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简帛和楚文化

二　简帛和楚文化

上章提到的大量简帛古籍，大多数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少数有传本的也多与今本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惊人秘笈”的发现等于给我们打开了一座丰富的地下图书馆。许多全新的材料，迫使我们对学术史上一些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作出新的考虑。

首先，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传流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随着齐、楚、燕、韩、赵、魏等东方六国被强秦吞并而宣告结束。秦始皇在称皇帝之后，不久就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禁毁《诗》、《书》、百家语，颁布了《挟书律》（禁止持有书籍的法令）。接着到来的，是农民大起义和楚汉相争的动荡时代。所谓《挟书律》，到汉惠帝时得到撤销，但新的文化繁荣要到文帝时期才开始出现。从秦代到西汉初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化传流的状况如何，过去的了解从来是很少的。

李斯在向始皇的建议中说：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帛书中可确定属于秦代的写本，证实了《史记》上引文这段话。

秦简共书十种，即《编年记》、《南郡守腾文书》和《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律说》、《封诊式》、《吏道》和两种《日书》。《编年记》如前所述，是所谓“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吏道》是秦人编纂的供学做官吏的人使用的读本。《日书》则是卜筮一类的书。尽管睡虎地11号墓的年代略早于李斯的建议，竹简的内涵却与李斯限定的允许范围相合。这是因为禁止《诗》、《书》、百家语，本来是商鞅以来秦国一贯的政策。

马王堆帛书中肯定是秦写本的，一件是《篆书阴阳五行》（暂名），书中避讳“正”字，把“正月”改为“端月”。另外《五十二病方》从字体看也可能是秦代的抄本。这两种书籍，前者是术数之类，后者是医药之书，都不在禁毁之列。这也可说明，秦朝的法令当时是发挥了相当作用的。

秦统治者禁绝《诗》、《书》、百家之学的原因之一，是企图用秦国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的文化。然而，睡虎地竹简表明，秦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实际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六国。这方面一个主要的标志是，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

秦简中的奴隶，有官府奴隶，也有私人奴隶。秦政府官有的奴隶，主要是隶臣妾（男奴隶叫隶臣，女奴隶叫隶妾，到汉代隶臣妾转化为有期限的刑徒名），其来源是罪犯或投降的敌人之类。私人所有的奴隶，称为臣妾。无论是官有还是私有的奴隶，都被使用于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买卖。《封诊式》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题为《告臣》，记载某地某里有一个士伍（没有爵位的男子）甲，把他拥有的一个名叫丙的男奴隶捆送官府，说：丙是甲的奴隶，他骄悍不肯耕作，不听甲的命令，就把丙按市场的标准价格，卖给官府，叫他服城旦的刑役。这种典型的野蛮的奴隶制关系，在秦简各种律令中有很多反映。

正由于秦国的文化传统是落后于六国的，它并未能创造出可观的文化成果，来替代曾达到相当繁荣的六国文化。简帛中值得称道的秦文化的产物，只有条目繁多的法律，成为汉律的依据和凭借。秦亡以后不久的墓葬中，《诗经》和百家语（各种子书）就纷纷出现了。这说明，秦朝的禁令和秦汉之际的动乱，所造成的只是学术文化暂时的低潮，并没有真正截断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流。

其次，是楚文化的历史作用问题。

若干年来，中国和外国都有不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楚国历史和考古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古代楚国地域内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时有惊人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楚国雄踞南方，领域广袤，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上本有其特殊的地位。有些学者在著作中应用了“楚文化”这个词。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里谈到的各批简帛，好多出土地点是在原来楚国的领域之内。秦简的发现地湖北云梦，战国时属于安陆，是楚国北部的要地。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命白起率军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秦简《编年记》载，秦军“廿九年，攻安陆”，此后这一带归秦所有。湖南长沙和安徽阜阳都是楚国的心腹地区，山东临沂地区则是在楚灭越之后被划入楚国版图的。这些出有简帛的墓葬，从考古学看也都带有显著的楚文化的影响痕迹。

应当指出，即使是占领楚地的秦人，也不能不受楚文化的浸润影响。睡虎地竹简的主人是秦人官吏。有证据表明，睡虎地的秦墓埋葬的可能都是秦人而不是楚地的土著。但是，竹简中的《日书》实际集中体现的是楚国的传统信仰，反映了楚人尊尚巫鬼的习俗。为了使秦人能按照楚人的方法选择吉利的时日，在《日书》里还专门附有一份秦、楚两国月名的对照表。

