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

七　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

1973年发掘的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简报推断为中山怀王墓葬。怀王卒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即公元前55年。〔1〕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小文，〔2〕其中论及该墓所出《儒家者言》竹简，限于篇幅，没有展开引申。现再补述几点，同大家商榷。

八角廊墓竹简经整理有书约八种，简介所说《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四种都属于儒家。〔3〕《儒家者言》存二十七章，释文业已发表。〔4〕我在上述小文中提到，《八角廊儒家者言》和安徽阜阳双古堆简牍中的一种性质相类，内容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且多和《说苑》及今本《孔子家语》有关，两者应该都是《家语》的原型。这个情形，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战国纵横家书》是今本《战国策》的一种原型一样。既然不少学者主张把《战国纵横家书》称为帛书本或别本《战国策》，《儒家者言》也可称为竹简本《家语》。况且《汉书·艺文志》本有《儒家言》十八篇，云“不知作者”，与竹简没有关系。

八角廊简这四种儒家著作，当时大约都是很通行的。《论语》不必说，《哀公问五义》见于《荀子·哀公》，又被收录于《大戴礼记》和今本《家语》；《保傅》见于贾谊《新书》，也被收进《大戴礼记》，在汉代还常单行。〔5〕《家语》在《汉书·艺文志》被列为《论语》十二家之一。十二家的前九种都是《论语》不同传本及传、说，下面便是《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后面还有《孔子三朝》七篇，现在《大戴礼记》中，《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则是一种图说。由此可见《家语》和《论语》关系密切，竹简同出一墓不是偶然的。

《汉志》本于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始命刘向校书，广收众本，其时距八角廊墓不到三十年，所以刘向不会没有见到过出土的这种《家语》。《汉志》著录《家语》有二十七卷，竹简可能只是其间一部分，也许是摘抄本。这在出土书籍中是常有的，如同墓所出《文子》也不如《汉志》所记九篇之多。竹简《家语》不少地方见于刘向所编《说苑》、《新序》，是又一证据。最重要的是，《汉志》中专以孔子及其弟子事迹为主的书，只有《论语》类那几种，因此竹简就只能归于《家语》了。

从体例来看，竹简《家语》和今本是相近似的。清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详细对照今本《家语》及传世其他古书，证明该书多与《荀子》、《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书相出入，竹简本正是这样。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

今本《家语》是一部久成定论的“伪书”。颜师古注《汉志》，已说二十七卷的《家语》“非今所有《家语》”，后世指斥今本的学者很多。〔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今本十卷，魏王肃注，即指为王肃所依托。陈士珂则说：“小颜（师古）既未见（孔）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7〕为今本辩护。

陈氏说孔安国旧本，是因为今本有以西汉孔安国口气写的序，序中对《家语》来源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据说，《家语》本和《论语》同源，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问，后选一部分辑为《论语》，所余即集录为《孔子家语》。秦昭王时，荀子入秦，昭王问儒术，荀子“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汉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随后被吕氏取归收藏。吕氏诛灭后，《家语》散在民间，被好事者任意增损。景帝末，募求天下礼书，《家语》送官而多错杂，“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武帝元封时，孔安国求得副本，整理为四十四篇，又《曾子问礼》一篇。在这一段后，又录有另一说法，认为《家语》同《尚书》、《论语》、《孝经》等都出于孔壁，由孔安国编为四十四篇。成帝时，刘向校书，名之为《古今文书论语别录》。他还提到戴圣编《礼记》，曾利用这项材料，受到孔衍指责云云。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都未必足信，后者尤为失实，但它们都反映了《家语》和礼书的关系。八角廊简在《家语》外还有被收录于《大戴礼记》的两篇，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存在。

王肃注《家语》，是由于《家语》在某些点上有利于他在经学方面反对郑玄的学说。不论他是否在这些地方动笔改窜，说他伪造整部《家语》，恐怕是不可能的。陈氏《疏证》已证明《家语》文字有本，王肃当时一手抄辑出这部书，是难以欺人的。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在西汉前期的双古堆简牍和西汉晚期的八角廊竹简中，都存在《家语》发展的一定链环。

根据整理研究近年发现简牍帛书的经验，我们认为：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8〕因而，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不可用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家语》也就是其间的一个例子。

《家语》出于孔猛，有源自孔安国的传说，这便和汉魏时期的孔氏家学有关。这一时期的孔氏家学，在学术史上非常重要，又同经学的重大公案相联系，可惜迄今没有很好探讨，下面就让我们初步试探一下。

汉代儒家定于一尊之后，孔子后裔一家出过若干人物，有的受封袭爵，有的仕宦显贵，也有一些世守家学，成为一个学派，这很少为人所注意。学者中最早的一个是孔安国，见于《汉书》，其事迹前人考证甚多。〔9〕此后有些人传习他的学术，可考而又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东汉时的孔僖和孔季彦。

孔僖父子的事迹见于《孔丛子》书中的《连丛子》和《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汉章帝时任兰台令史。元和二年（公元85），章帝到阙里祭孔，以孔僖为郎中，从还京师，校书东观。当年冬任临晋令，三年卒于官。他有两个儿子，名长彦、季彦，在华阴居留，治学十余年，有门徒数百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10〕，孔季彦到京师探望亲属，受皇帝召见，进谏未得采纳。后来鲁相长孙子逸举他孝廉，他也不就。延光三年（公元124）卒，年四十九〔11〕。

