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玉石器制作业

一　玉石器制作业

百越先民的石器制造业中，有打制和磨制，福建闽侯“昙石山中、下层文化的石器工具都以石锛为最多，一般只粗磨器身和刃部，主要是扁平长方形或梯形的一类，还有的一面平整一面呈弧背。”[1]在广东发现的石器中，主要是打制的，部分是磨制的，如“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下层含大量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少量凿打成孔的穿孔石器以及骨角器，未见磨制石器；上层仍以打制石器为主，还有凿打后加磨穿而成的穿孔石器、骨角器、蚌器，并发现了少量磨制切割器、石斧。上、下层打制石器器形和打制方法，一般都较简单。”[2]广东潮安陈桥石尾山和海角山三处贝丘遗址，“磨制石器仅见扁平长方形锛一种，仍遗留打制痕迹”。在黄岩门3号洞采集到两件稍加磨的锛、斧，在仙佛岩地表，采集一件磨制短身石锛。[3]

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发现采石场和石器制作地，它是“我国华南地区迄今唯一的一处石器时代大型开采石材和制造石器的场所”。“尤其是凿洞采石的重要遗迹，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西樵山“各种打制或磨制的器形”，“其中许多是为制作磨光石器而先打出的雏型。”[4]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的石器，“多通体磨光”。[5]在广西发现的石器中，生产工具中打制石器十分普遍，也有少量的磨制石器。[6]

江西新石器晚期“石器磨制都很精细，主要有各种形式的有段石锛、石斧、石刀和石镞，还有穿孔石铲、斜刃石凿、四边带缺口的网坠等。数量较多、富于特色的是大型厚重长条有段石锛，段脊高突，一般下段比上段长约一倍以上，它不同于分段稍偏中部的扁长形有段石锛。有些长方形细小有段石锛，长仅3、4厘米。十分精巧，石斧中除较多的长条形或扁平长方形石斧外，个别的两面有段石斧和长柄双肩石斧，比较特殊。石刀以弓背半月形为主，其它有梳形、梯形和长方形的，普遍穿单孔、双孔以至四孔。”[7]

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石器都磨制得很精致，主要是斧、铲、锛、凿、锄、刀、纺轮”等工具，扁平石斧或石铲较多，分无孔、单孔、上下双孔和大孔环式四种，一般刃部与两侧边缘弧曲相连，形似舌状，其中双孔石斧和环状斧都较特殊。石锛中除常型石锛外，还有长条形、宽长形一面呈弧背或显出横脊的。石锄共三件，均出自墓葬，扁平横长方形，中部琢椭圆孔以便纳柄。石刀极少，一种为长方形无孔，另一种是出自墓葬的两件七孔大石刀。[8]石锄和七孔石刀这类进步的石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属较早发现的。

河姆渡遗址，“早期石器一般磨制不精，常留打琢痕迹。其中梯形不对称刃石斧和厚重的拱背状石锛，颇具特色，后者有的顶端往往遗留捶击痕迹，可能还兼用作为石楔具，在剖裂线上定距离加楔，使原木纵裂劈开……石凿和小石锛一般均磨制精细，棱角分明，刃锋锐利。”[9]

马家浜类型，“农业工具方面，新出现的常用农业石器工具是磨光穿孔石铲，弧刃，器身稍厚。”[10]

崧泽类型的生产工具，石器磨光精致，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石锛、条形锛、石凿等。[11]

良渚文化的石制生产工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扁薄穿孔石铲、耘田器、长方石刀、石镰、扁平石锛、拱背型台阶型两种有段石锛、石斧、石凿、扁平柳叶形无铤镞、断面菱形短铤镞，以及少量的打制钺形器等。许多器形显得新颖进步，富有特征，反映出生产上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其中大型的三角形犁状器，一种呈等腰三角形，两侧磨刃，中部穿一圆孔，后端有二三个凹口，长约20厘米以上；另一种为不等边三角形，长边居下，是为刃部，后部的上角有一矩形缺口，中间一长漕或三角缺口深入器体中部，大的长达40余厘米。两者以不同方式安柄，确切用途尚难肯定，或有可能用于农事。双翼耘田器，两翼上翘，背部居中穿孔以便装柄，刃部对称尖突，钝厚而不开锋，或有可能是中耕农具。收获工具除双孔或无孔长方形石刀、石镰外，还发现个别半月形穿孔石刀。”[12]

