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

八　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

上章已说到，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竹简。这座墓的墓主很可能是中山怀王，其卒年系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竹简原在墓后东室一件竹笥中，因被盗焚，已全部炭化，但内容十分重要。1981年发表的简介，曾把简划分为八项，即：

《论语》

《儒家者言》

《哀公问五义》

《保傅传》

《太公》

《文子》

《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

《日书》占卜等残简〔1〕

这里面前四种都是儒书，反映出西汉晚期儒学盛行的形势。

定县八角廊竹简，迄今只有《儒家者言》的释文已经公布。〔2〕我曾经提到该书和安徽阜阳双古堆简牍中的一种性质相类，内容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且多和《说苑》及今本《孔子家语》有关，两者应该都是《家语》的原型〔3〕。西汉晚期的《论语》、《家语》等书的出现，对学术史研究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大事。本文根据已知的一些材料，试就上述四种儒书略作讨论。至于详细的研究，自然要等待竹简整理工作的完成。

我们先谈《论语》。

《论语》无疑是八角廊简中最重要的儒家典籍。从整理的情形看，墓中的《论语》原来应该是全书，但因扰乱，有不少残损。据整理组称：“《论语》简文约有传本《论语》文字的一半。其中有的篇，简文几达传本的百分之六七十。《学而》篇只有一枚简，二十字，是最少的了。另有尾题残简十枚，上书各篇包含的章数和字数，由于残碎过甚，无法恢复《论语》的篇目次序。”〔4〕虽然如此，西汉晚期《论语》本子的发现，价值仍然是难以估量的。

凡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论语》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尤其是在晚清疑古思潮兴起之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受到普遍怀疑，《论语》几乎成为探讨孔子思想的惟一依据。现在能看到西汉晚期的《论语》本子，对孔子研究当然甚有裨益。

按西汉流行的《论语》，有《鲁论》、《齐论》、《古论》的分别。皇侃《论语疏》叙引《别录》：“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汉书·艺文志》所述更为详细：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危宗、胶东庸生，惟王阳（王吉字子阳）名家。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没有《古论》的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可见《古论》不像《鲁论》、《齐论》那样流行。

汉初什么人在齐、鲁传《论语》，已不可考知。《汉志》中《鲁论》有《传》十九篇，《齐论》有《齐说》二十九篇。此外，《鲁论》又有《鲁夏侯说》二十一篇，当为夏侯胜作；《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张禹作；《鲁王骏说》二十篇，王吉之子作。另有《燕传说》三卷，则不知其与各家的关系。这些都晚于汉初。

《论语》三家文本，篇章和文字彼此皆有不同。何晏《集解》序称：

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文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所说三家篇数，与《汉志》一致。《古论》所多的篇目，颜注引如淳云：“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

在三家之中，《鲁论》最盛，这从《汉志》便可看出。张禹之学兼有《齐》、《鲁》二《论》，如《经典释文序录》所说：

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5〕

“张侯《论》”虽参取了《齐论》的优长，但仍属《鲁论》，汉末郑玄的注本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今传本即何晏《集解》，仍源出于此，所以今传本的分篇等等，都是承袭《鲁论》系统。

八角廊竹简《论语》的内容，至今还没有发表。它究竟属于哪一家传本，无法判定，可是这里不妨作一推测。

查《汉书·张禹传》：

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仇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官。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

如前所说，八角廊墓的墓主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而张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是在甘露中（公元前53—前50），因而怀王在世时张禹刚以经学著称，他以《论语》授成帝是在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开始的。张侯《论》在中山怀王时恐怕还没有形成，八角廊《论语》不可能是张禹的本子。