马王堆帛书有不少是楚国人的著作，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的特点。试举《五十二病方》为例，这是一部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医药方书，书分五十二章，每章用一种疾病作为标题。细续全书原有的目录，可以看出很多是南方多见的疾病，如“蛭蚀”（水蛭咬伤）、“蚖”（蝮蛇咬伤）、“冥病”（麻疯病）之类。书中药物有时特别说明荆楚地区的土名，如“牝痔”章第一方说：“青蒿者，荆名曰萩；者，荆名曰芦茹。”很明显，这部珍贵的方书是楚人辑集的，它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

《五十二病方》和其他帛书医书经常用“知”字表示病的痊可，这是楚人的方言。中医最重要的经典《内经》也常用这个词。现在我们知道，《五十二病方》卷前的医学理论文字是《内经》的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内经》可能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楚国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帛书《黄帝书》的发现，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出于楚国。《老子》的作者是楚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域特色，前人是无所知的。考察《黄帝书》，其文字很多类同于《越语》、《淮南子》，显然是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结晶。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在战国中晚期思想界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统治权的法家人物，颇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都以其学归本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仍把黄老列为首位。通过马王堆帛书《黄》、《老》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将是打开中国学术史上许多疑谜的重要钥匙。

下面，再仔细讨论有关楚文化的问题。

所谓“楚文化”，包含的意义有不同，有考古学意义上的楚文化，也有文化史意义上的楚文化。近年来我写了两篇文章，根据新出土的帛书竹简，讨论楚文化的传流问题，重点在于学术思想上的传流。这两篇，一篇是《新出简帛与楚文化》，渡收录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楚文化新探》；另一篇是《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刊于《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两文所述，尚未能勾画出晚周秦汉间楚文化传流的概貌。这里试从几个侧面作一补充。

战国中晚期，天下的重归统一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周天子虽然灭亡，但诸侯的互相兼并，为统一准备了前提。楚国灭国最多，疆域广阔，事实上已统一了东南半壁，在秦灭六国前，影响最为深远。因此，楚文化的影响所及也非常广泛，灭越以后的楚文化范围，已从长江中游扩展到下游以至淮泗地区，甚至影响到南海。

秦朝统治的十几年，采取了以秦的思想文化为本的政策，对楚的思想学术无疑是严重的打击遏抑，但楚文化的传流并未由此断绝。在《新出简帛与楚文化》一文中，我们曾举秦简《南郡守腾文书》所记楚人乡俗未改为例。《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秦零陵令信》一篇，云“难秦相李斯”。《文选·吴都赋》注引“秦零陵令信上书”有“荆轲挟匕首，卒刺陛下”之语，当即《汉书》的《秦零陵令信》佚文。〔1〕由此可知，秦始皇时楚地还有这样的纵横家上书反对李斯的法家观点，这在秦代是很罕见的。事实上，秦代的文化思想仍然是活跃的，并不是只有法家存在。

汉兴以后，惠帝时除《挟书律》，晚周各地的百家思想得以复兴。《史记》、《汉书》所载学术传流，多侧重北方，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70年代考古发现的几批珍贵简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环。

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家，过去的学者多以为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知道齐的道家并非这一流派的主流，黄老道家的渊源实在楚地。

据《史记》载，老子本为楚地的人，但司马迁所述老子，兼采众说，实有矛盾之处，引起后世许多怀疑。道家著作很少注重历史，有一些牵涉史事之处也多恍惚不实，有时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要求。

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和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我们曾经指出，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

《越语》记范蠡言行，许多术语命题与帛书相类。《黄帝书》已有学者从语言方面分析而判定为战国中叶南方之作，而《越语》较《黄帝书》朴素，应早于帛书的撰作，其著作年代虽不一定在范蠡生时，也应当是比较接近的，估计成篇于战国前期，当相距不远。

范蠡的话是回答越王勾践的，有所实指，而类似的语句到了《黄帝书》中就成了普遍性的命题，这里只举一个例证。《越语》中勾践向范蠡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范蠡回答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这几句话讲的是越国的具体政事。范蠡自认使人民劝事乐业之能力不如文种。下面还有一段讲“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的话，范蠡认为在这些方面文种则不如自己。在帛书《黄帝书》中有这样一节：“是故为人主者，时三乐，毋乱民功，毋逆天时。然则五谷溜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天因而成之。”词句虽与《越语》大部雷同，可是讲的却是人主治道的普遍原则，与范蠡说的很不一样。我们觉得，这只能是《黄帝书》因袭《越语》，把具体的言论普遍化了，而不会是相反。

《越语》还载范蠡对勾践说：“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这段话有韵，“考”、“守”，古幽部韵；“祥”、“殃”、“亡”，古阳部韵。到了《黄帝书》中，就出现了“圣人不巧，时反是守，优未爱民，与天同道”的话。“巧”、“守”、“道”，古幽部韵。范蠡讲的是“上帝”，而《黄帝书》说的是“圣人”，也不相同。从“蠡闻之”看，范蠡的话尚有所据，这几句话可能还有更古的渊源。