商周至秦汉时代，百越民族虽已先后掌握了青铜冶铸术，并制造和使用青铜器，但玉石制造业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石器仍然在生产和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现以百越民族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石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器加以说明。

考古资料证明，有段石锛不仅是百越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而且是百越民族的重要工具之一。如上海马桥中层出土的石锛，仅一、二次发掘出土的完整石锛就达四十三件，其中段脊明显的只有六件，其他的段脊都不甚明显。只是背面有一凹槽。[13]江西清江吴城遗址一、二、三期文化中共出土石锛三十四件，其中有段石锛就有十六件，占出土石锛的49％以上，其类别虽也有象山背遗址中那种段脊明显的高级型有段锛，但多数段脊不很突出，也有那种背部只带一凹槽的和刃部带凹刃的有段锛。[14]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在第六次发掘时，仅在北上层就出土石锛七十七件，其中有段石锛十五件，约占20％。[15]江西九江大王岭遗址，共出土三十九件石锛，其中还有十一件有段石锛。这些情况表明，有段石锛在印纹陶兴盛时期还占有一定比例，只是比起新石器晚期那种发达的情况已有退化的趋势，它不仅在数量上开始相对减少，而且在制造技术上已非昔日那样磨制精细，在形制上，那种段脊突出的有段锛日益减少，更多的是段脊不很突出，甚至还有不少早期的拱背锛或弧背锛的出土。那种背部只带一横向凹槽、凹槽的宽窄深浅不同，凹槽的部位一般多近中部的有段锛，更明显表现出是新石器晚期以来有段石锛简化的结果。像这样简化的凹槽锛，与上海马桥中层，江西清江吴城以及浙江进贡等青铜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基本一样。[16]有意义的是，同样形制的青铜锛在浙江的余杭、吴兴等地[17]及福建南安大盈也有发现，这就更有力说明这种凹槽式有段石锛和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南方地区有段石锛演变及至退化时的常见型式。[18]

总之，有段石锛延续时间长，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直到青铜文化时期，如同几何形印纹陶一样，也经历了发生、发展和退化的过程，它的起源，目前只有太湖及其以南地区的材料，即产生于七千年前属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兴盛发达于五千年前的良渚、山背、石峡等新石器晚期文化，到南方各地相继出现青铜文化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迄至铁器出现后，才逐步消逝。[19]

其次是双肩石器，双肩石器主要有斧，少数如锛、铲、锄之类，一般多称为有肩石斧和双肩石斧。它和有段石锛如同孪生兄弟一样，都是百越先民和百越民族独具风格的两种石质复合工具。

双肩石器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当推广东地区，而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根据考古工作者对南海西樵山遗址的调查、试掘和深入研究，这里发现的石器有细石器和双肩石器两个不同的系统或类型。[20]而发现数千件由霏细岩制琢的石器成品和半成品中，主要是那种属双肩石器类型的斧、锛、铲等，以斧最多，其中有打制后经过加工磨制的，但更多的是仅打制而未及加工的毛坯，其型式多样，种类复杂。

福建至今只有闽北地区发现一些肩部不很明显的有肩石器，典型的双肩石器似未发现，台湾发现的双肩石器较多，主要出土于台北圆山贝丘遗址上层，圆山上层出土的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是最具代表性器物，其中有肩石斧，形制与广东中部的番禺、宝安及海南岛等地出土的完全相同，只是圆山上层还伴出有青铜双翼镞和铲等，其时代已较晚。

综上所述，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是南方地区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文化时期独有的两种工具，是百越先民和百越民族生产和使用的。

