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

三　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

1978年冬印行的秦简注释本，凡例有一条是：“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特别提出这一点，是由于秦简语言富时代特色，只有参照同时代的文献，才能理解贯通。如以《诗》、《书》古训比附，反难认识简文本义。

注释秦简时参考最多的古籍，有《商君书》和《吕氏春秋》。两书不少词语同秦简近似，例如：秦简《效律》云：“上节（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就（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按《商君书·垦令》有：“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役）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农。”朱师辙《解诂定本》引冯觐本注：“取僦，取雇载之价也。”实际被征送粮，本来没有可能取价。高亨《注释》改释为“取僦即雇别人的车去送粮”。据此，简文意为朝廷如征发运输劳役，应役百姓有到县里雇车或转交给别人代运的，都应论罪，律意与《垦令》篇相合。

《秦律杂抄》有《游士律》，内容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游士”一词应如何解释，学者见解不一。〔1〕按“游士”见于《商君书·农战》：“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对照同书《算地》篇所云：“故事《诗》、《书》游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所谓“游士”只能指专门从事游说的人，与军士无涉。

《游士律》又说“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故秦”一词见于《商君书·徕民》：“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故秦”与“新民”对称，“故秦”指秦国原有范围，“新民”指新招徕的山东人民。如把简文“故秦人”理解为原籍属秦、今属他国的人，就大相径庭了。

秦简《吏道》册尾云：“口，关也；舌，几（机）也。一堵失言，四马弗能追也。”文与《说苑·谈丛》中一节相似，但“一堵”殊为费解。查《吕氏春秋·重己》云：“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简文“一堵”就是《重己》篇的“一曙”，其意犹云“一旦”，是其他古书中未见的。

《商》、《吕》二书成于战国晚年，出自秦人之手，和秦简词语相类，宜于参照，自然是意料中事。注释秦简的过程中，又发现《墨子》书内城守各篇，文字也与简文近似，有许多共同之点，从而可推定其为战国后期秦国墨家的作品。这一点是整理秦简的附带收获。

城守各篇系指《墨子》最后《备城门》以下二十篇，今本存十一篇，是专论守城技术的著作。前人早已看到《墨子》这一部分成篇较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第五十二篇（《备城门》）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读，与全书为不类。疑因五十一篇（《公输》）言公输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术，附记其末。

这里特别说明了城守各篇语言上的特点。《墨子》各家注本，对这十一篇阐发较少。1958年出版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是我国研究这些篇的惟一专书。

关于城守各篇的著作年代，清代学者苏时学《墨子刊误》的看法最值得注意。苏氏说：

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学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其为墨子之言，则误矣。

近人蒙文通、岑仲勉两氏均以其为秦人之书。〔2〕最近陈直先生撰文，以城守各篇同居延汉简详加比照，也主张成书应在秦代。〔3〕

秦简适于与《墨子》城守诸篇比较的，是有关法律的各种。关于简的年代，我认为应该区别简文的形成时代和简的抄写时代。注释本对各种抄写时代的上限，曾试作简要的分析。如《秦律十八种》，其《厩苑律》有“里典”〔4〕职名，即里正，因避秦始皇讳而改称。《秦律杂抄》和《律说》也有同样的避讳。这三种简显然是在始皇即位为王后抄成的，其中有个别“正”字出现，只能说是由于转录律文未能尽避的缘故。《效律》和《秦律杂抄》系同一写手，文中有较多“正”字，应抄成于始皇即位前几年。至于《封诊式》，其“亡自出”条有“四年三月丁未”的记事，依历法推定为始皇四年。总之，上述有关法律各简多为始皇初年所抄。出简的睡虎地11号墓墓主喜，在始皇三年至十二年任地方司法官吏，说这些简多数抄于其任职期间，似最合理。简的内容当然要早一些，尤其是《律说》所引刑法本文，注释本已说明很可能制订于商鞅时期，其他律文也应为商鞅以来所逐步形成。因此，以秦简与被称为秦人之书的《墨子》城守各篇相比，必然会找出不少相通之处。

