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简帛与学术史
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时，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这篇名文说明“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举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作为显例。这些发现都对学术史起了重大的影响，所谓“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大家熟知的王氏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即由此种认识而来。近年我几次引用王氏这一论文，藉以指出70年代以来的出土古籍必将深远地影响学术研究，其价值不可忽视。
王国维先生当时还讲到，殷墟甲骨等项发现，“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这就像孔子壁中书、汲冢竹书等发现一样，其内涵的影响远及后世，而且直到今天仍为学者所反复讨论。70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大量古籍，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已超过孔壁、汲冢，在短期是不可能全部理解消化的。可以断言的是，这些新发现一定会对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有的方面或许是今天难以估量的。这里只想谈一谈新出土古籍与学术研究关系的几个方面，以见一斑。
我国古代书籍源远流长。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至少到春秋时期，又用白色的帛作为书写材料。此后，书于竹帛就成了大众的常谈。不过，早期的简帛书籍究竟是什么样子，学者只能由文献记载去推测，不免有不少失实的地方。40年代曾有战国时楚帛书发现，50年代起又出土了楚简，但为数不多，特别是楚简多系遣策之类，还不是严格意义的书籍。70年代以来发现的简帛，有许多是战国到汉初这一时期的，使我们直接看到早期书籍的原貌。这对于研究古代书籍制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简帛书籍实物的出现，给大家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比如关于竹简的形制，前人根据汉代记载，认为经、子或者诏令等等，各有规定的简长。现在从实物观察者，汉初还不能说存在系统的定制。
战国时的竹简，已经达到相当发展的地步。秦至汉初的简，形制体例尤为复杂。如竹简在编缀成篇后，可以分栏书写。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为例，《编年记》分为上、下两栏，《吏道》竟分为五栏。还有《日书》乙种，是在简的篾黄、篾青两面书写的，实属前所未闻。《日书》又在简上绘有插图，像《艮山图》、《人字图》等，这表明制作精好的简书，简面密接成片，能够和帛书一样地写字作画。
所有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书写的，蘸的是黑色的墨。完全没有用漆写的，更没有用刀刻的。写字的笔毫大多较硬，因而能写很细小的字。在相当窄的一支简上，有时可以双行书写。如果分栏，就常有非常规整的栏线。上面提到的《吏道》虽无栏线，但细看有用锋刃划出的横线，所以书写得十分整齐。有的竹简的栏线是朱红的，颜色至今艳丽，颇为美观。
有的简书原有标题，包括书题、篇题、章题等。书题每每写在第一支简或最末支简的背面，即篾青一面。到底在哪支简背，要看竹简是怎样卷的，原则上是写在卷得最外那支简上。篇题多写在篇文之末，而章题有时写在章首的简头上。
帛书不少方面与简类似。有的帛书用黑色或红色划出行格，称作乌丝栏、朱丝栏。这种行格很像后世的信笺，实际是模仿了简书的样子，因此帛书确是晚于简书的。有的帛书，如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上面有彩色的图绘，这是帛胜于简的地方。
战国简帛的文字，字体因国别而异。现在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楚国文字，在六国古文中自有特色。秦至汉初的简帛则多为隶书，但有的篆意较浓，总的来说是自秦篆走向标准汉隶的过渡形态。过去讲古文字学，一般止于先秦，我曾建议将其下限放宽到汉初，便是由于当时文字尚含有较多古文字的因素。这样看来，简帛文字的研究对中国古文字学是有很高价值的。