《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家“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长彦随时尚为章句之学，孔季彦则守其家业。《连丛子》戴孔季彦说：“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识其奇矣。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所谓临淮传义，即指孔安国释读孔壁所出古文《尚书》而言。

《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为了树立《尚书》学的统绪，书中专有《论书》一篇，内容是孔子关于《尚书》的言论。例如子夏问《尚书》大义，孔子说：

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七者，则《书》之大义举矣。

不难发现，其《尚书》篇目和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相合。由此足见，《孔丛子》所说孔氏世传的古文《尚书》，就是《孔传》本的《尚书》。

《孔丛子》也是长期公认的“伪书”，从宋代朱子以来备受责难。书中所载东周史事确有很多不实，不足征信，前人已有仔细分析，〔12〕但这部书的出现并不太晚。书中《连丛子》记到孔季彦之死，没有再下一代，可知最后的作者离孔季彦不远。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已引及此书，有明引也有暗引。明引如《御览》卷八十三所引：“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传所谓伊尹放太甲，卒为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号曰太宗，《孔丛》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13〕这几句见于今《孔丛子·论书》，惟“即政”作“复位”。暗引如《论语·泰伯》正义引：“王季于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14〕此本于《孔丛子·居卫》子思答羊客语。诸如此类，说明《孔丛子》的出现当早于皇甫谧。它当然不会像传统所说是孔鲋所撰。〔15〕朱熹认为此文软弱，多似东汉人语，李谦推测为“或子丰、季彦辈集先世遗文而成之”，现在看来很可能出于孔季彦以下一代。

前面谈到的《家语》得自孔猛，也属于孔氏家学。其序思想与《孔丛子》相同，不足为异。

《孔传》本古文《尚书》，自宋代吴棫《书经纂言》以来，已成为一大公案。自清代阎若璩到近人张荫麟，都力辨其伪。〔16〕许多学者主张是晋人梅颐伪造。按《尚书·尧典》正义引十八家《晋书》佚文，晋代古文《尚书》的传授是很清楚的：

郑冲——苏愉——梁柳——臧曹——梅颐

梅颐奏上其书，于是施行。从郑冲到梅颐都实有其人，有事迹可考，陈梦家先生《尚书通论》论述已详。但陈氏提出书成于东晋孔安国，此说出于清人周广业，〔17〕这和梅颐伪造一样未必妥当。事实上，皇甫谧《帝王世纪》已大量引用今传古文《尚书》及《孔传》。明引篇名的，如《御览》卷一百五十五所引《帝王世纪》引《五子（之）歌》；《尚书·汤誓》正义所引有《伊训》、《汤诰》；《御览》卷一百五十五所引又有“古文《仲虺之诰》”，《诗·玄鸟》正义所引同。《艺文类聚》卷四十九所引有“今《尚书》《君牙》、《伯冏》（即《冏命》）〔18〕二篇”等。明引《孔传》的，如《后汉书·野王二老传》注所引，有“惟惟安国注《尚书》云鸣条在安邑西”，见于今传本《汤誓》传鸣条“地在安邑之西”；又如《初学记》卷九所引，有“《商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注云：‘太甲，太丁子，汤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这段经传见于今传本《伊训》，无一字之异。〔19〕凡此证明，西晋皇甫谧已经看到了今传古文《尚书》和《孔传》。

皇甫谧和今传本《尚书》的关系也是清楚的。《晋书·皇甫谧传》云：“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梁柳正是传古文尚书的天水人梁柳，字洪（或作“鸿”）季。《尚书·尧典》正义引十八家《晋书》也说他“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20〕。郑冲以古文《尚书》授苏愉，苏愉授梁柳，因而皇甫谧得闻其学，是很自然的。《孔丛子》许多地方与《孔传》相合（也有个别不合处），与《孔传》相表里，皇甫谧所见也可能得于梁柳之学。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今传本《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近年已有著作证明，王肃的学说与《孔传》不合，今传《尚书》出于王肃实不可能。〔21〕

今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比王肃的时期还要早，这一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一些学者，业已有所论证，可以光绪时吴光耀的《古文尚书正辞》为代表。他们所举证据，有仲长统引《周官》，应劭引《泰誓》、徐干引《蔡仲之命》，郑玄引《伊训》、《周官》等等。这里面有的是无法驳倒的，如郑玄之孙郑小同所著《郑志》记载郑玄关于《周官》的讲述。郑小同在魏明帝时已年逾三十，距郑玄之卒不过二十余年，所传当属可信。〔22〕有的由于引文可能来自其他古书，还可讨论。但要注意的是，东汉时好多学者的作品中能找到至少可能来自今传古文《尚书》的文句，这难道是巧合么？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东汉中晚期这种《尚书》本子逐渐传播流行。这和当时孔僖、孔季彦等人的活动，在时间上便合拍了。

传闻陈寅恪先生曾认为古文《尚书》非一人所能杜撰，大约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零星断简，采取有关部分编纂而成。〔23〕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这样说，并不是要夸大这几部书对研究先秦史事的价值，而是想指出它们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即以《后汉书·儒林传》而论，所记传古文《尚书》的，本有孔氏及杜林两系。前人多注意后者，却把孔氏家学忽视了，这是不够公平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究孔氏家学，也许是解开《尚书》传流疑谜的一把钥匙。

古文《尚书》问题牵涉极广，而且与文字学上的“古文”问题、学术史上战国至清的种种问题都有关系，希望将来再有机会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