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谳书》初论

三　《奏谳书》初论

湖北江陵张家山1983年末发掘的247号墓〔1〕、1988年初发掘的336号墓，〔2〕所出都有汉初的法律文献，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有极重要的关系，与云梦睡虎地、龙岗出土的秦律堪相辉映。张家山247号墓的竹简，经整理小组几年的努力，业已基本整理就绪，释文陆续发表。〔3〕简中属于法律一类的，有《二年律令》和《奏谳书》。

《奏谳书》共二百二十七支，原有标题。我们在1985年发表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中曾说明，〔4〕“谳”的意思是议罪，《汉书·刑法志》云：

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传所当比律令以闻。

《奏谳书》便是这种议罪案例的汇集。这和云梦睡虎地简的《封诊式》近似，其作用应为供官吏工作参考，或学吏者阅读的文书程式。不过所辑案例系实有，只对少数人隐名，用甲、乙等代替，在研究上的价值并未稍减。

《奏谳书》案例的编排，凡有纪年的，大体上是越早的越列在后面。推算历朔，纪年最早的在秦始皇（秦王政）即位之初，而最晚的到汉高祖十一年。其间穿插一些没有纪年的，格式较为简略，应系摘要。另外，还有两条春秋时期的案例，仅系记述，不属文书。这些案例，由于我们不很熟悉古代法律词语和程式，理解每易失误。本章试作解说，希望能够帮助读者认识这一佚籍的意义。

《文物》1993年第8期刊出的《奏谳书》前半，案例多属汉高祖时。最早的一个案例是“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条。这个案例有二十四支简，在高祖时案例中也是最长的。案例中讲到“坚守荥阳”，是高祖（汉王）三年（前204）的事，案子自在其后。查案中干支有“六月壬午”、“七月乙酉”和“七月甲辰”，只合于高祖六年（前201）。该年六月甲寅朔，壬午为二十九日；七月甲申朔，乙酉为二日，甲辰为二十一日。〔5〕

汉高祖六年的这一案例，是一件案情复杂的谋杀案。

简文首先引述新郪信的爰书。新郪，县名，在《汉书·地理志》属汝南郡，在今安徽太和西北，靠近淮阳国。淮阳国的初封是在高祖十一年（前196），高祖六年还没有淮阳国，那一年刚置淮阳郡。〔6〕据简文，当时新郪属淮阳郡，这和后来的区划不同。〔7〕新郪信是新郪县令名信，系秦至汉初常见于文例。〔8〕

新郪令信的爰书是呈交淮阳郡守偃的。爰书述及求盗甲（代名）的报告。大家知道，求盗是亭中专司逐捕盗贼的亭卒。〔9〕求盗甲本随狱史武防备盗贼，武于六月二十九日出行公梁亭管地，失踪不归。公梁亭校长丙认为甲有嫌疑，加以颂系。校长是主管兵戎盗贼的小官。〔10〕“颂系”见于《汉书·惠帝纪》，注引如淳云：“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舍，不入狴牢也。”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解释说：“狱囚着械，古制已然。颂系不着械，若今时之散禁也。”〔11〕可知“颂系”是不戴刑械的拘留。

淮阳守偃发现校长丙虽拘留求盗甲，却没有囚系的文书，也不行审讯，情事可疑，于七月二十一日下令追查。追查罪人，简文称为“劾”。《说文》：“劾，法有罪也。”《急就篇》：“诛罚诈伪劾罪人”，颜注：“劾，举案之也。”《玉篇》：“劾，推劾也。”《广韵》：“劾，推穷罪人也。”偃认为武可能被人杀死，不仅要求“廉求捕其贼”即杀人凶手，还要“复其奸诈及知纵不捕贼者，必尽得，以法论”。此处“复”读为“覆”，《尔雅·释诂》：“审也”，《广雅·释言》：“索也”，意思就是查究。为了查究纵容真凶的官吏，淮阳守行书县掾，可见新郪令信已处于有嫌疑的地位。