《文子》一部分已见于定县八角廊竹简。八角廊汉中山王墓是西汉晚期的，所以《汉书》所记刘向父子看到的《文子》当即与竹简相同的本子。简文云平王问文子，而今传本妄改为文子问老子，〔2〕是此书被误解为伪书的原因。“平王”前人已考定当为楚平王，故文子的活动年代和范蠡相近。今本《文子》内容很多，哪些是先秦故籍，哪些是后人博采其他书籍增益，仍待研究。《汉书·艺文志》载《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王充《论衡·自然》说：“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这也说明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今传本窜改原书为文子问老子，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有趣的是，传说文子与范蠡有关。北魏李暹作《文子》注，认为文子就是计然。《史记·货殖列传》曰：“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筭。’骃案：《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索隐》：“计然，韦昭云范蠡师也。”这一说法如果是正确的，《文子》和《越语》之间联系就容易理解了。

计然是人名，又见《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作“计”或“计倪”。蔡谟提出“计然”是范蠡所著书名，司马贞等已加反驳。〔3〕实际上，《汉书·古今人表》已列计然于第四等，说是书名是说不过去的。至于计然是否就是文子，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鹖冠子》为楚人所撰，今本可能包括了《汉书》中道家的《鹖冠子》和纵横家的《庞煖》两书。鹖冠子是战国中晚期之间的人，而其书的著成当在战国末或更晚。这我们在《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一文中已论述过了。

综观《文子》、《越语》、《黄帝书》和《鹖冠子》诸书，可见它们有许多一脉相承的迹象。尽管其间先后还难以确定，彼此有关系则是无疑的。举一项在思想上有关键意义的词语，《越语》记范蠡云：“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所谓“阳节”、“阴节”是很有特色的术语，在别的流派文献中是找不到的。《文子·道原》和《黄帝书》则称为“雄节”、“雌节”，后者还专有《雌雄节》一章，其意义虽与范蠡的“阳节”、“阴节”有些区别，术语的特点却是一致的。唐兰先生还找出不少《黄帝书》同《越语》、《文子》、《鹖冠子》相同的词语及段落，〔4〕读者不妨参看。

“雌雄节”之说，已有学者指出源于《老子》。从思想上考察，《老子》显然比《文子》、《越语》等书都早一些。这样看来，《老子》五千言恐怕不像近代很多学者猜想的那样晚出。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一作巨）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司马迁又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是北方道家传流，《老子》河上公注当出于这一系统的学者。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则是南方道家的传统，帛书《德经》在前的《老子》便是这个南方系统的传本。

数术之学与阴阳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数术在晚周非常盛行，延至汉代。刘歆《七略》专设《数术略》，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方技并列。《汉书·艺文志》数术书有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多卷，以家数论，近于全志书籍总数的三分之一。

70年代陆续出土的几批简帛，如出土于楚地的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竹木简、阜阳双古堆汉简等，都包括相当多的数术书。特别是马王堆帛书中，数术书竟超过半数，不愧是数术书的宝藏。1983年夏，作者在国外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题为《论睡虎地秦简与马王堆帛书中的数术书》的论文，这里简要介绍其中的几点结论。

云梦睡虎地秦简属于数术的是甲、乙两种《日书》。古人占候卜筮通称“日者”，故《日书》属于秦法不禁的卜筮之书，具体说来是择日吉凶的数术。

两种《日书》均以建除术冠首，其内容包括秦、楚两国系统的数术。例如建除就有两套，甲种《日书》分称之为“除”和“秦除”，前者即楚的建除术。由此可见，楚的数术在秦人占领后仍继续流行。

马王堆帛书数术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由于帛书尚未整理完毕，这些帛书的名称是暂定的，书中的一些问题要弄清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根据目前的了解，这些帛书有的应归《汉书·艺文志》中的数术家的五行类，有的则近于兵书中的兵阴阳类。这几种帛书包括多种数术，尤其重要的是几种附表格的式盘图。式盘古称“天时”，《汉书·艺文志》中有《羡门式法》、《羡门式》各二十卷。羡门氏即羡门高，与韩终并称。韩终是秦始皇时的数术家，羡门高的时代也差不多，故《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几种帛书，特别是秦抄本《篆书阴阳五行》，肯定出于楚人之手，其中有成套的楚官名，这为我们考察楚的数术传统提供了条件。式盘属于数术用具，由于古代科学与数术有某种联系，近年颇受学术界的重视，〔5〕有的外国学者也有专文论述。〔6〕在较早的文献中，式盘就与用兵有关。《周礼·太史》讲到在大举出师的时候，太史要“抱天时，与天师同车”，这里说的“天时”，据注解即是式盘。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讲述这种式盘的使用的，可见数术在楚地的流行。