下面列举一些两者可资比较的例子。

《律说》简有这样一条：

“誉适（敌）以恐众心者，蓼（戮）。”“蓼（戮）”者可（何）如？生翏（戮），之已乃斩之之谓殴（也）。

“誉适（敌）以恐众心者，翏（戮）”系秦刑法本文，以下则是律意的解说。“誉敌”一词见于《墨子·号令》，文云：

誉敌，少以为众，乱以为治，敌攻拙以为巧者，断。

所以“誉敌以恐众心”就是赞扬敌人而动摇军心。《墨子·迎敌祠》又有：

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

此也可以参考。

《律说》有关于“窦署”一条：

可（何）谓“窦署”？“窦署”即去殴（也），且非是？是，其论可（何）殴（也）？即去署殴（也）。

这是以常语“去署”解说刑法的“窦署”。按“署”的意思是岗位，“去署”即擅离岗位。《说文》云：“窦，空也”，所以“窦署”也指擅去岗位，与“去署”同义。《墨子·号令》载：

勇敢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后。擅离署，戮。

这是说命勇敢的吏卒作为前行，依伍而坐，各人都有固定位置。有擅离岗位者，即加刑戮，《号令》所说“离署”就是简文中的“窦署”、“去署”，“去署”一词流传到汉代，习见于居延汉简。〔5〕“离署”则罕为治墨学者所解。两相对勘，就容易明白了。

城守各篇数见“不从令”或“犯令”，如《备城门》云：

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备者，尽上之，不从令者斩。

《号令》云：

门者及有守禁者皆无令无事者得稽留止其旁，不从令者戮。

皆就其守，不从令者斩。

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

客、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客射以书，无得举；外示内以善，无得应，不从令者皆断。

禁无得举矢书若以书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断，身枭城上。

“不从令”和“犯令”在秦简里也是习见的，例如《秦律十八种》中《田律》有：

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醢（酤）酉（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

同简《内史杂》云：

令赦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殴（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律说》还专门解释“犯令”的定义说：“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由此可见这两个词都是秦人习用的法律术语。

《号令》篇几次出现“构”或“构赏”：

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构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构赏。

其受构赏者，令葆宫见，以与其亲。

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爵禄，皆如前。

其欲复以佐上者，其构赏、爵禄、赎出罪人倍之。

苏时学《刊误》云：“构与购同，赏也。”这是正确的，秦简正作“购”，如《律说》：

甲告乙盗牛，今乙贼伤人，非盗牛殴（也），问甲当论不当？不当论，亦不当购；或曰为告不审。

“不当购”即不应给赏。又：

甲告乙贼伤人，问乙贼杀人，非伤殴（也），甲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

“购二两”即给赏黄金二两。《说文》云：“购，以购有所求也。”则为悬赏之意，与《号令》和秦简的辞意尚去一间。

城守诸篇屡见“断”字，《号令》一篇尤多，如：

守有所不悦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守曰断之、冲之若缚之，不如令及后缚者皆断，必时素诫之。

孙诒让《墨子间诂》认为：“断”就是斩，他在《迎敌祠》篇下说：“《说文·斤部》云：‘断，截也。’《车部》云：‘斩，截也。’又《首部》云：‘，截也。’三字同训。此‘断’盖即‘’字，亦即斩也。《商子·赏刑》篇云：‘晋文公断颠颉之脊以徇。’”但《号令》载：

昏鼓，鼓十，诸门亭皆闭之，行者断。必系问行故，乃行其罪。

岑仲勉指出：“可见尚须经过审讯，然后定罪，‘断’不定是斩，即此可知。”他还指出，从《墨子》各篇观之，“断”字包含多种处罚方法。岑氏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号令》篇末说：

城下五十步一厕，厕与上同圂。诸有罪过而无可断者，令杼（杼）厕利之。

假如“断”就是斩，则罪不及斩者便罚令清厕，其间没有其他等级的刑罚，显然不合情理。秦简也出现“断”字，如《法律答问》有“诬人盗直（值）廿，未断，有（又）有它盗，直（值）百。”“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还有以下一条：