查究证明，狱史武出行失踪一事，与髳长苍有关。按《说文》云：“汉令有髳长。”《系传》徐锴云：“髳，羌地名，髳地之长也。”段玉裁注指出《尚书·牧誓》、《诗·角弓》均有“髳”（或作“髦”），并说：“髳长见汉令，盖如赵佗自称蛮夷大长，亦谓其酋豪也。”可知髳长是一种西南夷的酋长。经过讯问，苍供称：他过去曾是新郪令信的舍人，即私属。〔12〕信指使苍杀武，苍就伙同求盗大夫布、舍人簪袅余两人在校长丙的管地把武杀了。大夫是二十等爵的第五等，簪袅是第三等。丙和发弩赘“荷捕”苍。发弩是专司射弩的兵士；〔13〕“荷”读为“苛”，诘问之意，“荷捕”即拘捕诘问。苍说明是为信杀的，丙和赘便把他放走了。

信供出谋杀武的经过。原来在当年五月，天旱不雨，命令民众举行求雨的的雩礼，武负责县邑中的这件事。这时信巡行县属各乡，叫舍人小簪袅看守家舍。是名男童，大约是信所宠爱的。雩要有童男女舞，〔14〕所以武征调参加，没想到这触犯了信。信回来很不高兴，对武责难，武又踞坐不跪，言语顶撞，信大怒握剑，口出恶言，武便走开。过了十几天，信的又一舍人莱告诉信，武要向丞相、郡守报告这件事，信就指使苍杀死了武。他不追究求盗甲，也正是怕暴露了自己。

校长丙、发弩赘的供辞，印证了信的招供。经过诘问，丙、赘、信三人都不得不认罪。再讯问有关证人，舍人所说与信一致，求盗布已死，舍人余则逃亡不获。

“诊问苍、信、丙、赘皆关内侯”一句，较为费解。“诊”意为验。〔15〕关内侯，第十九等爵。此句应指验问四人是否关内侯，因为下文明说他们并没有这样高的爵位。验问的结果：信有子原为右庶长，第十一等爵，因守荥阳立功，赐爵广武君。苍为壮平君，赘为威昌君，丙为五大夫，则都是故楚的封爵。至于当前的爵位，应如下文所说“爵皆大庶长”，即第十八等爵。其所以要验问这一点，大约是由于关内侯在法律上有特殊的待遇。不过苍、信、丙、赘四人虽非关内侯，仍须将其罪状上报，才能处置。至于其他人等，就由县里自行惩办了。关于诸侯子的优遇，见《史记·高祖纪》，这里不再详述。

“鞫”即审讯的结果，“苍贼杀人，信与谋，丙、赘捕苍而纵之”，都是真实的。文书接着援引律文，认为信、苍、丙、赘四人皆当弃市，加以囚禁，上报待命处决。这和《汉书·刑法志》所述完全一致。治狱的官吏，文书中记明是新任的新郪令甲、丞乙、狱吏丙（皆代名）。

附带说明一下，文书之末云“为奉当十五牒上谒”，和现有简数不合。这是因为《奏谳书》是抄录原文，为了便于阅读，有不少分行留空的地方。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秦汉之际战事频仍，赐爵冗杂，主要四犯竟“爵皆大庶长”。新郪令信原属汉的一方，被派到楚地任官，骄横暴虐，而髳长苍等三人本在楚受爵，归汉后仍旧营私不法，酿成这一案件。当时高祖称帝不过年余，出现这种情形不足为怪。

“醴阳令恢盗县官米”条，首云“七年八月己未”，系高祖七年（前200），八月戊申朔，己未为十二日。

醴阳，县名，不见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沣水注》的沣阳县，则系晋太康时所立。推想醴（沣）阳应在沣水以北，属于南郡，所以本条前后都讲到南郡和江陵、这和《汉书·王子侯表》南郡有尉文县一样，曾一度设县，后来又废除或改名了。

醴阳令恢是郦邑建成里人，郦邑在今陕西临潼东北，秦始皇十六年置，高祖初属渭南郡，后改名新丰，《汉书·地理志》在京兆尹。其改名之年，旧有两说：《史记·高祖纪》云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更名郦邑曰新丰”；《汉志》则称“高祖七年置”，注引应劭说系高祖因太上皇思念故里，改筑郦邑，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后世学者各执一说，详见王先谦《汉书补注》。这里仍称郦邑，其时已近七年之末，看来《史记》的记载很可能是正确的，《汉志》“七”字应如王念孙所言，是“十”字形误。