迄今所见战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这一点提示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佚书的著作年代和抄写年代区分开来。有些简帛有避讳字，这只能说明抄写年代的上限，不一定和著作年代相一致。例如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不讳“邦”字，乙本则讳“邦”字，知乙本抄于汉高祖或其以后，甲本应在汉兼天下以前，这可以作为我们探讨当时文字演变的标准。有的简帛的抄写年代和著作年代很近，如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叙及汉文帝初事，距出帛书的墓下葬年数不多，即其一例。这是由于占书目的在于实用，其内容自然要涉及当前的情况，因而有时间性，和其他书籍不同。
当时书籍的传写已有职业抄手。比如马王堆帛书的《黄帝书》、《老子》乙本，照片一经公布，书法界即对其整饬秀丽交相称道。属于同一抄手的还有《周易》经传、《五星占》、《相马经》及所谓《刑德》乙等，其抄写均应在文帝初年。我曾推想这位抄手是马王堆3号墓的墓主专门请来的，为他抄写了不少书籍，以供收藏。这就和那时河间献王的搜集书籍一样，只不过规模小些。这个抄手书法很好，可是责任心不强，他所写帛书错讹颇多，有的匪夷所思，如《周易》经传的“象”字多误为“马”，甚至整章的文字都抄脱了。当然，由于《周易》有今传本，不难校勘，而对于早已不传的佚书，其间的错讹出入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发现了。
这引出了一个简帛的版本学价值的问题。新发现的简帛书籍大多数是佚书秘籍，年代又这么古远，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善本。不过就有传本的几种而言，其与传本的不同，不一定是简帛比传本好。再以《周易》为例，帛书的《系辞》与今本差别很大，有的地方以帛书为胜，如今本《系辞上》第十二章：“乾坤其易之缊邪？”帛书则作“易之经”。按“缊”训为“藏”，“经”则意为纲领。乾坤是易的纲领，所以下文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可见“易之经”胜于“易之缊”。另外有好多地方却以今本为胜，如今本《系辞上》第三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帛书“察”、“原”两字都作“观”，连用三个“观”字，便显然比不上今本。
简帛书籍又多见通假字。大家都知道，清代高邮王氏之学之所以冠绝一时，即在他们揭示了“经典古字声近而通”的体例。王念孙说：“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为病矣。”简帛所见假借的例子极多，不掌握这一体例，几乎无法通读。《周易》经文中的卦名，好多都是通假。我在拙著《周易经传溯源》中已说明，例如“履”作“礼”、“坎”作“赣”、“革”作“勒”、“艮”作“根”等等，细究其义，今本的都是本字，帛书的都是借字，并无深文奥义可寻。这是在研究简帛时不可不有的一种认识。
还有些时候，简帛书籍是使用同义字。例如今本《系辞上》第六章“或出或处”，帛书“处”作“居”；第九章“其孰能与于此”，帛书“孰”作“谁”，类似的情形不少。文献也有这种例子，如“道”字，《汗简》云《尚书》作“
”，而后者在古文字里实际是“行”字。“道”与“行”不是通假，乃是同义字，后来竟直接以“
”为“道”了。
简帛上的标点也值得研究。春秋末的侯马盟书（不属于简帛范围）、战国早期的随县擂鼓墩竹简等，已出现用小横线作为文句的标点。战国中晚期之间的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又用了钩形符号，即钩识。子弹库的那件完整帛书，还以黑色长方符号置于文末，表示一章的终结。
新出土简帛书籍与学术史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学术史的研究在最近几年趋于兴盛，已逐渐成为文史领域内的热门学科，而简帛书籍的大量涌现，正在改变着古代学术史的面貌，影响甚为深远。
从各地发现的简帛书籍实物，首先可以认识到，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是实在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云：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由此可知，秦时允许存在的，限于医、农、数术、法律的书。根据李斯所议制定的《挟书律》，直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才得废除。迄今在《挟书律》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确不超出该令的规定。睡虎地秦简诸书，《编年记》当出于《秦记》，《日书》属于数术，其余多为法律，其中《律说》（即《法律答问》）、《封诊式》可能与吏的传授法令有关，而《吏道》（即《为吏之道》）则为学吏的课本。这一切都与李斯的奏议符合，自非偶然。
