东越列传》又把东瓯和闽越首领都说是句践的后裔，“闵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句践之后也，姓驺氏。”这样一来，把东南地区的越人与夏民族的世系挂起钩来。史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就到过百越地区，而且死在那里，葬地也在百越地区，虽然这些说法是不大可信的，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但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我国南方越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往来，以及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史实。”[2]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则完全有可能。
夏王朝时与百越地区的关系，除上述文献记载外，目前尚无具体的史实和实物证据可资证明。商周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已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走在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前面，对其他民族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各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也愿意同华夏族来往。作为当时的统治民族来说，对其他民族既有吸引力，又有威慑力量。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有官方和民间来往，有时往往伴随着战争进行的。官方一般是通过朝贡来建立联系，《逸周书·王会解》曾有记载，商朝初年伊尹受汤命，下令各地区各民族要上贡土特产的事，文内提到要江浙地区的越人，要他们上贡海产品和青铜宝剑，“请令以鱼皮之鞞，鳀鲗之酱，鲛瞂、利剑为献”；要岭南地区“桂国”、“产里”、“损子”、“九菌”之越人，上贡珠玑、玳瑁和飞禽走兽，“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此外，还有“骆人大竹”和“苍梧翡翠”，[3]以及“越骆之菌（竹笋）”[4]，“南海之矩（黑黍）”[5]等。通过这一交往，沟通了我国中原民族和百越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这种经济的往来，不是如单纯做生意那样，而是有一定的政治联系为基础的。《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40年），于越来宾。”周成王二十五年，又“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来宾”并不是一般的做客，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要向王朝中央称臣纳贡。周穆王时（公元前947—前928年），“遂伐越，至于纡。”[6]《诗经·大雅》又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由此可见，商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已涉及到百越地区。由于这种关系的持续发展，所以到了周代，在周王朝的职官中便专门设立“职方氏”和“象胥”来联系与处理周王朝与其他各族来往的事。《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其中“七闽”，即指东南地区的越族。在《周礼》中对百越居住区的山川地貌和物产情况都有记载。周王朝对东南扬州民族地区情况能有所了解，这便是百越民族与周王朝有密切往来的一个反映。周王朝为了同各族的联系，“象胥”一官的职能便是专门处理这样的事。《周礼·象胥》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商周时期，百越民族虽未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但却反映了它们与中原王朝已有政治的联系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方的，在商周时期，百越地区各民族的一些珍贵特产上贡给商周王朝的统治者享用，百越地区的统治者也需要享受中原民族的贵重东西。作为当时统治阶级腐朽生活“钟鸣鼎食”的青铜器，已传入百越民族地区则是一例。解放以后，在百越民族地区曾发现一些商周时期中原作风的青铜器，可能就是从中原传入的。安徽的屯溪和江苏的丹徒烟墩山还发现有西周贵族墓。浙江余杭的石濑、吴兴的棣溪、海盐和安吉等地发现有商代的青铜钟、鼎、甗、觚等青铜礼器。福建的建瓯也曾发现西周大铜钟。广东信宜县松香厂出土有西周铜盉。广西灌阳县钟山出土有圈带纹铜钟，忻城县大圹出土有乳钉纹铜钟和横县镇龙出土浮雕大铜钟等。在百越民族分布地区都不同程度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甚至有的地区还发现贵族墓。这些青铜器在当时是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这些青铜器的传入，反映了百越民族使用青铜器的开始。这种情况表明，中原地区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传入百越地区，对于促进百越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尽管古代各族所处的地理条件不同，生产、生活习俗也有差别，但由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与促进，便使得各族间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表现在文化上的共性愈来愈多。
百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比中原地区缓慢，中原地区在夏代已进入奴隶社会。百越有些地区大约在商末周初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有的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更晚。句吴和于越民族与中原王朝接触较早，关系较密切，生产力也比较发达，因而其社会经济发展比百越其他民族快些。句吴、于越地处于沿海地区，有江河湖海之利，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但是，它的发展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吴、越两国强盛起来是在春秋时代，这同当时我国社会大变革是有关系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变革时代。西周初年实行分封诸侯，其目的本来是“以藩屏周”，为巩固周王朝而设的。可是，自平王东迁之后，各诸侯国内部出现新旧势力的抗衡，内部四分五裂，各自都企图谋取霸主，继郑国之后，又出现了齐、晋、楚、秦等国，呈现春秋五霸的政局。在五霸争雄的斗争中，晋、楚形成了均势，平分了霸权。这时候，吴、越两国也在长江下游崛起，卷入争霸斗争的行列。晋国为了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吴国曾大举伐楚，五战五胜，打入楚都。楚国为了对付吴国，亦曾联越制吴，所以当吴兵攻入楚都时，越国也发兵攻吴。从此吴越结怨，吴先败越，后吴又为越所灭。目的都是争做霸主。吴败越后，曾率兵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与晋争盟主。越灭吴后，也起兵北上，会诸侯于徐州，横行于江淮间，一时号为霸主。虽然吴、越争霸只是春秋霸业的一个尾声，但是它反映了吴、越民族的日渐强大，具有一定的力量能与其他诸侯抗衡，已是当时两个比较强大的民族。春秋时代的兼并和争霸战争，反映了当时新旧势力的斗争，因此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通过这场斗争，一方面加速了吴、越民族同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联系；另一方面促进了各族人民相互同化和溶合。
