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骆越
骆越是百越一支。《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西瓯、骆”，“骆”即指“骆越”。取名“骆”，据说是耕“骆田”得名。《水经注·叶渝水》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日雒民。”《通鉴》引《广州记》云：“交趾有雒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雒”与“骆”互通。有的认为“雒田”是指丘陵中的旱地，骆越后裔的壮族仍称山岭或坡地为“六”、“洛”、“陆”，与雒（骆）音同，是因垦殖“雒田”而得名。骆越之称是指“垦食山麓里的田的人”。[90]
关于骆越的历史记载也很早，《逸周书·王会解》曰：“路人大竹。”“路人”，据清朱石曾《逸周书集解校释》认为：“路”音“骆”，当是“骆越”。《吕氏春秋·本味篇》有“越骆之菌（竹笋）”之句，有的认为“越骆”可能就是骆越的倒写。总之，骆越名称在历史上出现很早。
骆越分布甚广，除了交趾（即今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外，《后汉书·任延传》还记载，在越南中部，即汉九真郡的居民，也称“骆越之民”。《旧唐书·地理志》也记载今广西邕宁、武鸣和横县一带是骆越人居住地。《百越先贤志·自序》云：“译于宋（西呕君）旧址，湘漓而南，故西瓯地。牂柯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汉书·贾捐之传》记载海南岛居民为“骆越之人”。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亦认为：骆越“其居地殆东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以达安南（越南）东部中部。这些地区约当西汉交趾、九真、日南、儋耳和珠崖等五郡。”有的从考古遗物比较，也认为骆越“当在左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地带”。[91]即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秦置象郡，大抵包括了骆越分布的范围。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贵州（今广西贵县）郁林县，本西瓯、骆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旧唐书·地理志》潘州茂名县条云：茂名（今广东茂名县境）也是“古西瓯、骆越所居”。故郁江两岸的贵县和茂名等地被认为是西瓯、骆越的杂居地。
关于骆越的来源，并不是如有人主张的夏民族后裔、越国遗族或从东越迁来的，而是地地道道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史记》《汉书》记载骆越的史事非常简单，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就更少了。但是从考古出土资料，则完全可以说明骆越及其先民的长久历史。从骆越分布地区普遍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南宁地区早期的贝丘遗址试掘，遗址内有居民住地和墓葬，出土的遗物表明当时渔猎经济还占相当的比重。从新石器中晚期遗址出土情况看，桂南、桂西南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钦州独科和扶绥县那淋屯遗址出土的大石铲，一般长20至30、宽15至30厘米，是一种用于农业的生产工具。还有反映父系氏族社会形成的男性石祖的出现。[92]继新石器时代之后，进入了青铜器时期，1974年在武鸣马头公社全苏大队出土具有晚商作风的兽面纹铜卣。[93]1978年陆川县乌石和荔浦县栗木出土西周兽身铜尊，作风粗犷，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94]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大量增加，尤其铜鼓和铜钺更表现地方特色。北流出土的铜鼓，重三百公斤，体形高大，周身密饰云雷纹。[95]越人青铜钺，形式多样，有扇形、靴形、船形、铲形和新月形等。铜钺来源于石戉，有的还可以找到它的祖形，这在越人地区尤其是两广地区发现最多，为他族所少见，具有明显越人地区的特点，故称“越人青铜钺。”[96]在这个时期，还发现了崖壁画几十处，分布在龙州、宁明、崇左和扶绥等县，以及明江和左江沿江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悬崖峭壁上，是反映当地民族现实生活斗争的一些场面。
从考古资料说明，骆越地区文化起源很早，从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杵等谷物加工工具发现，说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已掌握了水稻的种植，农业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部门。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有些地区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直至汉晋时代，农田耕作还只能“仰潮水上下”，尚未掌握引水灌溉，“火耕而水耨”，耕作比较粗放，渔猎经济仍占很大比重。《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桂南有些地区越人，还停留在“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97]《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至于交趾、九真、日南等地的骆越人，直到东汉时代，社会经济仍很落后。可是在建郡以后，情况则有很大改观。
秦汉的统一，封建郡县的设置，汉文化随之传播到骆越地区，这对骆越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使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汉书·地理志》云：“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至汉代时，海南岛的骆越人已是男耕女织，使用金属器，饲养家畜。东汉时伏波将军经营海南岛，“往来海南，抚定珠崖，调立城廓，置井邑。”[98]交趾郡“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99]“锡光、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婚嫁。建立学校，导之礼化。”[100]由此可见，随着汉文化的传入与扩大，对骆越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先秦时期骆越的社会性质，有的认为在秦统一以前，尚未分化出对立的阶级，也未出现国家的组织，还是处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101]有的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广西发现很多，有的还是本地制造，尤其是象征统治权力的少数民族重器——铜鼓的发现，是“表明广西的百越各部落已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102]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分析，骆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中心地带已进入阶级社会，而在边远山区和海南岛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停留在原始社会发展的阶段。秦汉统一之后，社会经济才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政治上，把封建制度移植到骆越地区，设置象郡，进行封建统治。并把大批汉人迁入“与越杂处”。西汉时期，骆越地区纳入赵佗的南越国统治。汉武帝统一南越之后，又在骆越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和儋耳五郡，派官统治。随着汉人的移入，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随之传入。但是，对于边远地区，秦汉王朝大都还是采用“且以其故俗治”政策，利用他们本民族原来的头头来统治。清徐延旭辑的《越南辑略》引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君长为骆王，臣佐为骆侯，设诸骆将。传十八世后，后蜀王子讨雒王，灭之，自称安阳王，居此。”秦汉王朝对于一些地区并未直接统治，而是授予这些骆侯、骆将以“铜印青绶”，让他们治理当地骆民。这就是后来的土官。这些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少，保留旧的文化多些，造成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秦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统一的国家，它的出现对我国其他民族地区，包括百越民族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发生过很大的作用。因此秦汉时期也是骆越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汉晋以来，骆越民族消失了，现在两广地区土著的少数民族同古代的骆越都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