除《挟书律》后，隐藏于民间的书籍得以合法流传，如刘汝霖先生在《汉晋学术编年》中所说：“于是壁藏者纷纷出世，而口授者亦得书之于简策矣。”学术的复苏不能一蹴而就，因而西汉前期只能说是先秦文化的传流过渡的阶段。过去关于这个时期的具体情形，人们所知不多，新发现的有关简帛，正好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缺憾。需要考虑到，由惠帝四年到武帝之初，也不过五十多年；如果算到马王堆帛书、双古堆竹简埋藏的文帝前期，就只是二十多年。在古代的条件下，这样短促的时期是不能产生较多著作的。因此汉初的竹简帛书种种佚籍，大多是自先秦幸存下来的书籍的抄本，所以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的面貌，而且可以由之上溯先秦学术，关系到学术史上的好多重大问题。
对于这个时期的简帛书籍，我一直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来分类。这是因为《汉志》本于《别录》、《七略》，比较适合当世流传书籍的情况。下面我们不妨仍旧沿用这种办法，对一些简帛书籍分类举例，说明其在学术史探讨上的价值。
试以六艺即诸经说起。总的说来，汉初简帛里经籍较少，这是秦火影响尚未全然消除之故。前人曾指出，经过秦代，“各书多有残缺，惟《易》为卜筮之书，不在禁列，传者不绝，《诗》则讽诵不在竹帛，故俱能遭秦而全也”（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现在已出的这时期的简帛，刚好只有《易》、《诗》两经，印证了这种见解。
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共同点是它们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统系。竹简《诗经》有别于毛、齐、鲁、韩四家之《诗》，帛书《周易》和田何以下所传差异更大，甚至经文六十四卦的卦序也是特殊的。长沙马王堆、阜阳双古堆都在原楚国境内，所以两经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孑遗，入汉后渐归亡佚，以致刘向、歆父子都不知晓。这对经学史的研究自极重要。
最近在傅举有、陈松长两位所编《马王堆汉墓文物》书中，公布了帛书《系辞》的照片；同时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陆续刊布了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篇的释文，这些材料的发表，将对《周易》的研究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马王堆帛书中的《春秋事语》，有关《左传》的传流，极为重要。这篇帛书的发现，再次表明《左传》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载籍所述《左传》之学的传承也很可据。此外，帛书的《战国策》（即《战国纵横家书》）包含了不少在今传本以外的内容，对于研究战国时期历史及《战国策》一书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宝贵的。
定县八角廊西汉晚期墓发现了竹简《论语》，尚能保存全书大半，这也是一项惊人的收获。这个本子应早于张侯《论》，属于《齐论》的可能似大一些。双古堆和八角廊还有一种书，我推想是《家语》的祖本，可知《家语》自西汉前期即已流行。
关于小学，要提到双古堆竹简的《仓颉篇》。这已经是把李斯、赵高、胡母敬三书合一的本子，正可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说“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九十五章，并为《仓颉篇》”的记载。