帛书还包括其他与军事有关的数术，如《天文气象杂占》记载了许多所谓瞻云、望日、察气、观景的方术，〔7〕特别是彗星，已引起科学史界的重视和研究。战国中期的《尉缭子·天官》篇提到：“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可见楚国早有观察彗星以占胜负的数术观点。《尉缭子》其书，由于临沂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大家已公认为真，但对作者的时代尚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梁惠王时人，〔8〕有的则以为是秦始皇时人。〔9〕从书中一些术语与《孟子》等相似看，我们是同意前一说的。《天官》篇不赞成数术，反对“刑德”和“天官时日”之说，篇中云：“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天官时日”即刑德的运转、阴阳向背的抉择，均指数术家言，与帛书所载完全是一回事。数术可以说是具体的方面，而数术所蕴含的思想应属于阴阳家，战国时本是盛行的一派。以往研究阴阳家，苦于缺乏依据，一般只知道邹衍“五德终始”、“大九州”等很少几个论点，语焉不详，实则邹衍一家著作就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之多。现在我们了解了楚人的数术，便可进一步探讨当时的阴阳家思潮及宇宙结构的观念。

《越语》里范蠡的言论，已经有兵阴阳家的色彩，如他对越王说：

臣闻古人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

文中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与《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吴子兵法》、《尉缭子》等显然不同。范蠡以及计然的形象，在晚出的著作中很多都与数术有关，如《越绝书·计倪内经、枕中》等篇。到隋唐著录中，还出现了专论阴阳历数的《文子计然》。这些虽不尽有史实的根据，但从思想的流派来说是有其渊源的。

楚地的黄老道家，在晚周时与阴阳术数进一步密切结合。前面提到的楚国的鹖冠子，其学以黄老为本，而其著作以“阴阳”、“天官”等与“道德”相提并论，就是一个例证。这样的人物到汉初还有，《史记·日者列传》所载楚贤大夫司马季主可以为证。

以前我们已经谈到，《鹖冠子》成书甚晚，在汉文帝时的长沙，鹖冠子一派道家正在流传。贾谊所作《鵩鸟赋》和马王堆帛书的性质，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说，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道家传统，在当地继续存在。

《淮南子》是另一个显著例证。大家知道，淮南子刘安继位后，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与苏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著成《淮南子》一书。刘安网罗的学者，思想倾向不尽一致，但《淮南子》还是有一贯宗旨的著作，与《吕氏春秋》的杂糅不同。正如高诱《淮南子注》叙所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汉书·艺文志》把《淮南》内、外篇列于杂家，是把内篇和外篇合在一起考虑。颜师古已说明“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单就内篇看，基本上仍是南方道家的继续。如《文子》与《黄帝书》均有《道原》篇，而《淮南子》则作“原道”，三者在思想上是有关的。

参加《淮南子》编著的学者多不可详考，其中三人都名为“被”，也是很奇怪的。只有伍被一人《汉书》有传，称：“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刘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被为冠首。”估计其他人多数也是楚人。所以，由人和地域来考察，《淮南子》为南方之学殊无疑义。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论《淮南子》时已经指出书中为“道家与阴阳家的传统”。《淮南子》的主要各篇，如《原道》、《俶真》、《精神》等属于道家，《天文》、《地形》、《时则》等则有不同程度的阴阳数术的色彩。特别是《天文》一篇，是当时数术的渊薮。我们现在能够理解马王堆帛书中的数术书，许多地方是依赖《天文》及其历代注释。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与《天文》所述相似的地方最多，可见《淮南子》确实保存了楚地数术的不少内容。

淮南王刘安立于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恰在马王堆3号墓下葬的第二年，至武帝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淮南王入朝，献所作《内篇》，即今本《淮南子》，故《淮南子》一书著成于文帝后元至景帝时期。在《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一文中，我们曾论及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遵照黄老道家的传统，以道家为主，同时仍将阴阳列在儒、墨、法、名四家前面。那时司马谈为太史令，正是在武帝初年的建元和元封之间。〔10〕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死去，武帝转向崇尚儒学而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同时，道家本身的思想趋向也有一些变化，如《淮南子》书中有较多的《庄子》的影响，已与晚周至汉初南方黄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区别。道家由以黄老为主转移到以老庄甚至以庄列为主，这一转变在《淮南子》书中已可见其端倪。作为楚文化重要内容的黄老道家兼阴阳数术的思想传统，到《淮南子》的成书，已经是殿军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