关于百越先民的玉器制造业问题，解放前在良渚、双桥等地，就已发现璧、琮为主，还有穿孔玉斧和多种佩玉、饰玉等。解放后调查、发掘遗址中，玉器比较普遍，1972年春天，吴县草鞋山遗址的中部和西部出土了璧、琮等玉器。1973年7月在遗址东部的良渚文化晚期地层中清理了随葬王璧、玉琮的198号墓。[21]1977年5月，南京博物院组织了对张陵山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璧、琮。[22]1973年在草鞋山墓发现不久，武进寺墩发现了数十件玉璧、琮。[23]1982年10月在良渚的墓地的3号墓，出土器物一百多件，绝大部分是玉器，璧、琮多达五、六十件。[24]1982年11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发现一座出土有璧、琮等玉器的墓葬。[25]良渚文化玉璧、琮的出土地点“总计已达二十多处。”[26]

良渚文化墓葬大量精美玉璧、琮的出土，使人们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琢玉技术，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

南京博物院于1977年将草鞋山、张陵山出土的整残玉器九件，经华东地质研究所鉴定：草鞋山的玉器质料主要是透闪石，有少量岫岩玉；张陵山的玉器多数是阳起石，少数是透闪石，一些玉管为玛瑙；寺墩所出的一百多件玉器，只有两件是阳起石，其余都是透闪石。地质研究所认为，草鞋山、张陵山所出玉器，其玉料很大可能采自太湖周围的宜溧山地、天目山脉和宁镇山脉。

玉的质地坚硬，玉器制造技术是人们在上百万年的石器制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后产生的技术上的飞跃，是石器制作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

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的技术，也就是必须借助水和砂（硬度大于玉的矿石细砂，称为解玉砂）作为介质，经过反复不断的琢磨或磋磨，才能使玉成为需要的形状，其中起琢磨作用的是解玉砂，而工具只起固定形状的作用。寺墩1号墓玉璧上的石英粒，硬度（7度）大于透闪石（5.5—6度），应就是新石器时代的解玉砂。

壁、琮的大小、高低不一，表明是按照一定的规格，由大块玉料上锯切下来，然后琢磨成形的。张陵山的玉蝉背面留有清晰的弧形琢痕，寺墩玉壁M 3∶70、玉琮M 3∶22上留下的直径分别为11、16、26厘米的弧形琢痕，说明切割工具当为直径大小不一的轮锯，或称圆砣，古代又称砂碾。其质料估计是含石英粒的砂石圆盘。从玉璧圆边和玉琮边角的匀称整齐，误差只在1毫米左右看，除了玉工的熟练技术外，还应有固定的琢玉装置，估计已经出现如同本世纪上半叶还使用的水作凳一类的琢玉机。从当时已盛行陶器轮制技术来判断，这是可能的。

至于钻孔技术，历来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是用木棒、竹管加砂蘸水钻孔，现在看来不尽如此。良渚文化玉璧、玉琮孔璧留下的台阶痕上的钻槽痕迹仅宽0.5—1毫米，玉琮兽面纹上表示眼睛的圆圈直径仅2毫米，估计当时已有金属的管钻，其质料可能是青铜。草鞋山和寺墩的刻划兽面纹玉琮，特别是寺墩M4∶1刻的那些宽仅0.1—0.2毫米的繁缛花纹，其刻划工具只能从传统的细石器中去寻找。《诗经·鹤鸣》记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江苏丹徒磨墩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用燧石打制成的石钻、尖状器和雕刻器，可以用于玉器上纹饰的雕刻，其中的三棱短身石钻用于小件玉珠、玉管的钻孔也同样有效。

器表的整修，良渚文化玉工掌握了抛光的技巧，因此一般表面都光洁如镜。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各种痕迹，说明圆砣、青铜管钻、原始琢玉机等工具已经使用。无疑，良渚文化时代，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27]

综上所述，百越民族有较为发达的玉石制造业，已有规模较大的采石工场和制造石器的手工工场，在生产石器中，多数已采用磨制工艺。在玉器制造中，已采用抛光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