在诸子方面，简帛提供的材料更为丰富。在马王堆帛书《黄》、《老》公布后，一时造成汉初道家独盛的印象。实际上，就迄今所见简帛而言，有关儒家的也不算少，上述经部诸书已足以说明。只是由于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同时简帛所出的楚地这一流派的传布很广，才使道家著作留存较多。上述帛书《黄》、《老》是十分重大的发现。尤其是《黄帝书》四篇，很可能即《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其早已佚失，如今重现于世，关系道家研究实非浅鲜。无怪乎海内外学者都就黄老之学集中研究，连续出版了许多论作。《老子》甲、乙两本的《道》、《德》二篇，次序与今传本相反，也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黄帝书》包括《经法》、《经》、《称》、《道原》等篇，与《国语·越语》、《老子》、《文子》、《鹖冠子》、《淮南子》等许多书籍密切相关，同《管子》所收若干篇也相共通。由此，我们对很多传世文献必须再加审查研讨。例如《鹖冠子》自唐代以来就被斥为伪书，现在看来，无疑是一种汉以前的子书，而且在道家的统系中非常重要。《文子》的情形与此近似。在定县八角廊出土了《文子》竹简，更加强了其为古书的论证。
江陵张家山136号墓中有《庄子·盗跖》竹简，墓的年代在文帝时，但比马王堆、双古堆略早一些。“跖”字作“
”，两字古音不通，揣想简上的字本从“疋”声，在鱼部，故与铎部通转。《说文》云“疋”古文以为“足”字。《盗跖》篇的出现，说明庄子一系的道家在那时也有相当广泛的传播。
信阳长台关1号墓发现的一组竹简，已证明是《墨子》的佚篇。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年代和墨子卒年相距不远。按墨子曾亲到楚国，献书于楚惠王，战国中期楚地墨学尤盛。《墨子》书出于楚墓是合乎情理的。
墨学的影响又见于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守法》，其文字不少处引自《墨子》的城守各篇。后者是秦国墨者的著作，为齐人引述到《守法》之中。研究墨学的传流，不可忽略这一事实。
阴阳家的作品，可举出前面讲过的子弹库楚帛书。这件基本完整的帛书可分为三篇，我试题之为《四时》、《天象》和《月忌》，充满了阴阳学说的色彩，为我们了解这一学派开辟了新的境界。阴阳家与数术是互通的，所以下文谈数术时，还会涉及有关的问题。
诗赋方面，简帛所见不多。值得提到的有银雀山简中的《唐勒》。按《汉志》有《唐勒赋》四篇，注：“楚人。”另于《宋玉赋》下注：“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简文为赋体，题为“唐勒”，然而经仔细研究，实际是一篇宋玉的赋，从内容看也可名为《御赋》。赋的体裁，最接近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大家知道，《大言赋》与《小言赋》见于不少人怀疑的《古文苑》，看来对《古文苑》的看法也得有所修正了。
兵书方面，新出的简帛书籍很多，这应该是由于晚周到汉初战乱不绝，人们对军事知识的要求相当迫切的缘故。兵书的最重要发现当推《吴孙子》与《齐孙子》，均见于银雀山简。《吴孙子》即《孙子兵法》，简本在十三篇外还有若干佚篇，十三篇本身的次第也与今传本有别。《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发现的意义尤大，可以说把对孙武存在的怀疑，以及孙武、孙膑一人之说一下子祛除了。银雀山简中又有《尉缭子》，证明这也实为古书，《六韬》的情形也是一样。古代兵家典籍的研究，于是得到可靠的依据。
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属吕后时期。其竹简中有《盖庐》一书，首尾完好。“盖庐”即吴王阖庐，或作“阖闾”，然而书的内容却系记述申胥（伍子胥）的军事学说。我们知道，《汉志》兵技巧有《五（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不过《盖庐》的思想却近于兵阴阳家。附带说一下，慈利石板村的战国楚简，多记吴越交战兴亡之事，也有兵家色彩，我曾作过观察。至于其性质究竟如何，还要等待整理的结果。
数术和方技方面的书籍，数量也很多。《汉志》分类中数术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可谓无所不有。这里只能选取少数例子，以概其他。
马王堆的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占》，可归于数术的天文类。其对古代天文学研究的贡献，已为科技史界所习知。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元光元年历谱，曾被称为最早的历谱实物，而后出的张家山247、258号墓竹简历谱，又早到吕后以至文帝初年。
算术在《汉志》也被列入历谱类。张家山247号墓竹简中的《算数书》，是一部数学专著，比《九章算术》的成书更早，并且内容与《九章》有密切关系。《算数书》的发现使人们能追溯《九章》的渊源，堪称数学史研究上的一大发现。
在数术书中最多的是兵阴阳一类，这在《汉志》也可列归兵家。其所以盛行，和兵家诸书一样，是当时社会情势所造成的。数术书在《汉志》中本占有很大比例，可惜几乎尽归亡佚，今天能在简帛间见到，使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全貌有更好的理解。
