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分与《吴越春秋》

七　时分与《吴越春秋》

吴文化的研究，经过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近年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与吴有关的各种载籍，多为学术界所重视，如《左传》、《国语》、《史记》等书的记述，常有论著依据引用，但赵晔的《吴越春秋》，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我一直认为这部书撰成虽晚，实际和《越绝书》一样，包含着不少较早的内容，在探索吴国史事文化时，是不可或缺的。前人对《吴越春秋》作过一些考察校理，这里不能详述，只就书中个别问题试加讨论，以说明书的价值，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事迹具见于《后汉书·儒林传》，云字长君，会稽山阴人，“少学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1〕。他是传《韩诗》的，所以《儒林传》列于《诗》家。《诗细历神渊》和杜抚的《诗题约义通》一样，标题类于纬书，后简称《诗细》或《诗神泉（渊）》。汉末蔡邕到会稽，得见该书，认为胜于《论衡》，传于京师。《诗细》至萧梁时仍存，见于《隋书·经籍志》，随之便亡佚了。

蔡邕以《诗细》与《论衡》相比，是由于作者都是会稽人。虞翻也说赵晔、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也”。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到赵晔在东汉学术史上有着较重要的地位。

《吴越春秋》本为十二卷。晋代会稽人杨方刊削为五卷，称《吴越春秋削繁》。后有皇甫遵，合十二卷、五卷两本，考定加注为十卷，名《吴越春秋传》。现在流传的《吴越春秋》都是十卷，应即皇甫遵本，十二卷本大约亡于宋末。今传本有南宋徐天祜（或作“祐”）序，怀疑此书“不类汉文”，对于书的传流演变叙述也有谬误，前人已加辨正。〔2〕

《后汉书》赵晔的传中“抚卒乃归”，或本作“晔卒业乃归”。清代惠栋据《会稽典录》云：“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后归”，指出应以“抚卒乃归”为是。〔3〕刘汝霖据此推定赵晔从学于杜抚在光武帝末，杜抚卒于章帝初，〔4〕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吴越春秋》的撰作不出明帝永平以至章帝建初这段期间，比《论衡》要早一个时期。

杜抚是淮阳薛汉的弟子。《后汉书·儒林传》称，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薛方丘）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曾受光武帝命校定图谶。赵晔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倾向，《吴越春秋》书中多述数术，就是明显的表现。徐天祜云赵晔书“出东都时，去古未甚远，晔又山阴人，故综述视他书所纪二国（吴、越）事为详”，可知《吴越春秋》曾经吸收前代传流的若干材料。那么书中的数术是否来自更早的时期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考察的问题，与书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也有关系。

《吴越春秋》关于数术的记载，有不少处有“时分”。所谓“时分”，是指一日之内时间的分段方式。〔5〕古代常把一日的时间划分为若干段，各赋予一定的名称，所划段数及各段名称则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差异，可以作为判断时代的一种依据。《吴越春秋》书中所见时分，有时段名称的，卷五《夫差内传》有一条，系子胥对吴王所说：

今年七月辛亥平旦，……

卷七《勾践入臣外传》有三条，第一条是范蠡对勾践所说：

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时加日出，……

第二条是子胥对吴王所说：

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

第三条是勾践对范蠡所说：

今三月甲辰〔6〕，时加日昳，……

卷八《勾践归国外传》有一条，是勾践对范蠡所说：

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时加禺中，……

平旦、日出、鸡鸣、日昳、禺中都是时分。

关于古代的时分，不少学者作过讨论。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认为“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四《一日十二时始于汉》，也有类似的看法。近年由于出土文字材料渐多，学者间有新的见解，如陈梦家先生1965年发表《汉简年历表叙》，提出西汉至少有十六时分，很可能是十八时分，至于十二时与地支相结合，则始于王莽时。后来于豪亮先生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撰有《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指出陈说的不足：“秦汉时期确实并行着两种记时制度，一种是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时，一种是将一昼夜分为十六时。”〔7〕最近，在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又发现了十六时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对时分的演变作比较准确的勾划。