廷行事有罪当䙴（迁），已断已令，未行而死若亡，其所包当诣䙴（迁）所。

这里的“已断已令”即《汉书·刑法志》的“已论命”，意为已经判决。由此知道“断”的本义同于“论”，意思是论罪。至于所论何罪，则应视所犯情节判定。

城守各篇还有不少法律用语与秦简相同或近似，如“逋者”、“捕告”、“遝”、“除”、“戮”等等，不能缕述。

《号令》篇几个地方有赎免罪人之法：

邑人知识、昆弟有罪，虽不在县中而欲为赎，若以粟米、钱金、布帛，他财物免出者，令许之。

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价），与主人券，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价）倍偿之。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爵禄若赎士（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

扞士受赏赐者，守必身自致之其亲之所，令其见守之任。其欲复以佐上者，其构赏、爵禄、赎出罪人倍之。

用财物输官可以赎免罪人，正可与秦简《秦律十八种》之《司空律》参看。以军爵赎免罪人，则见于同简的《军爵律》：

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

这种归爵赎免的制度，不见于其他时代古籍，当为秦人所特有。

秦简中的职官名称也有与《墨子》相同的，例如《封诊式》的“迁子”条云：

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所说“太守”当指蜀郡太守。按《墨子·号令》有“太守”之称，如：

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时酒肉，必敬之，舍之之必近太守。

门有吏，主诣门里，筦闭必须太守之节。

有人以为只有到汉代才有“太守”的称号，是不合史实的。现在从《封诊式》简找到“太守”，足证秦并吞六国以前已有“太守”职名。

《号令》：“吏卒侍大门中者，曹无过二人。”《间诂》引《三国志·蜀书》：“杜琼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以为非是，但孙氏只举出先秦用“造”字，“造”与“曹”音近，还不是十分有力的证据。秦简《语书》作于始皇二十年，其中说：

以一曹事不足独治殴（也），故有公心。

发书，移书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画之。其画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令、丞以为不直，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

这就完全证明了秦人早已言“曹”，杜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秦简常见“里典”、“伍老”，简称“典”、“老”。《号令》则称“里正”、“三老”或“父老”：

里正与父老皆守宿里门。吏行其部，至里门，正与开门内吏，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间无人之处。

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入里巷中，三老守闾，令厉缮夫（矢）为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

细读这些文字，可知里正为一里之长，三老或父老则为数家之长，相当于简文的“伍老”。名称略有差别，实质是一样的。

秦简所述军制有的地方也见于《墨子》，如《律说》：

可（何）如为“大痍”？“大痍”者，支（肢）或未断，及将长令二人扶出之，为大痍。

“将长”也见于《号令》：

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王功。

诸吏卒民有谋杀伤其将长者，与谋反同罪。

按《商君书·境内》篇云“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是“将长”的本义。此外，秦简和城守各篇都有秦爵，在此就不详述了。

睡虎地简所见计量制度，也和城守各篇相一致。《十八种》内《仓律》云：

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

《司空律》云：

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驷（四）。

所用粮食量制同于《墨子·杂守》：

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

斗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简文两条都讲到食，“参”即“参食”，每饭吃三分之一斗；“四”即“四食”，每饭吃四分之一斗。由此类推，所谓“半”即每饭吃粮半斗。

在语词方面，简文与城守诸篇也有不少共同的特色，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号令》篇有一段作：

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失火以为乱事者车裂。

清毕沅注以“失火者斩”为句，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孙诒让则以为“端似言失火所始以为事者”。岑仲勉从孙说，以“失火者斩其端”为句。按“端”字这种用法屡见于秦简，如《律说》：

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赀二甲。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

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推求文义，“端”都是故意的意思。因此，《号令》“其端失火以为乱事者”，意即故意失火制造混乱的人，仍以毕注比较接近本义。

《号令》又云：

度食不足，食（令）民各自占家五种石升（斗）数，为期。其在蒪害（簿书），吏与杂訾。

这是说在粮储不足时，命人民自报家中五谷数量，并规定上报期限。所谓“吏与杂訾”，孙诒让引《淮南子·原道》注“赀，量也”，是正确的，但“杂”字如何解释，并未说明。秦简《十八种》中的《仓律》有：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啬夫免，效者发，见杂封者，以提（题）效之，而复杂封之，勿度县，惟仓自封印者是度县。

