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篇与《周祝》

八　《称》篇与《周祝》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及若干竹木简。第二年，组织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集中一批学者，负责这些珍贵材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被称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的两件帛书首先得到发表，唤起海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92年8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湖南省博物馆印发了李梅丽所编《马王堆汉墓研究目录（1972—1992年）》，略加翻阅便可看出，《老子》甲、乙本及卷上佚书的研究论著为数特多，而且持续不变。

帛书《老子》甲本后面的佚书，可视为在《老子》之后附抄。《老子》乙本的佚书与之不同，位于《老子》之前，就不能认为是附抄的，它只能是重要性不下于《老子》的道家典籍。唐兰先生等位学者对这项佚书作了深入研究，提出其系《黄帝四经》之说，但仍有一些学者持有异议。有关讨论经过，可看刘翔所撰评述。〔1〕评述中说，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这项佚书暂以称做《黄帝书》为好。《黄帝书》和《老子》同抄，正表现着黄老道家的特色。

《黄帝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前两篇，即《经法》和《经》，而其第三篇《称》，讨论的作品最少。这种情形，对于《黄帝书》的深入探讨，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如前文所论，《黄帝书》四篇本为一体，其著作年代容有不同，各篇间的思想联系却是易见，所以在研究中实不可有所偏废。

《称》这一篇的特点，在于其体裁与其他三篇均有差别。有学者认为这一篇“是一种语录汇编体”〔2〕，但细看其文字风格，尚有异于《论语》及后世的语录。篇中不少地方，似乎是辑录当时的格言，甚至流行的俗谚。例如：

两虎相争，奴（驽）犬制其余。

《史记·春申君列传》载，黄歇上书秦昭王，云：“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就是引用了这样的话。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称》篇之所以题为“称”，是因为“称”训为言（《礼记·射义》注）或述（《国语·晋语》注），并不是像一些作品理解的，是度量的意思。所谓“称”，就是指语句的汇集。

篇中有一些段落，已知是引自前人的。如有的是援引《国语·越语下》所记范蠡的言论，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在讨论《黄帝书》与范蠡关系时再仔细论述。另外有若干语句，则为一些学本于黄老的作品所引用，唐兰先生已指出过不少例证，〔3〕如《称》篇有：

圣人不为始，不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

《文子·符言》与《淮南子·诠言》则云：

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

两相对比，《文子》、《淮南子》的文字显然较为规整，不像《称》篇的朴质。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帛书有些地方与《慎子》有关，如：

故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正嫡者不使庶孽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妾疑焉。疑则相伤，杂则相方（妨）。

《慎子·德言》云：

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

语句的次第比帛书合理，似亦经过润饰。又如《称》篇有：

天有明而不忧民之晦也，百姓辟其户牖而各取昭焉，天无事焉；地有〔财〕而不忧民之贫也，百姓斩木刈薪而各取富焉，地亦无事焉。

《文子·符言》作：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

是对帛书文字的简化，而《淮南子·诠言》作：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

此更近于帛书原文。《慎子·威德》篇则云：

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贫也；圣人有德，不忧人之危也。天虽不忧人之暗，辟户牖必取己明焉，则天无事也；地虽不忧人之贫，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则地无事也；圣人虽不忧人之危，百姓准上而比于下，则必取己安焉，则圣人无事焉。

于天、地之外，又增加圣人，文句的排比也更为整齐，无疑是在《称》篇文字基础上做了较多的加工，与《文子》、《淮南子》的简练不同。以上的例子说明，《称》篇的年代很可能早于慎子。

按《史记·孟荀列传》，慎到系赵国人，在齐稷下，与田骈齐名，至湣王时而去，其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前人考证，估计慎子年代为公元前350至前275年。〔4〕由此看来，《称》篇的写成当不迟于战国中期。

《称》篇的体裁，和常见的子书论议文体很不一样，因而有学者根据这种特点认为它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著作。美国叶山教授在1992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中国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说，《称》篇不能被认为是一部书的一个连贯浑成的组成部分，它更像是从较早的文献或口传中辑集的格言，其他篇章的作者由之获取灵感。这意味其他篇章的年代要比这些格言为晚。〔5〕这个见解很重要，值得仔细考虑。

帛书《称》篇的这种体裁，在先秦典籍中并不是惟一的。其实，最现成的一个例证就是道家的《老子》。研究古代文体的著作，如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即已指出：

《老子》吸引了大量来自人民群众的格言谚语。春秋时期的其他著作如《诗经》、《易经》、《国语》、《左传》中，早已不乏其例，而且业已用“故曰”、“谚曰”、“古人有之曰”等标明。《老子》把这类东西吸收过来，加以改造融化，纳入自己的体系……

书中举出的例子有：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十四章）〔6〕

所加评论，这里便不多引了。看这些例子，容易得到和《称》篇类似的印象，其间的一脉相承，是明显的。

另外还有一篇体裁近似的作品，是《逸周书》所收的《周祝》。〔7〕这篇文字很少人注意，需要在这里作一介绍。《周祝》是《逸周书》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九篇）的第六十七篇，其文体恰与《称》篇类似，是把许多格言、谚语式的词句串连集合在一起的。下面录其篇首一部分，聊示其例：

曰：维哉其时告，汝不闻道，恐为身灾，讙哉民乎！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朕则阜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汝。（“告”、“道”，幽部韵；“乎”、“汝”，鱼部韵。）