整理组说，以八角廊《论语》与今传本比较，存在不少差异。“比如以分章来说，不仅尾题所记的章数很少有相符的，而且分章也不一样。简文分为两章，传本却成了一章，简文为一章的，传本又有分为两章或几章的。在文字上与传本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6〕这也说明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整理组的简介中，提到了竹简本文字与今传本不同的几个例子。其间比较有兴趣的，是《卫灵公》篇下列一章：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竹简两“蹈”字均作“游”字。按“蹈”、“游”古音均在幽部，一为定母，一为喻母，音近可通。就字义而言，“蹈”训为“履”、“践”，显然比“游”更为顺适。张禹以及郑玄不取这一异文，可能就出于这样的理由。

关于《家语》，上章已讨论过了，这里再做一些补充。

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出土木牍中有一块较完整的，正、背两面均有文字三栏，是一部书的目录。现在可辨识的，共有章题四十六条，据整理组介绍，“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如‘子曰北方有兽’，‘孔子临河而叹’，‘卫人醢子路’等等”。这些章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所以整理组认为：“旧说以为《孔子家语》，王肃伪作，今阜阳汉简木牍证明早在西汉初期，已有类似的书籍。”〔7〕至于这部书的内容还有多少竹简保存下来，目前尚不知道。

八角廊竹简也有一种书，即所谓《儒家者言》，保存简文较多，已整理出来的有二十七章，整理组介绍，其内容“上述商汤和周文的仁德，下记乐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行为最多。……这部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8〕。

双古堆墓的年代是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与八角廊墓的年代相距一百五十多年，上述两种简书的性质却颇相似，内容都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主，且多与《说苑》和今本《家语》有关。不过，双古堆木牍的全文至今没有发表，两者彼此有多少重合目前尚不能讨论。

《家语》一书本见于《汉书·艺文志》，云二十七卷，列为《论语》类十二家之一。考虑到《汉志》本于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始命刘向校书，广收众本，其时与八角廊墓非常接近，墓中这种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的书不会不见于《汉志》。因此，这种简书很可能是《家语》。竹简没有《汉志》二十七卷之多，大概只是一种摘抄本，这在出土古籍中是常有的。

这种简书会不会是《说苑》一类书呢？按《汉志》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云即“《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考证各书甚详：

本传曰：“向采传记，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传》，凡八篇，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别录》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初学记》卷二十五）盖合《颂义》一篇为八篇也。《疾谗》、《摘要》、《救危》、《世颂》，盖皆《世说》中篇目，即《世说》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说苑》二十卷。卷即是篇，是五十篇。合《世说》八篇、《列女传》八篇，凡十六篇，又加《列女传图》一篇，恰符《汉志》六十七篇之数。〔9〕

《新序》叙录作于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书则于阳朔元年（公元前24）呈上，共三十卷，一百八十三章；《说苑》书的呈上，则在鸿嘉四年（公元前17），〔10〕共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新序》叙录只有片断留传，《说苑》叙录现仍存在，其中说：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命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11〕

由此知道《说苑》在刘向校理前已有，刘向所做的工作只是编纂整理，除掉和《新序》重复的部分以及被认为“浅薄不中义理”的内容。就书的体例而言，刘向对原有的《说苑杂事》并未加以改变。他也没有采撷其他书中的材料，来补充《说苑杂事》的篇章。我们看今传本《说苑》，书中虽有不少孔子与其门人的言行故事，但在全书占的比例不大，和《家语》不能同日而语。《汉志》把《家语》列于《论语》类，《说苑》等“刘向所序”则列入儒家，不是没有理由的。

双古堆的那块完整木牍，章题多与孔门师弟有关，八角廊的简书也是如此，这显然不同于《说苑》之类，两者应该都是《家语》的原型。至于书中有少数部分记述其他内容，如汤与文王事迹等等，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部分本有孔子或其弟子的评论，今传本《家语》就有相当多内容是这样的。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类事迹为孔门所传述，《论语》也有这样的章节，如《尧曰》所载尧命舜之辞、汤告天之辞等等。《释文》序录便说，孔子弟子鉴于“夫子既终，微言已绝，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帙，谓之《论语》”〔12〕。所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即非孔子言行。所以不能由于简牍内容有少数不属于孔门事迹，便认为不是《家语》的原型。

