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

九　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

春秋战国之际吴、越两国先后振兴，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在此以前，吴、越一直被斥为蛮夷，被摈于中原华夏之外。吴国的统治者本为周室之长，仍不得与诸侯并列，越国则尚不及子爵，更为诸侯所不齿。在文化上，两国都发展了富于本身地方特色的一套，同中原有很大区别，和长江中游一带的楚人亦有所不同。吴、越的兴盛，其势力逐渐北上中原，使吴、越文化影响也得北被，与中原等地文化交流融会，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做出特殊的贡献。

当时的吴、越文化，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同时也在思想方面有其殊异的表现。吴国、越国都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家。在吴国，有如伍子胥（《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伍子胥》八篇，兵家有《伍子胥》十篇）、孙武（《汉志》兵家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在越国，有如计然、范蠡（《汉志》兵家有《范蠡》两篇）、文种（《汉志》兵家有《大夫种》两篇）。以上诸人仕于吴、越，其思想有着明显的特点，可惜著作多已亡佚，只有《孙子》十三篇至今盛行，由于临沂银雀山竹简的发现，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近年江陵张家山竹简中有《盖庐》一书，记述伍子胥之兵家言。由此看来，吴国思想可考者较多，而越国思想只能从《国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等散见记载中钩稽，研究起来更觉困难。

越国人物，在思想史著作中较多受到注意的是范蠡。《史记·越世家》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确是很有影响。1963年，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上册出版，1980年出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改题为《中国思想史纲》上册。这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春秋时代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发展》，是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五章第三节《春秋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但特别增补了范蠡思想的部分。〔1〕关于范蠡的论述，主要依据《国语·越语下》。书中指出，范蠡的思想很值得重视，他也讲“天道”，但他是从自然规律来理解的。“在他看来，所谓‘圣人’善于把握人与天（自然）交互作用的规律，并且能正确地利用事物发展转化的时机。”他把这一原理应用到军事思想中，特别强调“时”的概念，即在战争中及时掌握时机的重要性。在论断范蠡思想的性质时，书中说：“范蠡的思想可以视为阴阳说在南方的发展”〔2〕，而限于篇幅和材料，未能对其“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3〕多加分析。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也对《越语下》所反映的范蠡思想作了很好的论述，肯定了范蠡的天道思想在认识自然之天的本来面貌上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看法和《史纲》基本一致。〔4〕《发展史》还指出了范蠡思想的局限性，认为其着眼点是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至于把天道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体系，是直到战国时期的道家才完成的。这里，暗示出范蠡思想和道家有某种联系，是很重要的。

《越语下》范蠡思想的性质，在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发现后，就得到了清楚的揭示。

如上所述，长沙马王堆帛书发现于1973年冬。《黄帝书》即《老子》乙本卷前佚书四篇，曾以《经法》为题印成单行本行世，后被收录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精装本。〔5〕关于帛书的发现、整理、著录以及各家研究的情况，可参看刘翔所撰评述。〔6〕这四篇佚书的命名，学术界也有争议，为什么暂时称之为《黄帝书》，刘文也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说。

《黄帝书》同《越语下》的关系，最早是唐兰先生指出的。他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里，列有《〈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引文表》，将《黄帝书》、《越语下》对比，有不少共通之点。〔7〕《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注释，也详细比勘了两者的文句。大家知道，帛书《黄帝书》共有《经法》、《经》、《称》、《道原》四篇，与《越语下》共通的文句散见于前三篇，即《经法》中的《国次》、《大分》、《亡论》、《论约》等章，《经》中的《观》、《姓争》、《兵容》、《顺道》等章，《称》篇中有关文句也不少。只有《道原》最为简短，仅有四百余字，没有和《越语下》有关的文句。

《黄帝书》的学派性质是明显的。我们曾根据《史记》的三处引文等材料，说明西汉时人公认《黄帝书》为道家之言。〔8〕《越语下》所载范蠡的话既然有那么多同于《黄帝书》的地方，而且内容多涉及根本的思想，其亦属道家黄老一派当无疑义。

对《黄帝书》的仔细分析，还可为这一点提供旁证。原来，《黄帝书》在《越语下》之外，还与若干种古书有共通文句。这些书，有的明属道家，如：（一）《老子》：几处文句，多属《老子·德经》，在《道经》者惟一见。（二）《六韬》：《六韬》出于《汉书·艺文志》道家的《太公》一书，近人已有定论。（三）《管子》：《管子》，《七略》列于法家，《汉志》则列入道家，〔9〕与《黄帝书》相关各篇多在《内言》、《短语》、《杂篇》等部分。（四）《文子》：《文子》，《汉志》列入道家，西汉晚期的定县八角廊竹简内有《文子》之《道德》篇，与《黄帝书》相关的即在该篇中。（五）《鹖冠子》：《汉志》亦在道家。（六）《鬼谷子》：《汉志》未收，或说与纵横家《苏子》有关，然无确据。（七）《淮南子》：《汉志》列于杂家，颜师古注已云“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以上各书大率属道家或与道家有关，故《黄帝书》四篇唐兰先生认为即《汉志》道家《黄帝四经》，是有道理的。

《黄帝书》又和下列各书有共通文句：（一）《申子》：《汉志》列在法家，今有辑本。（二）《慎子》：《汉志》列于法家，今有辑本。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汤普森《慎子逸文》，是迄今最好的本子。〔10〕（二）《韩非子》：《汉志》亦在法家。申不害、慎到、韩非均曾学黄老。《史记》云：“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慎子“学黄老道德之术”，“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三家著作与《黄帝书》相涉，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另外，与《黄帝书》有共通文句的还有《尸子》佚文。按尸佼为商鞅之师，其书《汉志》在杂家，是其学兼容并蓄，驳杂不纯，含有道家思想成分，不难理解。