吴、越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是与吴王阖闾和越王句践所进行的改革分不开的。这些改革的成功，不是闭关进行的，而是吸取其他民族的经验，特别是引进和重用其他民族的一些优秀人才，靠这些政治家和经济家的协助发展起来的。如吴国与晋国的关系，早在吴王寿梦时，已经同晋国建立起密切关系。当时楚国亡臣申公巫到晋国去，为晋联吴伐楚献策。后来，晋国又派他到吴国来，“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7]《史记·吴太伯世家》亦云：“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阖闾是位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他重用楚国的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参政，可谓文韬武略具备。《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曰：“阖闾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乃举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史记·吴太伯世家》曰：“王阖闾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楚国的伍子胥、伯嚭被吴国重用，参与“谋国政”，管理国家大事。伍子胥是一位多谋善略、文武双全的能人，对吴国的发展强大是有贡献的。“文治邦国，武定天下，执纲守戾，蒙垢受耻，虽冤不争，能成大事。”[8]“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9]为了吴国的强大，伍子胥又极力向吴王推荐孙武，“孙子者，名武……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辨。”他“七荐孙子”曰：“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10]孙武被阖闾重用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吴伐楚能五战五胜，伍子胥、孙武起了重要作用。《史记·孙子列传》曰：“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明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同时，他们还提出修改和完善法律和法令、整顿吏治、重视物质基础及发展生产等办法。通过改革，“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11]使得吴国迅速强大起来，“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12]这都与重用贤人伍子胥和孙武有一定的关系。
越国的强大也是通过句践的改革逐步实现，而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重用贤人，从注重人才入手，与吴国一样重用一些外族的能人辅助国政。自句践归国之后，虽有雪会稽之耻的志气，但当时越国内政外交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复国之计中，首先是重用外族来越的范蠡、文种，封范蠡为上将军，掌军事；封文种为大夫，治国政。一文一武辅助句践治国。句践对这些外来的贤人，都能以礼相待，给予较高的待遇。“折节下贤，厚遇宾客。”[13]“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励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14]其次重视经济改革，采用计然关于鼓励农商，保持物价稳定以及农商互利等政策的主张。使得越国经济恢复很快。《史记·货殖列传》云：“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号称五霸。”《战国策·秦策三》亦云：“大夫种为越王垦草
邑，辟地殖谷，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劲吴，成霸功。”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由弱国变为强国，最终打败吴国，称霸一方。连伍子胥也称赞句践的一些做法，“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15]文种、范蠡和计然都是来自楚国，他们到越国后对越国的建设帮助是很大的。
从上所述，吴、越两国的改革所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大体是一样，都是重用楚国的一些能人，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这些人对吴越民族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曾被称为立功成名的忠贞臣子。《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曰：“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史记·蔡泽传》记载，秦相蔡泽曾被称为“明于三王之事，五霸之业”的人，而他曾把范蠡和秦之商君，楚之吴起并称为“世之三子”，并指出他对越国称霸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春秋争霸期间，楚国和晋国是比较强盛的国家。楚国是使用铁器比较早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春秋时代，楚国“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国力强盛，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16]因此，吴、越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本身内在因素外，吸收当时各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尤其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对吴越民族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铁器的应用，有一部分是从楚国引进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使越、吴时曾说：“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文种为楚人，其先人藏器应该就是楚国之物。在春秋争霸中，楚曾联越制吴，楚越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越王句践曾将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妾。统治者之间联姻关系的建立，可见当时双方的密切关系。因此有的认为，吴、越民族经过了改革，吸取了楚国及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使得社会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被称为“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17]《索隐》曰：“言方俗僻处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则是吴、越无秀士，何得有延州来及大夫种之属哉！”怎能说吴、越无能人？这也反映吴越民族已从一个“僻处”“不通大化”的“蛮夷”，发展成为一个“称霸中国”的强大国家。