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野音”

（《吕氏春秋·遇合篇》载：“客有以吹籁见于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可见，越人不习惯于笙籁之乐，尽管奏得“不谬”，也不以为善。而对野音，反以为善。常说越人善野音。由此可以推知，所谓越人的“野音”，应是自具特色的民族音乐。

《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第七》记载，越国为吴国战败，句践入吴为臣前，其夫人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号（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颿颿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慑慑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又哀吟曰：“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飏，去复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

《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载有采葛妇之《苦之诗》曰：“葛不连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今我采葛以作丝。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霏霏，号絺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欢兮飞尺书，增封盖地赐羽奇，几杖茵褥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我王何忧能不移。”

同书还记载说，伐木工人曾作了《木客吟》，惜未记其具体内容。“后来又有‘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的《越谣歌》等”。[92]

最著名的是上述的《榜枻越人歌》。它是公元前五二八年，子晳勾结其兄弟发动的宫廷政变，夺了其兄长楚灵王的权力之后，当了十多天的“令尹”。他因诸事遂意，泛波取乐于江中，越人船夫榜枻，为他撑船划桨，兴高采烈，“拥楫而歌”。这是一首越人船夫即兴之歌。

“全歌四句，首段二句，一反问二直抒，后段二句，一直抒二反问，以反问始又以反问结，中间感叹抒情，短小精悍，珠联璧合，宛如天成，且叙事富于条理，就景取譬，以人之妒忖己之喜，感情波浪层层递进，显示了歌者构思的巧妙和想像力的丰富。而歌之时，系‘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为即兴之作，诚为难能可贵。设若歌者所属人群，没有歌唱的风气，也无歌唱的素质，难以设想歌者俄顷间能唱出此等样歌。所以我们说，歌者不愧为古代越族优秀的歌手，越族也不愧为深有歌唱素养而擅长歌唱的民族。”[93]

对《榜枻越人歌》及作者作这样分析和评价是确当的，进而对整个越族歌唱的风气和素质的推论性的议论，也是合理的。越人歌唱风气的确非常盛行，从贵族到平民，从伐木工、采葛妇到船夫，凡是感情激动之时，不管是喜怒或哀乐，都能即时吟唱，出口成歌。从上举数例中，可以看出，其显著的特点是原始朴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突出的民族性，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歌”性质，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野音”。“野音”是有别于那种“钟鼓之乐”的宫廷音乐，但这绝不是说它们都是“下里巴人”的平庸或粗野之作，其中也有不少堪称为“阳春白雪”的上乘作品，著名的《榜枻越人歌》就是它们的代表作。

当然，越人的音乐成就不仅仅是“善野音”这类“即兴之歌”，也还有专门的乐作和乐师。《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曾载，越王句践伐吴胜利之后，“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乐师曰：臣闻即事作操，功成作乐，君王崇德，诲化有道之国，诛无义之人，复仇还耻，威加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请引瑟而鼓之。”可见，至少在王室里，在某种喜庆场合，也有琴鼓弦管演奏之活动，并有专职的乐师和专门的乐作。可惜的是这类专门乐作未曾具体记载。浙江绍兴306号墓中出土的铜屋模型中，所显示的图腾祭祀礼仪，就有击鼓、弹弦的形象。

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祭祀奏乐及乐器图象

从上引文献记载及考古出土资料，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越人在一些隆重场合，均有一定的仪礼，并有琴鼓作乐之活动。庆祝伐吴胜利者有之，祭祀礼仪者有之，甚至，从越地出土的錞于、钩鑃这类军队中使用的乐器，说明军队中也有歌乐的礼仪活动。对于各类不同性质、场合的礼仪活动，奏的是什么乐，使用的是什么乐器，现在还不清楚。但祝捷场合，则有“引瑟而鼓之”。祭祀场合，则有管、弦、鼓甚至可能还有筑之奏。在军队礼仪中，又是錞于、钩鑃之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