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百越的城市

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和发展，剩余产品可能就会增多，交换就可能发生和发展，从东周至秦汉，百越各个支族中，或多或少地有了剩余产品，因而支族内部、各支族间以及与中原和邻近各族间，都有了交换，交换的产品，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葛布、荃、青铜剑、陶瓷、珠玑、犀甲、翠羽、玳瑁、蝯熊奇兽等，输入的则为青铜礼器、乐器、环首刀、铁器、牛耕及锦帛奇珍等。有交换就有可能出现一般等价物——货币，但百越的货币经济并不发达，至今为止，在吴越尚没有发现如同三晋和楚国所使用的布币、刀币、铜贝币之类的金属铸币，在闽越和南越，也没有出土似秦汉的半两、五铢等金属铸币，可见，百越是没有自己铸造金属货币的。前不久，在丹徒大港公社磨盘墩遗址发现一座西周墓葬，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铜尊、铜匜、陶罐和瓷豆中，还贮藏着百余枚背后磨穿的海贝，这种海贝是我国早期的货币，流通于商周时代，在长江下游还是首次出现。”[64]这是否表明西周时代的句吴用海贝作为货币，尚需有更多的出土材料作证明。至于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小金饼”和“小金片”各1件。[65]是否是越国本地制造的或者是楚国流入的，尚需进一步研究。因当时楚、越关系相当密切，由楚国流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设使是越国本地制造的，其流通范围也不会太大，因黄金是贵金属，不像铜那么普遍，总的看来，百越是没有铸造金属铸币的。这与文献说的“不待贾而足”是相符合的。“不待贾而足”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说在交换时，只是以物易物。南越的情况是生动的一例，“中国（按中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66]这些商贾也是与南越以物易物的，“南越王国没有自己铸造的钱币，也很少使用秦汉钱币。海外贸易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在南越王国境内或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基本上也是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67]这种情况，从苏南浙北的土墩墓、南安大盈墓、闽侯黄土仑墓、崇安汉城遗址及墓葬、武夷山两侧的崖洞墓、广州二百多座汉墓、南越王墓、西瓯君夫妇墓、绍兴战国墓等来看，除绍兴306号墓出土“小金饼”和“小金片”各一块、广州汉墓只有十座出“半两”铜钱外，其余均没有出土金属铸币或黄金铸币。这种情况，与当时可能不实行瘗钱有关，但长沙汉初墓出土不少“半两”钱，又常见泥郢爰、泥半两随葬。而在百越的居住地内却从来没有发现，这可能是百越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独自铸造金属铸币所造成的。

总之，百越地区虽有交换，但是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的，因而没有铸造金属铸币。

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城市也会跟着兴起，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墙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68]可见，城市是与文明时代的到来一齐出现的。从文献资料看，东周至秦汉时代，百越地区出现了许多“城”以及各方国的都城。

春秋时，在句吴的所在地，已有“吴大城”、“吴小城”、“伍子胥城”、“越宋王城”、“复城（故越王余复君所治）”、“鸿城（故越王城）”、“糜湖城”、“桶溪城”、“巫丽城”、“干城（越干王之城）”、“摇城（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古城（吴王阖闾所置美人离城也）”、“海盐县”、“武城（阖闾所以候外越）”、“无锡城”、“齐乡城”、“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等。[69]

春秋至战国时，在于越的所在地，已有“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句践小城”、“北阳里城，大夫种城也”、“阳城里者，范蠡城也”、“会稽山上城者，句践与吴战，大败栖于其中”、“苦竹城者，句践伐吴，还封范蠡子也”、“北城者，句践筑鼓钟宫也”、“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等。[70]

秦汉时，在闽越的所在地，有王都冶城、东瓯城、余善所筑六城及崇安城村粤王城。

秦汉时的南越，有番禺城等。

城市，顾名思义，必须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所谓政治中心，是说它对外防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对内防止人民的反抗。经济中心，是说要有市，就是说，既要有手工业区，又有商业区，两者兼有，就是城市了。按此标准衡量，尽管我们对上述的“城”的内涵了解不多，许多“城”的布局还有待于将来考古的发现，但是，从文献已记载的内涵看，多数城不是“城市”，而是城堡，大概只有吴都城（今苏州市）、会稽城（汉称山阴城）、崇安粤王城及番禺城属于城市的性质，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看，这几个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各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但都是地区性的，几经沧桑，有的继续发展，如吴大城，汉代成为东南地区“一都会也”。[71]有的湮没，如崇安粤王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百越地区的城市和城堡的内涵及布局，将进一步弄清，并为人们所了解。但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没有一个城市能成为当年百越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知，百越的城市并不发达。

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图

总之，东周至秦汉间，百越虽出现交换，但是以物易物。没有铸造金属铸币，城市也并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