这同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百越民族同其他民族关系中，尤与楚国的关系最为密切。荆汉地区的楚国是不断吞并与之相邻的小国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南方的一个大国的。楚在北上与晋争霸中原时，已是南方一强国，所以百越地区便成为它向南方扩展的目标。楚成王恽元年（公元前671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毋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18]战国时，楚悼王又用吴起“南平百越”。因此，楚国“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9]其势力范围已深入至百越地区。楚国最强盛时期，其疆域东至今江苏、山东西南部，南至广东、广西境内，北至今河南南部，几乎囊括了整个南中国。两广百越地区成为楚国势力范围之后，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百越的影响就愈来愈明显，如两广地区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不论其形制和随葬品都明显具有楚国的风格，即是受楚文化影响的缘故。战国晚期，楚威王又兴兵伐越，于是雄极一时的越国又为楚并，“服朝于楚”。东南地区的吴、越民族沦为楚国的统治。楚文化在我国备民族文化中比较发达，它对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古代文明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楚灭越之后，东南地区的吴、越民族已失去了独立地位。同时，由于吴、越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其他先进民族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它受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影响比起百越其他地区更加浓厚。因此，这两个民族消亡的历史比较早。早在战国时期，吴越民族已经逐渐被其他统治民族所同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先是派王翦领兵“降越君”，灭了楚国。“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20]秦在楚国统治的吴越地区置会稽郡，行使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这样一来，又加速了吴、越民族的被同化过程，使得它们更快地溶合于华夏族，成为后来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封建集权制的郡县制度，百越地区也不例外。秦统一东瓯和闽越之后置闽中郡；统一岭南百越地区置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秦代，已把封建制度全面移植到了百越地区。尽管有的郡是虚设的，但是郡县制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百越民族便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政治上的统一，必然大大加速了经济和文化的一致性。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制度。这些措施更加促进百越民族地区同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加速了百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个时候，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样一来，百越民族同其他民族，尤其是华夏族的关系更加密切。
由于东越和南越地区的历史情况不同，表现在秦汉时期百越各族与统治王朝的关系还有些差别。秦始皇统一东越地区的东瓯和闽越之后，虽然也提出设置闽中郡，但是这个郡的设置与其他郡的设置有些不同，即没有派官吏和军队进入东越地区，东瓯、闽越还是由他们原来的首领统治。尽管如此，他们已经臣服于秦王朝的统治，这对于东瓯和闽越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即由独立分散的民族参加到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来。这样一来，必然增加了它们同其他各族联系和交往的密切关系。如秦末爆发的全国性农民起义，东瓯和闽越首领都率众“佐诸侯灭秦”，参加到全国各族人民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来。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东瓯、闽越的首领因佐汉有功，仍被封王。秦代的闽中郡是虚设的，所以西汉王朝不仅没有继续采用闽中郡，而且把它废了。把东瓯、闽越划归会稽郡管辖，虽然西汉王朝也未曾派官吏和军队进入东越地区，实际上东瓯和闽越还是由他们原来的首领自己统治。但是他们同西汉王朝已建立“藩臣”的关系，如王位的继承是由汉王朝任命的。可是，由于历史和地理上诸原因，闽越比较闭塞，正如淮南王刘安所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21]这个记载虽不完全可信，但反映其地理环境，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则是事实。故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自然条件的梗阻，论者往往以为福建较迟接受中原文化的原因。”[22]福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与其历史和自然条件有一定关系。但是它与中原和其他地区还是有联系的，并不是闭关自守。就以汉代来说，闽越同邻近地区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如“楚汉之争”时，东瓯和闽越均参加，从“附楚”到“佐汉”。吴楚七国叛乱，东瓯和闽越都卷入。吕后时，南越王赵佗曾发兵攻长沙，而对东边的闽越还要讨好，用“财物赂遗闽越”。[23]淮南厉王刘长要造反，也“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24]当时江都王因怕其封地被淮南、衡山王所并，用大量财帛讨好闽越，“约有急相助。”[25]由此可见，闽越在汉代及其以前同其他地区是有联系的。至西汉时，由于臣属王朝统治，汉文化对闽越地区的影响大大加强了。至汉武帝时，由于汉越统治者矛盾的加剧，导致了一场战争。东瓯请求归汉后，闽越也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被汉武帝所灭。闽越国除后，汉武帝将一部分闽越人迁徙于江淮。以后又设都尉派兵统治。自此之后，汉文化在福建得到广泛的传播，崇安汉城出土的一批铁器，也是福建目前发现最早的铁器，其种类和器型都同中原和其他汉区出土的大体相同。因而在汉武帝统一闽越之后，福建才进入使用铁器的历史，即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化。汉代是福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26]