从体例来看，出土的《家语》和今本是相近似的。清代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详细对照今本《家语》及传世其他古书，证明该书多与《荀子》、《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出入。今本《家语》是一部久成定谳的“伪书”。颜师古注《汉志》，已说二十七卷的《家语》“非今（按指唐代）所有《家语》”，后世指斥今本的学人很多。《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今本十卷，魏王肃注，即指为王肃所依托。陈士珂则在与族人陈诗讨论时指出：

夫事必两证而后是非明，小颜（师古）既未见（孔）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子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13〕

这话可说是公允的。

上述简牍的发现，证明自汉初已有《家语》，《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很可能有取于该书。当然，也不可能因为发现了《家语》的原型，便以为当时《家语》已具有今传本的面貌。王肃所注《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其本子应经过扩编增改。《家语》和其他不少古书一样，曾有着较长的形成过程。

在八角廊简中还有两篇单行的书，即《哀公问五义》与《保傅传》，释文尚未发表。

整理组介绍竹简《哀公问五义》云：“此书见于《荀子》、《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其竹简形制和其他各书不一样，可能是因一种抄本。”〔14〕按《大戴礼记》所收《哀公问五义》，文字大致同于《荀子·哀公》的前半。今本《家语》的《五仪》第一段也与之略同，惟增多一部分，类于《新序·杂事四》的一章。现在还不知道竹简和三者哪一种更相接近。

所谓“五义”，《荀子》、《家语》“义”均作“仪”。《荀子》杨倞注：“言人之贤愚，观其仪法有五也。”清王先谦《集解》：

郝懿行曰：“仪者，匹也，匹者，犹畴类也。《大戴记·哀公问五义》即‘五仪’也。古‘仪’字正作‘义’。杨注‘仪法’非是。”先谦案：仪犹等也，说见《王制篇》。

王氏之说是对的，“五仪”即人的五等：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

《荀子》一书结构有模仿《论语》之处，《论语》始于《学而》、终于《尧曰》，《荀子》则始于《劝学》、终于《尧问》。这是杨倞注本移易篇第的结果。〔15〕杨倞本“以类相从”，王先谦《荀子集解》认为其最后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所以《哀公》这一部分未必出于荀子手笔，但系荀子一系学者所传述，则是肯定的。

《保傅传》的情况，据整理组介绍云：“《保傅传》这部分残简内容，分别见于贾谊《新书》和《大戴礼记》。前者又分见于《保傅》、《傅职》、《胎教》和《容经》四篇之内；后者却合为一篇，名曰《保傅》。简文与两者基本相同，但比《大戴礼记》和《新书》多出‘昔禹以夏王’以下的后半部分文字，又比《新书》多出《连语》的两节。”〔16〕

按《汉书·昭帝纪》注引文颖云：“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是此篇为贾谊所作。《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贾谊》五十八篇，今本《新书》目次篇数相合，但《问孝》、《礼容语上》两篇的文字俱已缺失。自宋代陈振孙以来，有些学者怀疑《新书》不是原作，《四库总目》甚至斥之为“殊瞀乱无条理”，余嘉锡曾详加辨正，〔17〕60年代初，北京大学一些学者也作过细心的研究，〔18〕《新书》的可信早已确定了。

《汉书·昭帝纪》载诏云：“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傅传》”，可见当时此篇业已单行。《白虎通义》引此篇作《礼·保傅》，证明它早已被收录于礼书。以《大戴礼记》本《保傅》与《新书》相对照，前者的内容依《新书》篇名是这样的次序：

《保傅》——《傅职》后半——《胎教》前半——《容经》中部——《胎教》后半。

整理组所提到的“昔禹以夏王”段就在《胎教》的后半。至于竹简本的结构，从介绍还不能了解清楚，有待于材料的公布。

《大戴礼记》一书包含着许多非常宝贵的内容，其价值绝不下于《小戴礼记》。前人对两《戴记》有深入研究，〔19〕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八角廊简可与《大戴》对勘，也说明该书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