商代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的文献，已经有不少时分的名称，但当时究竟如何划分时段，至今尚无充分证据能够说明。春秋时期的时分制度，前人多引《左传》昭公五年鲁国卜楚丘的一段话，这里把有关的文句抄在下面：

《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很多学者以为这是当时流行十时分的证据，其实是不对的。卜楚丘所说，是解释《明夷》之《谦》，即《明夷》初九。因《明夷》《离》下《坤》上，与日有关，推及“日之数十”。“日之数十”即指天干甲至癸，一日内也有与甲至癸结合的十时。按古代一般以地支即十二辰与时分结合，天干与时分结合则很少，大约是一种特殊的数术观念。

讲《明夷》为什么谈到“十时”、“十位”？这是由于此卦《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从而联想到日的自地下升起。古人筮占取象，大略如此。“日上其中”，位居中天，自然是王，时分是日中。食日、旦日的时候日的位置尚未居中或刚刚上升，便是公、卿之象了。

应当说明的是，“食日”一词早在甲骨中就有，有“自旦至食日”、“食日至中日”之语，〔8〕所以肯定是上午的一段时间。或疑为在旦以前，是不确的。

杜预注认为，卜楚丘所谓“十时”乃是十二时的简缩。他说：

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

“十位”即《左传》昭公七年所讲“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一日原为十二时，如果与十二地支结合，便是：

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昧未，饲时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夜半子，鸡鸣丑。

不过《左传》还没有这样的例子，而是为凑合十天干，空出日出、隅中，于是成为“十时”。我们知道，如果平旦到日中一共只有三时，就无法把一日等分为十时，所以杜预的解释是正确的。这表明当时已行十二时分，只是时分的名称是否全与杜预所说相合，还难以确定。

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中出现了十二时分的记载：

□□□，□□寅，日出卯，食时辰，莫食巳，日中午，日昳〔9〕未，下市申，舂日酉，牛羊入戌，黄昏亥，人□□。

此处有些名称和杜预所说有所差异。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记十二个月昼夜长短的表，分一日为十六分，这一说法也见于《论衡·说日》，但两者都没有写明十六时分的名称。新发现的放马滩秦简有一段讲十六时分生子性别的话：

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西中男，昏（应为昳）则女，日下则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10〕

容易看出，十六时分是从十二时分发展而来。这种制度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通行的仍然是十二时分。

根据以上叙述，可知商至西周已对一日时间作了划分。可能在春秋时已有十二时分，但未与地支结合。到秦代，十二时分已与地支结合，并发展出十六时分。至于单以地支名时，据陈梦家先生考证，习见于西汉元、成以后，例如：

《汉书·翼奉传》：“乃正月癸未，日加申，……”“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

《续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章帝建初……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明帝永平）四年八月丙寅，时加未，……”

《说文》：“餔，日加申时食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日加申时食也’者，《后汉书》注引同，谓日戴申也。《汉书·翼奉传》：‘乃正月癸未，日加申’，《魏志·管辂传》：‘日加午而风云’，《江表传》：‘孙策讨黄祖，日加辰时，祖乃溃烂。’”王筠《说文句读》还举有《后汉书·郎顗传》“今年十七日戊午，日加申”等例。可知从西汉中叶到三国，流行“时加”或“日加”地支这样的时分名称，是十二时分的进一步发展。“时加”看来要比“日加”出现得早一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吴越春秋》的时分。书中时段名称，均与杜预所述十二时分相合。《吴越春秋》卷五子胥所说，只讲“平旦”，没有“时加”或“日加”，是较早的一种形式。卷七、卷八“时加日出”等，形式略晚，但仍早于西汉元帝时翼奉的“日加申”、“时加于卯”。此外，《吴越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还有子胥对其兄尚讲的：

今日甲子，时加于己，……。

时是与天干结合的，同《左传》卜楚丘之说暗合，更为罕见，肯定有着较早的来源。

这样我们便可知道，《吴越春秋》这部书虽然成于东汉初年的赵晔之手，其中确实包含着年代较早的内容。在研究吴越的历史文化时，不应忽略《吴越春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