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句吴
句吴一名首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句吴”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明确指出句吴是族称。句吴又称攻敔、攻吴和吴等等名称。
句吴是否属百越，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对于句吴族源看法不同而引起的。关于句吴的族源主要有下列几种意见：周人的一支和当地居民融合说；土著湖熟文化的荆蛮族说；土生土长的吴族说；土著苗人说和越族说等等。其中以“周人的一支”和土著越族说为主要。
“周人的一支”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在秦汉及其以前著作，大都主此说。尤以《史记·吴太伯世家》为代表，司马迁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这个记载分析，就使周族有一些王族及其随从奔吴，又接受当地“文身断发”的习俗，充其量来说，只说明吴族中有一部分周人的成员参加。如果从考古资料来论证，在太伯奔吴之前，吴族地区已有发达的吴文化。太伯、仲雍奔吴后，并没有以周文化代替土著文化，土墩墓所代表的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能归属于中原文化系统。[1]可见太伯迁入之时，已是在句吴族形成之后的事。句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这些南迁的周人王族臣子不得不“入境随俗”。他们不仅行句吴族的“断发文身”习俗，而且打扮句吴的装饰，穿起“夷狄之服”了。[2]很显然，句吴不是“周族的一支”发展形成的。
句吴是土著族，史家大都主张属百越的一支，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可以得到证实。从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看，句吴和百越都是以种植水稻、纺织苧麻、青铜冶铸、造船和善于行舟与水战著称，尤其是具有相同的“断发文身”习俗。《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云：“吴越为邻，同俗拜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同书《越绝外传记范伯》又云：“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吕氏春秋·知化篇》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汉书·地理志》亦曰：“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吕氏春秋·恃君篇》指出百越分布范围是“扬汉之南，百越之际”，也包括了吴地在内。宋罗泌《路史》也把“区（句）吴”划为百越之列。可见古人已把句吴列在百越民族的范围内。
再从考古文化分析，我国南方几何印纹硬陶遗存的七个分区中，宁镇地区就是“句吴”生息繁衍的地方。该地区的印纹硬陶遗存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时代相当于早商，文化面貌以地方特点为主，也渗透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如陶鬲、卜骨、卜甲等，与郑州二里岗上层器物相类似。说明在太伯、仲雍来奔之前，这里已和中原有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二期与一期虽有缺环，但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二、三、四期则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发展脉络清楚。这三期的地方特点更突出明显，尤其是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战国时代，普遍发现一种有别于中原和楚文化的“土墩墓”。这种墓葬不见木质葬具，也无明显的葬坑，随葬器物是以夹砂陶、泥质陶、几何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为主。这种平地起封的特有埋葬习俗，可能源于原始社会平地埋葬的方法。江苏南部几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草鞋山、圩墩、北阴阳营等发现了不下百座的墓葬，都不见墓坑痕迹。新石器时代最晚阶段的良渚文化也普遍流行不挖坑穴，只是将死者置于地面用土掩埋的习俗。到了土墩墓时期，人们仍沿用这一葬法，只是加大封土堆，以期复盖更加严密，并突出其标志而已。土墩墓的随葬品中，总是以鼎釜为炊具，而且经常伴有胎薄、质软并容易脱皮的灰胎或红胎的黑皮陶器，前者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传统的饮器，后者则是良渚文化最盛行的陶器。由此可以看出“土墩墓”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作为这一文化的主人句吴族主要是土著，其文化面貌渊源于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从考古文化所反映的特征，说明居住在苏南太湖流域地区的句吴人，同分布于太湖以南直至杭州以南绍兴地区的于越人，文化习俗和语言基本相同。太湖至宁镇的苏南地区的印纹陶遗存，它的创造者是句吴，这在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将这一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同分布于太湖至杭州湾地区的于越人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加以比较研究，也不难发现二者的文化关系特别密切。蒋瓒初《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在分析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之后指出：“南自绍兴，北抵长江以北的仪征，在原始青瓷、黑衣陶和几何印纹硬陶三种陶瓷器形和装饰上的特点如此相似，不能不认为是同一时期，同一政治和经济区域的陶瓷手工业产品。”[3]当然在初期阶段也表现某些地区性差异，那就是句吴人所创造的印纹陶文化的前身，同良渚文化有关系，同龙山文化也可能有瓜葛。同时由于地处偏北，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较大；于越人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主要是继承良渚文化的传统，同时可能同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关系。这个时期的吴、越人，它们刚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因而南北二区的物质文化中都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因此，从句吴的文化特点与于越比较是“大同小异”，句吴应是百越的一部分。
苏南地区是句吴的主要聚居区，其分布范围很广，东抵于海，在太湖东南与越族（于越）错居；南达新安江上游南岸，西临彭蠡，以楚为邻；北以长江为界，与南淮夷隔江相望。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4]