故曰：文之美也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剥”、“足”，屋部韵。）

凡彼济者必不怠，观彼圣人必趋时。（“怠”、“时”，之部韵。）

石有玉而伤其山，万民之患故在言。（“山”、“言”，元部韵。）

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者福为祸。时之从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行”、“亡”，阳部韵。）

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竭”、“伐”，祭部韵。）

……

这些语句，正如叶山教授对《称》篇的论断一样，没有连贯浑成的有机联系。因此，对《周祝》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称》篇的性质。

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该篇为什么题为《周祝》？这种体裁和内容与“祝”有什么关系？

《逸周书》的最末一篇《周书序》，对全书各篇均有题解，但对《周祝》只说：“民非后罔，后非民罔与为邦（类似的话见于古文《尚书》的《大禹谟》、《太甲》、《咸有一德》，又《礼记·表记》引《太甲》等），慎政在微，作《周祝》”，没有提供更清楚的线索。同书第六十六篇《殷祝》，《周书序》也只说：“夏多罪，汤将放之，征前事以戒后王也，作《殷祝》”，仅表明该篇乃周人追述。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说：“《仪礼》有商祝、周祝，谓习于商周之礼者，在《周礼》则丧祝之职也。……此及下篇（指《周祝》）盖商祝、周祝之所记，故以名篇。”这个看法虽未全中的，但颇有启示，就是两篇均与当时的祝有关。《殷祝》篇固然以叙事为主，讲述了汤放桀的故事，然而篇末云：

……然后汤即天子之位，与诸侯誓曰：“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雌胜雄即谓之乱而人弗行，故诸侯之治政，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行”、“从”，东阳合韵。）

这段话与《尚书》的誓体不同，而与《周祝》颇为相似，可知两篇之所以名“祝”，确和其体裁的特点有关。

祝是古代社会中一种特殊人员。《说文》云：“祝，主赞词者。”《周礼》所载祝官，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五职。祝的职守在于文辞，故《周礼·大祝》云：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笑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襘，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

在这些祭祀性的活动中，祝的作用无不与文辞有关。具体的例证，不妨举《大戴礼记·公冠》〔8〕所记；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时”、“财”、“能”，之部韵。）

由此可以看到祝辞的体例。

实际祝所掌的文辞还远不限于祭祀一类礼仪所用之辞。《大祝》云：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辞），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郑玄注解释“一曰祠（辞）”为交接之辞，“会”为会同盟誓之辞，祷为贺庆言福祚之辞。贾公彦疏进一步说明：

此六者惟“一曰”称“辞”，自余“二曰”已下不称辞，而六事皆以“辞”目之者，“二曰”已下虽不称“辞”，命、诰之等亦以言辞为主，故以“辞”苞之。

原来当时的命、诰等等生人之间使用的文辞，也是由祝官写作的。祝的职掌文辞，含义确实相当广泛。

了解这一点，我们不难对《周祝》之所以具有那样的体裁特点有所认识。祝是专掌文辞的，他们在工作之中，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正是其职业的需要。《周祝》篇，以及文末誓辞与之近似的《殷祝》篇，来源或即如此。

《周祝》开篇即说“闻道”，《殷祝》也谈到阴阳、雌雄等范畴，很值得注意。这可能对道家的《老子》、《称》篇何以采取类似的体裁给予暗示。

据《周礼》所述，当时有卜、祝、巫、史等官，和《左传》定公四年所记“祝、宗、卜、史”大体相应。但考之于各种典籍，这几种人物又每每相兼互通，这个问题前人有过不少讨论。孙诒让《周礼正义》称：

凡祝官亦通称祝史，《燕礼》“祝史立于门东，北面东上”，贾彼疏以为祝及大史。胡匡衷云：祝史即祝官。祝谓之史者，《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古者通谓掌文辞之官为史，故祝称祝史。《金縢》云“史乃册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称史，以兆卦亦有籀词故也。《大射》“司射献释获者，大史既受，献于其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则祝官亦兼有史可知。《左传》多谓掌祝者为祝史，昭十七年“鲁祝史请所用币”，十八年“郑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哀二十五年“卫侯因祝史挥以侵卫”，是可证也。

祝与史的相通，于此得到充分的证明。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众所周知，老子本系史官，《史记》本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张苍传》说是“柱下史”，不过《汉志》所论还不能单由老子曾任史职这一点去理解。班固实际是说，道家其所以有他们那样的思想，直接导源于史的经验。史职在于记述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而当时流传的格言谚语又常即这种“古今之道”的结晶。我们看《周祝》和《称》都一开始便论“道”，《周祝》说：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阴食阳，善为国者使之有行，是彼万物必有常，国君而无道以微亡。（“仄”、“食”，之部韵；“阳”、“行”、“常”、“亡”，阳部韵。）

用彼大道知其极，加诸事则万物服；用其则必有群〔9〕，加诸物则为之君；举其脩（条）则有理，加诸物则为天子。（“极”、“服”，之部韵；“群”、“君”，文部韵；“理”、“子”，之部韵。）

从这已能看出所谓“道”与“君人南面之术”的关系。

同样的思想，在《称》篇里也贯彻着。例如篇首所说：

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其言谓何？

环□伤威，弛欲伤法，无随伤道，数举三者，有身弗能保，何国能守？（“道、“保”、“守”，幽部韵。）

虽系两章，但均以问句结尾，实系一体。所论亦由“道”而至“君人南面之术”。因此，《称》这一篇，粗看似乎凌乱无序，细细吟味，却始终沿着道家的思想轨道展开。它之成为《黄帝书》这部重要典籍中的一篇，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