南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便设置三个郡，并派兵和官吏进行统治。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度移植到百越地区，标志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岭南百越地区成为秦王朝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百越民族便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秦末，由于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各地诸侯王也纷纷起兵倒秦。在这一形势下，南海郡尉任嚣和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策动独立，并发兵攻桂林和象郡，割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王国，赵佗称南越武王。历史虽然出现一些曲折，可是在西汉时，南越同西汉王朝还是保持密切的关系。赵佗是汉族入主南越的，在他统治南海郡时，积极推广汉文化。西汉时，他虽自立为王，仍同西汉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与（汉）剖符通使”。为“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文帝时，又派陆贾使越，封赵佗为南越王。“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称王朝命如诸侯。”赵氏后代与汉王朝关系更密切，赵佗孙赵胡继位后，使人上书，自称“藩臣”，并派太子婴齐至长安。由于南越同秦汉王朝关系密切，汉文化在南越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一方面通过汉人大批被迁入南越，并在南越地区长期居住下来，“与越杂处”。如广州发现南越王墓，其葬式和随葬品很多与汉族相同，仿摹汉王朝统治者的一些做法。反映了汉文化在南越地区已起主导地位。另方面在赵佗执政时，注意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推广汉族的政治制度，如“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27]吕后专政时，因听信谗臣，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28]可见当时，南越地区大量从中原及其他地区引进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来充实和发展南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正由于这种关系的发展，导致南越族中一些守旧派，如丞相吕嘉等人不满，制造是非，煽动民族情绪，最后起兵反汉，加速南越王国灭亡。汉武帝统一南越之后，又恢复郡县制，在南越地区设置九个郡。从此，南越地区的越人又在汉王朝直接统治下，汉族的人口和汉族文化便源源不断地深入到两广地区。即使比较落后的海南岛和其他边远山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经济也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至于日南、九真等地，至东汉时也渐渐“知书识礼”、“渐见礼化”。也就是说汉文化逐渐为百越人民所接受。
总之，百越民族与中原和其他地区民族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关系愈来愈密切。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同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的交往上。历史表明，在阶级社会中，统治民族对被统治的民族不可能有民族平等，因而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不像现在是在民族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往往是经过民族战争，反抗民族的压迫，经过流血斗争换取的。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考察，后进的民族必然要向先进的民族学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比较先进，形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一个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就是靠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发展形成起来的。因此有人认为，百越地区封建化的过程便是百越民族汉化的过程，很大程度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和推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时期全国的统一，促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加速了各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从而密切了各族之间关系。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大的民族、统治的民族必然压迫、奴役其他弱小民族，甚至实行强迫同化政策。这在历史上作为统治民族的汉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有不少民族的人民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的压力而被强迫同化；但在另方面，由于先进的汉文化的传播，并由于汉越人民长期杂居，造成了后进民族学习先进民族文化而逐渐改变自己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习俗，久而久之，便自然同化于汉族，成为汉族的成员。百越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历史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秦汉全国大统一，是汉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自从秦汉统一百越民族之后，百越民族在历史上逐渐消失，有相当一部分越人被同化于汉族，形成为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民族关系引起的民族间的同化，在历史上曾有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情况，对于实行强迫同化，我们应该反对；对于自然同化，应该持欢迎的态度。民族间的自然同化这是历史的进步现象，正如列宁所教导：我们“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进各民族溶合的东西。”[29]汉族发展和形成为我国主体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曾起着主导作用，它的存在对我国其他民族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各少数民族对汉族都有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我国形成发展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原因。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为缔造祖国历史文化作出贡献。因此在各族文化交往过程中，不但少数民族吸取汉族文化；同样地汉族也吸收不少的其他民族文化。这就是我国各地区的汉族都有着一些不同文化的历史原因，尤其是边疆的汉族地区，这些汉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吸收原来当地民族的文化而来的。因此说各族所创造的文化，包括百越民族的文化都是我国灿烂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百越民族作为一个古代民族虽然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但是它的文化至今仍在百越民族后裔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被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