因此，《越语下》所述范蠡思想，显然是应该划归黄老一派了。

《越语下》的年代，前人多以为较晚，唐兰先生即以之为战国晚期的作品。现在发现它和《黄帝书》的关系，如果能推断后者的大致年代，《越语下》的时代也较易推定了。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越语下》究竟能否代表作为历史人物的范蠡的思想。

首先要说明，《黄帝书》对于黄老之学来说，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和《老子》一样，具有经的地位。在帛书中，它和《老子》合抄一卷，且居于《老子》之前，便显示出这一点。《黄帝书》的《经·前道》章，有“故王者不以幸治国，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一段。这段话为《黄帝内经·素问》两次引用。〔11〕一次见于《气交变大论》：“《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又一次见于《著至教论》：“（黄）帝曰：善，无先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按《气交变大论》一篇，在唐王冰以旧藏之卷所补之列，新校正疑属《阴阳大论》之文，《著至教论》则不在后补之列。《素问》和《阴阳大论》皆见于张仲景《伤寒论》序，都是古医经。《上经》如上章所述，年代颇早，其文字类于《黄帝书》，正说明《黄帝书》的地位。由此我们容易明白，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书引用或袭用《黄帝书》的语句。

《战国策·燕策》“燕昭王收破燕”章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往见郭隗，郭隗对曰：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鹖冠子·博选》的一段，与此文“诎指”、“北面”以下相似。郭隗说他所论是“古服道致士之法”，说有所本，这当然不是年代同郭隗接近的鹖冠子。《黄帝书·称》篇由“道无始而有应”讲起，篇中说：“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12〕联系全篇来看，正是所谓“服道致士之法”。郭隗所引述，很可能就是《黄帝书》的论点。昭王访郭隗一事，在其即位之初，即公元前314年或稍晚的时候，所以《黄帝书》的年代还要更早一个时期。

至于《越语下》，情形和与《黄帝书》有共通文句的其他文献有所不同。我在以前的小文中曾指出，《越语下》范蠡的话是回答越王勾践的，有所实指，而类似的语句到了《黄帝书》中就成了普遍的命题，并举出实例，说明这只能是《黄帝书》因袭《越语》，把具体的言论普遍化了，而不会是相反。〔13〕范蠡所说：“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虽有所禀承，但《黄帝书》作“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引作“圣人不朽，时变是守”，《索隐》云出《鬼谷子》。很明显，范蠡所本不会是《黄帝书》，《黄帝书》以下则是据范蠡或其所本，作了较大的修改。因此，《越语下》又应该比《黄帝书》早一个时期。

唐兰先生已提出《黄帝书》的年代应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公元前4世纪前后，龙晦先生继之从语言音韵角度论证作者系楚人。〔14〕这一年代，与我们上文所说申不害、慎到、郭隗等与此书的关系互相契合。如果《黄帝书》确不迟于战国中期，《越语下》就当是战国前期的作品，和范蠡的时代相近，其所述范蠡思想应该是接近实际的。

范蠡何以与黄老一派道家有关？我在《再论楚文化的传流》一文中曾试作回答。《史记·货殖列传》说：“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是人名，《越绝书》、《吴越春秋》或作“计”、“计倪”，《汉书·古今人表》列之于第四等。〔15〕《史记索隐》引蔡谟云“计然”为范蠡所著书名，已加驳正，近人有从此说者，并无确据。《史记集解》引徐广云：“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筭’。”又引《范子》：“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

北魏李暹为《文子》撰注，认为计然即《文子》作者，对此后世学者有不同意见，《汉书补注》云：

晁公武曰：“李暹注，其传曰：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文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刘向录《文子》九卷而已，《唐志》录暹注与今篇次同，岂暹析之欤？”案晁氏未考《隋志》已十二篇也。《容斋随笔》云：“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马总《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案彼因计然字文子，误以此氏为彼字，因合为一家，甚谬也。〔16〕

《汉志》云文子系“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其书中称平王问，前人已指出是楚平王，则其活动年代正与计然相值，这恐怕不是纯出偶然。

《越语下》范蠡所言，十分强调“时”或“天时”，如说：“天时弗作，弗为人客”，韦昭解：“作，起也，攻者为客。起，谓天时利害灾变之应。”又说：“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这一类话，看似抽象，实与阴阳数术相通。《周礼·太史》记载，大举出师时太史要“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天时”即是式盘。范蠡说的天时，也与兵阴阳家运用式盘的数术有关。

上引《越语下》的话，不少亦见于《黄帝书》。《黄帝书》也没有明显的阴阳家思想的表象，而细究起来，仍不无踪迹可寻。前面已经谈过，《经》篇有《五正》章，章首云：“黄帝问阉冉曰：吾欲布施五正，焉止焉始？对曰：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鹖冠子·度万》也说：“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施五明。”〔17〕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有：“群神五正，四兴尧羊，建恒怿民，五正乃明。”意义不全了解，但与“五正”之说有关是显然的。又如《经·前道》有：“乃可小夫，乃可国家，小夫得之以成，国家得之以宁。”这和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日书》甲种中的楚建除“邦郡得年，小夫四成”等句，〔18〕似乎也有某种关系。楚帛书和《日书》，都是阴阳数术类书。

《史记·货殖列传》引述了计然一段话，即“知斗则修备”云云。这段话实际是《越绝书·计倪内经》的节略。《计倪内经》也提到黄帝，所说少昊主金等，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说五正相似，正是一种阴阳数术性质的学说。篇中所说：

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须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

此篇思想以至语句，均与《越语下》有相似之处。

总之，《越语下》的范蠡思想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及阴阳数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一类思想学说，流行于南方广大地区，对当时整个学术界都有影响，我们今后还有必要作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