医药等简帛书籍，从中医药史角度看，同样极为重要。例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及同卷佚书、《导引图》，张家山247号墓竹简《脉书》、《引书》，无不内涵丰富珍秘，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有些方面，还有关若干具有现实意义问题的研究。涉及养生的书籍，也是如此。
总之，新出简帛古籍对学术史的很多方面都有非常重大的关系。不妨说，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发现，是必须重写了。
最后，让我们再谈谈简帛古籍发现造成的一些更深远的影响。
一系列新发现及其整理研究工作，逐渐转变了我们对若干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认识。揆其大要，至少有下列数端：
首先，是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以前有不少著作，对古书的成书采取一种静止不变的观点，以为汉以前的书籍和后世一样，一经写定，不再作出修改。不知古代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任何书籍，如无官方保证，就只能传抄甚至口传，师弟相因，其间自然难免增删笔削。简帛又不像纸那样易得便携，很多书只得分篇单行。及至汇集成书，便会有次第先后和内容多寡的不同。
今天通过田野考古得到的简帛书籍，是前人未见的当时实物。它们每每后来归于佚失，或在面貌上有所改变。类似的情形，在外国的古书形成过程中也同样是存在的。
其次，是对古书整理过程的认识。现在每有简帛古籍出土，我们就组织整理，由保护原件，直到出版成书，有着一定的步骤程序。这一系列的工作，是以多年的整理经验为依据。回顾过去，我们的整理工作有过不少曲折，即使是今天，也仍有若干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整理前代的书籍，不是在现代才开始的，而是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具体说来，传说中的孔子整理六经，不妨说是这种工作的滥觞。但真正大规模的整理，实在汉代。这是因为经过秦火，典籍残缺，书籍有赖于发现，整理工作从而应运而兴。河间献王的广收书籍，即其一例。种种事迹，用不着在这里征引。
西汉时出现的古籍，有的是民间隐藏献出的，如颜贞之献《孝经》；有的是由口传而笔录的，如伏胜之传《尚书》及作《大传》。这时也有出土发现的，最著名的便是孔子壁中书，发现之后交由孔安国整理。孔安国所采的“隶古定”，迄今仍是我们采用的方法。
西晋时汲冢竹书的整理，更接近我们当前进行的工作。竹书出于墓葬，文字是战国古文，需要整理考释，这也是我们面对的难题。当时受命参加整理的学者，如束皙、荀勖等人，可谓极一时之选。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没有把全部竹书整理完竣，许多珍贵书籍归于再度湮灭，实堪痛惜。其中教训，我们应该引为鉴戒。
汲冢竹书的整理，所用方式似有不一。成绩最佳的莫过《穆天子传》（包括《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有古文的摹写（已佚），有全书的释文，于不识之字则用隶定，体例完善，顾实先生《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曾作阐述。《纪年》和《师春》就差一些。特别是《纪年》，如朱希祖《汲冢书考》所论，整理时似有两本，其一广采文献，补其不足，用意可能在做成完整的史籍，结果则失去竹简的原状。这当然不可为训，但历史地去看，也有其不足怪之处。一些非出土的古书，那时也是这样整理的，如《孔子家语》、《列子》等，都经过类似的增益。
还有一种整理的方式，是把古书艰深的文字改为浅明。《史记》的征引《尚书》便每每如此，其目的不外便于时人阅读，结果同样是失去古籍的风貌。《尉缭子》之所以长期遭人摈斥，即由于文字不古，及至银雀山简本出现，才认识到这是有人加以修改润饰，并非什么伪书。
由以上所说，我们又可得到对古书真伪鉴别的认识。古书辨伪于古有之，宋代尤为兴盛。到了晚清，结合于疑古思潮，我称之为对古书的第一次大反思，在文化史、学术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层出不穷的简帛书籍（以及其他古代文献原本）的发现，大家由个别古书真伪的重新考订，逐渐走向对辨伪方法本身的再认识，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今后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影响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