细读此文，知“相杂以印之”或“杂封”和“自封印”是对举的，“杂”应依《汉书·雋不疑传》注释为“共”。所以《号令》的“吏与杂訾”，也是说由官吏参与一起称量。

今本《墨子》城守诸篇还保存了一些古字，有些也与简文相同。例如《杂守》云：

盛矢以轺车，轮轱广十尺，辕长丈。

“轱”字亦见于《墨子·经说下》。毕注以为“毂”字异文，孙诒让指出“毂广度必无十尺”，认为“疑即车前胡，字形又与‘轴’相近”，岑仲勉则从毕说。秦简《十八种》的《司空律》云：

……及大车辕不胜任，折轱，上皆为用而出之。大车轱（）。

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云：

见此长如车轱，死者盈千；如辕，死者盈万；如敦布，百万死下。〔6〕

简帛中的“轱”显然和《杂守》所载是一个字。孙诒让提出字形与“轴”相近，是很有启发的。马王堆3号墓遣策有“胄”字，所从之“由”形与“古”同。如果这些“轱”字读为“轴”，则《封诊式》的“穴盗”条所谓“复衣”可读为“复紬衣”。不过《律说》的“子以死”却不能改读为从“由”的字。〔7〕看来这一时期从“古”、从“由”的字颇易混淆，需加注意。

《杂守》篇：

寇至，先杀牛、羊、鸡、狗、凫、雁、彘，皆剥之，收其皮革、筋、角、脂、、羽。

“”即“脑”字，系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字的讹变。《封诊式》简“贼死”条则省作“”。〔8〕

《墨子·备穴》末句：“即熏，以目临（醯）上，及以沺目。”孙诒让读“沺”为“洒”字。查秦简《日书》甲种及帛书《五十二病方》等医书，“洒”字均作“沺”形，可证孙说的正确。

秦简《封诊式》和两种《日书》都有分段的小标题，冠于段首。详读城守各篇，也可以发现这种小标题的遗迹，如《号令》有“围城之重禁”、“号”、“守”、“城禁”等小标题。推想其原本书写格式，也应与秦简相仿。

根据以上的简略分析，《墨子》城守诸篇作于秦人之手，应无疑问。问题是，它究竟是秦代的作品，还是秦兼并六国以前的作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苏时学的见解有独到处。他指出城守各篇非一时所作，如《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应作于秦称王以前；《号令》篇提到“王”，当成于秦称王之后。秦简也有类似的迹象，如《律说》引刑法本文有“公祠”，解说改作“王室祠”，可见本文是秦称王前制订的，解说则作于称王之后。

按秦的称王在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次年为更元元年。秦国墨学的兴盛，正是在惠文王的时期。墨子之后，墨者钜子有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国。阳城君因参与攻吴起获罪，孟胜殉难，传巨子于宋之田襄子〔9〕。此后，秦惠文王时有墨者钜子腹居秦，见于《吕氏春秋·去私》，可见墨学的中心已转入秦国。据《吕》书《去宥》篇，惠文王时又有“秦之墨者唐姑果”，曾“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在王面前谗毁东方之墨者谢子。这证明秦惠文王时墨学隆盛，墨者深受秦王宠信。据《去宥》原文，唐姑果进谗时在惠文王末年。城守各篇或称“公”或称“王”，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篇中屡称禽滑厘，墨学这一支派大约是禽子的徒裔。

墨学何以在秦兴盛，与墨家擅长城防技术有关。秦在战国后期十分注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史记·匈奴列传》云：

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关于秦的边防，秦简《秦律杂抄》等有很多反映。《墨子》城守各篇，当即在此种需要下应运而生，其烽表守防等技术传于汉世，因而与西域汉简有很多相同之处。苏时学认为各篇为商鞅之辈所撰，是不对的。实际上战国晚期的秦国，不是只有法家一家之学，墨学的传流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