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律

汉律

竹简汉律出于M247,计有五百余支。已发现有书题《二年律令》,同时又有《律令二十□种》、《津关令》等篇题。

睡虎地简秦律律名一般注在每条律文之末,这次发现的汉律则不同,律名各标在一支简上,不与律文相连。已清理出的律名,与睡虎地简秦律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等;不相同的,有杂律、□市律、均输律、史律、告律、钱律、赐律等等。此外在简文内还见有奴婢律、变(蛮)夷律等律名,详见下章。

按汉律的制定始于萧何。《汉书·刑法志》云: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繁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九章律的篇名见于《晋书·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又《唐律疏议》卷一云:

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由此可知,汉律是在李悝、商鞅六篇的基础上加以更改,再增三篇,合为九章律。

睡虎地简的秦律虽极珍贵,但并没有包括秦律的主体部分,即《盗》、《贼》等。有关律文,只是在同出的《律说》简中反映出来。〔2〕这次发现的汉律包含有《盗》、《贼》等方面的内容,所以是有汉律的主体,或至少有其一部分的。

《汉书·艺文志》载:

汉兴,萧何草律〔3〕,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八)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许慎《说文解字·叙》也引《尉律》云:

学僮十七以上,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课之。

此与《汉志》略有出入。竹简汉律正有与此略同的律文,不仅对史,而且对卜、祝等也有规定。这说明我们看到的确有萧何所造的律文。

萧何捃摭秦法这一点,在简文里也有明确表现。例如1979年在四川青川郝家坪曾发现木牍,上书秦武王二年更修《为田律》的诏令,〔4〕已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张家山简汉律也有这样一条,自“田广一步”至“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与牍文基本相同,只是在下面增加了“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一句,这可能就是萧何所增的实例。有兴趣的是,青川牍“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句,争论纷纭。有学者据阜阳双古堆简,指出“八则”即二百四十步。〔5〕现在汉律此处正作“袤二百img步”,证明该说法是正确的。

竹简汉律也有一些制订在萧何以后的律文。最明显的例子如:“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文中“吕宣王”是吕后父吕公谥号,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及《汉书·外戚传》等,吕后元年始有。

应该属于《津关令》的一部分简文也证明这一点。这部分简是作制诏形式的,其中多见“相国”、“丞相”等语。按汉高祖元年萧何为丞相,九年为相国,至惠帝二年卒。曹参继任,至六年卒,于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吕后元年,王陵免,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上引律文有的是在设相国时,有的则在称丞相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说鲁的条文较多。大家知道,汉初有鲁侯,又有鲁王。鲁侯名奚涓,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他以将军从汉高祖定诸侯,功绩卓著,死事。到高祖六年,以其母疵(《汉书》作“底”)代替受封为侯。侯疵居于长安,死于吕后五年,无后国除。简中的鲁侯应即是此人。但有的鲁,从有关官制和事项看,都不会是指这个侯疵,而是指鲁王张偃。张偃是赵王张敖之子,吕后的外孙。《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惠帝七年“初置鲁国”,吕后元年为鲁王张偃元年。这和上面引到的“吕宣王”律文一样,是吕后抬高其至亲诸吕的具体反映,都不早于吕后元年,即公元前187年。

既然简中有吕后时律令,便不限于萧何所作被称为“律经”的九章律,这涉及到是否存在所谓“傍章十八篇”的问题。《晋书·刑法志》在叙述萧何九章后,云:“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后世学者据此认为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篇和后来的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是汉律共六十篇。〔6〕叔孙通在高祖、惠帝时任职,《史》、《汉》只说他定礼仪,故学者多对《晋书·刑法志》的说法表示怀疑。程树德《九朝律考》因《汉书·礼乐志》云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认为礼仪与律令同录,因而称为“傍章”,〔7〕这一解释和《晋书》所讲“益律所不及”还有一些格牾。竹简汉律中有少数条文,例如:“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之类,是否叔孙通“傍章”的内容?很值得深入探索。

张家山简汉律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发表后必将对汉代历史的研究起重大促进作用,在这里就不能详细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