无论是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都充分说明，句吴主要是由土著先民发展形成的，其历史悠久。关于早期历史，文献记载很缺乏，《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庐立。柯庐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后来的世系是：寿梦卒，子诸樊立。诸樊卒，弟余祭立。余祭卒，弟余昧立。余昧卒，子僚立。僚被公子光刺杀，自立为吴王阖闾。阖闾卒，子夫差立。夫差于公元前473年自杀，吴国亡。从这一世系表，吴国从太伯开始，经历了24代。并说从“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吴国自寿梦（公元前585—561年）开始强大，史书记载吴国史事大都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此之前的历史便很渺茫。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句吴的社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地理条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尤其在古代更是如此。句吴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平原和边缘地区的丘陵地及沿海岛屿，这里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气候温湿，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和渔业的发展。《史记·夏本纪》云：“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乌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桔、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句吴有素称发展的农业经济，水稻的栽培尤为著名。早在五六千年前，句吴的先民就已种植粳稻和籼稻。生产力的提高，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西周时期，我国青铜冶铸已是鼎盛时期。太伯、仲雍奔吴，带来了先进的青铜冶铸术，更加促进句吴地区冶铸业的发展。根据考古资料，“江苏南部发现的西周或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一部分器形特殊，纹饰别致，应是本地制造的。溧水乌山一号墓出土的青铜鼎，垂腹柱足，为中原所常见，而其纹饰似曲体小虫，很有特色，显然反映了中原与本地风格的融合。”[5]至春秋时，青铜工具得到普遍使用，已出土的有铜犁、铜锸、铜铲、铜镰、铜铚等，已有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农业生产规模，因而不论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句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6]“昔者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7]“城郭以成，仓库以具。”[8]农业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麻、葛、桑等经济作物，《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楚世家》均有为争桑田纠纷的记载。农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畜牧业和渔猎在农业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这在考古的资料中都有发现。
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在冶铜、造船、陶瓷、纺织、制玉等方面，不但门类多，且初具规模。这些产品在当时各族中颇有盛名。比如青铜冶铸方面，《周礼·考工记》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禹贡》记扬州“厥贡唯金三品。”还造就不少著名工匠，出现了著名的冶铸家干将、莫邪夫妇。“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9]吴国铸造的青铜剑被当时誉为宝剑。《荀子·性恶》曰：“阖闾之干将、莫邪、巨厥、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战国策·赵策三》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铸造水平之高，可见一斑。传世的或出土的吴王剑，其铸造之精美，均令人赞叹不已，有口皆碑。至于纺织、造船、陶瓷业发展的成就，在介绍他们的文化时，还将详细论述。
春秋时期吴国的崛起，是与吴王阖闾进行一些改革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我国诸雄称霸时代，要能够取得霸业必须有强盛的国力作为基础，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必须发展经济。早在吴王寿梦时，曾与中原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公元前584年（周简王二年），晋派楚亡臣申巫臣到吴国，教吴人射御乘车和先进技术，句吴逐渐强大。到了阖闾时，其社会经济虽然已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同发达的中原和齐、晋等国相比，还显得比较落后。吴王阖闾曾说：“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10]当时吴国社会经济虽然并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落后，但却与要“兴霸成业”有些不相称。
阖闾是位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他重用人才，接受伍子胥、孙武等人意见，“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与整顿吏治，选贤任人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强化军事力量。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11]使得吴国迅速强大起来，挤身于争霸的行列。
关于吴国何时进入阶级社会：一说在太伯、仲雍来奔；一说在周章被封；一说在寿梦。从目前资料看，至寿梦时，政权机构已相当强化，最高首领称王，王室贵族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贫富严重不均。有的认为至灭国时还停留在早期的奴隶社会；有的认为在阖闾改革后，已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楚、吴是春秋晚期南方二个强国。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乘其势力大振，联合唐、蔡，兴兵伐楚，决战于柏举，五战五胜，直捣楚都郢城。十九年夏（前496年），又兴师伐越，大战于檇李，阖闾受伤而死于陉（今嘉兴双桥镇一带）。子夫差立，吴越结怨。夫差二年（前494年），又兴兵于夫椒（今太湖）大败越兵，直破越都会稽，逼越求和。越王句践入吴为质。七年（前489年），吴王又兴师北伐齐。九年（前487年）伐鲁。十四年（前482年），夫差又率师北上，邀集晋定公和其他诸侯在黄池会盟，与晋国争盟主。吴的霸业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地步。
正当夫差争盟主的时候，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句践，乘机攻吴，以报会稽之耻。句践归国后，曾重用范蠡、文种和计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句践兴兵败吴师于笠泽。十九年（前476年），句践又兴师伐吴。第二年“遂围吴”。二十二年（前473年），吴王夫差被迫“遂自刭死”。吴国被句践所灭，成为越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