恢系第十等爵左庶长，秩六百石，却指使从史石盗取本县己乡的公米，由他的舍人士伍（无爵的成年男子〔16〕）兴、义和石一起出卖。

这件盗卖公米的案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汉初由于连年战乱，曾出现严重的饥荒。《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这段话把物价腾贵的原因归咎于战乱。《史记·平准书》所讲的，内容要更深刻一些，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跃），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铸钱”《汉书·食货志》作“铸荚钱”。由此可见，高祖令民铸钱，用意本在宽民，结局却更激起了物价。

陈直先生曾辑录秦末汉初米谷价的材料，如：

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米石千六百。（《史记·秦始皇本纪》）

关中大饥，斛米万钱。（《汉书·高帝纪》二年）

汉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汉书·食货志上》）

汉兴，以秦钱难用，更令民铸荚钱，米至石万钱。（《汉书·食货志下》）

楚汉相距荥阳，民不耕种，米石至万。（《史记·货殖传》）〔17〕

他更指出铸荚钱是造成物价飞涨的重要原因。〔18〕汉初米谷价的高涨，什么时候得到缓和，史缺不载。从陈直先生所辑材料看，上引几条之后就是：

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御览》卷三十五引《新论》）

孝文帝粟升一钱。（《风俗通义》）

由极贵变成极贱，其间关键没有说明。〔19〕本条案例有米价，时间明确，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绝好材料。

恢所盗卖的米，一共是二六三石八斗，计得金六斤三两、钱一五〇五〇钱。大家知道，秦汉时期金和钱都是货币。高祖时的钱即半两。“至于黄金与铜钱这两种法定货币间的比价，根据史书及古代学者的注释，均言黄金一斤值钱一万。”〔20〕据此折算，金六斤三两约六一八七六钱，加上一五〇五〇钱，合计七六九二六钱；再除以二六三点八，则每石米价大约是二九〇钱。这虽然多于文帝时，但比汉兴战乱时的每石万钱、五千钱相差不啻霄壤。看来汉兼天下之后，局势安定，物价迅速趋于平稳，两年之间米价已接近平时的水准。

其余的几个有纪年的案例，都与去亡一类行为有关。

“安陆丞忠劾狱史平”一案，首云“八年十月己未”，系高祖八年（前199）十月十三日；尾云“八年四月甲辰朔乙巳”，系四月二日。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故十月早于四月。

这件案子是安陆狱史平在家中藏匿没有名数的成年男子种达一个月。简文引令云：

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

所谓“名数”，是指人的姓名、年龄等项，“自占书名数”就是自行登记，列入簿籍。〔21〕这是汉初连年战乱归于平定以后，国家的一项重大措施。可以想像，当时没有在汉的簿籍上登记的人是很多的，在故楚地尤其如此。不登记，就不负担政府给予的义务，所以汉朝的法令对这种行为的惩处相当严厉。

高祖十年（前197）七月二十四日江陵余、丞骜所谳一案，也与名数问题有关。简文说：“乃五月庚戌”即该年五月十九日，校长池接获士伍军报告，军的成年男奴武逃亡，在池所在亭的西面出现，池便和求盗视追捕武。武格斗拒捕，用剑砍伤了视，视也以剑将武刺伤。

武声称，他过去是军的奴，于楚时逃亡降汉，已经登记为民，不应再为奴。士伍军承认武所说是事实，并承担他自己向池报告武系其奴为告不审。告不审，即控告不确，是有罪的。审讯者则认为，武虽然不再受军奴役，但在视拘捕时应该受擒，不当格斗，最后判决将武黥为城旦，而视无罪。

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当时奴如逃亡，便会遭到武装逮捕。武虽因降汉，得到登记为自由人的身份，遇到拘捕反抗，仍旧难免沉重惩罚。

高祖十年七月三日胡状、丞熹所谳一案，虽与奴婢无关，仍属于逃亡一类。

胡即《汉书·地理志》京兆所属湖县，志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22〕年更名湖。”地在今河南灵宝西，旧阌乡县东，在函谷关内。〔23〕

案情是这样的：女子南系战国时齐国贵族田氏，受命徙处长安，由临淄狱史阑送行。他们到了关中，阑娶南为妻，给她戴上缴冠，佯病卧在车中，用大夫虞的传（过关凭证），企图混出关去，一起回往临淄。不料未能出关，竟遭捕获。

高祖九年（前198）十一月，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此事系娄（刘）敬建议，见于《史记》本传：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临淄狱史阑送女子南，正是徙齐诸田的一个实例。

《汉书·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注：“高祖用娄敬之言，徙关东大族，故何以旧齐田氏见徙也。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田何是传《易》的经师，他的故事可与本案例参看。

阑与南这对夫妻的命运是悲惨的。阑最后被判处黥为城旦，他和南便就此被拆开了。

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人婢清以亡之诸侯论的成案，这叫做“比”。《汉书·刑法志》注云：“比，以例相比况也。”《奏谳书》这类案例汇编也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24〕

另外，“大夫诣女子符”一案，发生时间是高祖十年十二月九日。案情是女子符曾经逃亡，趁自占书名数的机会，登记名数，成为大夫（第五等爵）明的“隶”，明把她嫁给隐官解为妻。隐官是受过肉刑后得自由，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见处所工作的人。〔25〕解曾遭黥劓，故称隐官。大夫大约是符的原主，发现此事，把符送到官府。审讯者认为解不知道符是亡人，不应论罪；也有人认为解虽不知真相，仍应以取亡人为妻论罪，黥为城旦。廷报决定论罪，并指出律文本来明确，根本不应上谳。

这条案例再次说明那时对逃亡惩处的严峻。还应注意到，女子符在大夫明处称为“隶”，这和《周礼》的罪隶等等都有区别。《周礼·禁暴氏》有“奚隶”，“奚”为女奴，“隶”为男奴。“奚”这一名词后来罕用，可能“隶”也兼指女奴而言。

高祖十一年（前196）八月三日江陵丞骜所谳之案，进一步说明了奴隶制的关系。媚在过去是士伍点的婢，在故楚时逃亡降汉，不书名数。后来在高祖六年二月，点将媚抓获，正赶上汉朝下令占数，重新登记媚为婢，随即把媚卖给大夫椽，得价一万六千钱。到十一年三月二日，婢从大夫禒处逃亡，被椽觅到，媚声明自己不当为婢。三月十四日，椽以此事告官。

这件事的关键是，媚在降汉时曾“不书名数”，即摆脱了婢的身份。因此，点是否有权重新对媚奴役，并把她出卖，审讯者犹豫不决，难以确定。

最后，高祖十一年八月六日夷道、丞嘉所谳的案件，属于另一种性质的去亡。夷道在南郡，今湖北宜都西北。《水经·江水注》：“夷道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以县名在武帝后，据此可知其说非是。该地得名，应即由于当地有蛮夷而来，是有蛮夷曰道的实例。

该年六月四日，发弩九将成年男子毋忧送官，原因是毋忧被征召为屯，未到屯所逃亡。毋忧说，他是蛮夷，每年交纳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应为屯。毋忧的辩解最终无效，被判决腰斩。

简文称毋忧有君长，岁出賨钱，与文献记载相合。《说文》：“賨，南蛮赋也。”巴有賨人，《风俗通义》等书云：高祖为汉王时，接受阆中人范目建议，募取賨人，平定三秦。其后复其渠帅七姓，不输租赋，余户岁入口钱四十。〔26〕南郡蛮夷也有类似制度，见于《说文》：“幏，南郡蛮夷宾布也。”其在汉初情况不得其详，由简文可得补充。

高祖十一年南郡尉发屯一事，当与南越有关。查《史记·南越传》，秦朝破灭后，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史记·陆贾传》记陆贾对赵佗进说，有“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等语，足见南越对汉朝南方构成威胁。高祖派遣陆贾，同时发屯守边，是必要的。

简文称所发屯卒由都尉率领，可对照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驻军图》。该图中有“周都尉军”、“徐都尉军”等，研究者指出：“当时诸侯王掌管军事的最高武官叫‘中尉’，郡的最高武官叫‘郡尉’。所以，‘周都尉军’和‘徐都尉军’都应是汉中央朝廷直接派出的军队。”〔27〕《驻军图》反映的历史时间较晚，但汉廷派军的制度一样。简文正说明了这种军队是怎样征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