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何绍基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他从小学书，少年时代以临颜真卿的楷书为主，“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那时他认为“心是所学，谓本是一意，后渐于书律有进，乃知其误也。”他慢慢认识到“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因此，他二十岁开始读《说文》，写篆字。由于他“性喜作书”和“先父廷对时，名在第四，睿庙（按：指嘉庆皇帝）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的经验告诉他，要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除努力读书为文外，还要刻苦练好书法。这样，他由“性喜”而进入“自觉”，染翰临池，日夜不倦。“败笔纷纷不堪数”，“半年笔冢高如墙”。这虽然有点夸张，但那种顽强拼搏精神却洋溢于诗句之中。他每次悬臂临摹，务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因此，“每著书作数字，气力为疲苶，自谓得不传之秘。”后来看到前辈邓石如的篆分及刻印，“惊为先得我心，恨不及与先生相见。”由上可见，他青少年时代学书的自信和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追求和成长的过程。
他自四十岁任编修步入官场，到五十七岁去学政职后，他感到：“人生荣华富贵变灭似云烟，惟有功名与夫文字，能令后世流传”。而“功名”，他这时已绝意仕进了，因此，仅希望自己的“文字”能流传后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致力书学，开始了新的追求：“嗟余老矣甫习隶”；“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篆分入真楷之绪”。结果，积数十年之功力，终于自成一家。
何绍基学书的鲜明特点是“重骨不重姿”，因此，他对北碑无不习，而对南人简札一派则不甚留意。为习北碑之需，他到处寻碑访拓，费尽心血。
他访碑不辞辛劳。“但闻名迹与古刻，不惮临深兼履危”。他寻访李邕所书《灵岩寺碑》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曾为此“遍问寺僧”而不知下落；后偶问好友朱时斋，才得知在鲁班洞。他迫不及待地“草间就沿缘，石罅竞摩控”，好不容易才下到洞中，结果一看，“书势果雄伟，仪征非谀诵”。他寻得碑时的惊喜之心和看到碑后的钦佩之情，洋溢纸上。
他拓碑不避艰险。焦山的《鹤铭》，因是“篆铭文”，千百年来“任风潮打，形神未改”，且“南碑兼有此碑势”，他格外重视。“每至焦山，必手拓此铭。”道光壬辰（1832）冬仲，他第一次“
雪打碑”特别兴奋，后有诗道：“我昔渡江冬扬舲，笠戴大雪拓《鹤铭》。登山瞻之疑有灵，雪色石气交晶荧。”真是当年情景，宛然在目。
他买碑拓不惜重金。北魏《张黑女墓志》原石久已不存，仅存墨拓孤本，历来为书家所珍重。他于道光乙酉（1825）春“得此帖于历下”。丁亥（1827）在汴中，又得宋装薛少保书《信行禅师碑》，“亦从来谈古刻者所未见”。他买此二帖到底花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宋黄山谷说好书癖者荣咨道“尝以二十万钱买虞永兴《孔子庙堂碑》”（《山谷题跋》）；张彦生称民国“当时声价《娄寿碑》千余元，《夏承碑》四五千元，《华山碑》近万元”（《善本碑帖录》）。我们由此前后的“声价”可以想见，当时子贞购此海内“二奇”，耗资之巨是相当大的。
他借钩碑拓不怕汗颜。他对买拓不到的名碑，只要得知何人收藏，他就千方百计去借观或借钩。他的《题圉令赵君碑》诗前小序有这样的记叙：蒋锦秋观察收藏有宋拓《刘熊碑》与颜真卿的《祭侄文》，准许他去手钩《祭侄文》，“肴酒待客甚恭，主人不出门半步”；而《刘熊碑》却怎么恳求也不肯借予钩摹，他只好“不复强索”。后来咸丰辛酉（1861）回长沙，得知易小坪令嗣处有立轴本，他立即恳托李季眉借到。从这些逸事趣闻中可见，何绍基为借钩碑拓真不怕难为情。
他赏碑不怕劳神。何绍基搜集碑拓是为了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因此，他对名碑拓的欣赏揣摹是下过苦功的。他赏碑的方法大致有二，即个人欣赏，与友共赏。个人欣赏有单碑独赏和多本互观，与友共赏也有多本共赏和多种共赏。不少书家认为子贞书法得力于《黑女》，殊不知他在欣赏揣摹《黑女》中下过多大气力。他自己曾说：“余自得此帖后”，前后四年出入京都二万余里，《黑女》无日不在身边。“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得多矣。”
他临碑狠下苦功。何绍基性嗜北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特别是《黑女》，“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午窗描取一两幅，夜睡摹想画破衾，”有时甚至到了“吾隶敢辞饿”的地步。他晚年临《张迁碑》，几逾百通。他临摹碑帖，不为碑帖所泥。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艺术既能保持古法特色，又颇具书家情趣，为后人所赞赏。他对南人简札一派虽“不甚留意”，但对《定武兰亭》却“爱玩不辞”，所临《怀仁圣教》，直造山阴堂奥。
何绍基学书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我国书法艺苑中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今之习书者也颇多借鉴意义。
莫嗤小技如雕虫。这是认识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学问很多，相对而言，学书可，不学书亦可。但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必然有人为之奋斗，就这些人来说，“小技”也确实不小。何绍基说：“莫嗤小技如雕虫”，批评了某些人的错误态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高度重视。他甚至认为：“书为六艺之一，而学者所从事未有艰于此者也。”他认为学书之难有五：“一心运臂臂运腕，腕使笔，笔使墨，墨使指，指肖心，扞格太多，得于心不能应于手，一难也。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师友指示，不能攒吾腕底，不比文章学问可以破昧为明，改懦为勇，又一难也。落纸如铸，不可修饰，又一难也。非砥行严读书多，风骨不能峻，气韵不得深，又一难也。”此“五难”之论，非饱尝个中艰辛者而不能发。因此，他提出要想学书并有所成就，就不能畏难；“凡事畏难，不如其已。”
循序渐进要牢记。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这是普通的道理。用之学书如何起步呢？宋代苏东坡主张从楷书学起。他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论书》）。何绍基举例说：“欲习鲁公书，当从楷法起；先习《争坐位》，便堕云雾里。未能坐与立，趋走伤厥趾。乌乎宋元来，几人解此道！”为何学书要从楷书开始？一是楷书的点画方园并备，八法俱全，先习楷书，可以熟练运笔之法。二是楷书的结构严整，中正匀称，先习楷书，可以练好字的骨格。三是楷书用途广，学成即可实用。四是学习楷书，有了这个基础，再学其他书体就方便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跋国学兰亭旧拓本》中说：“余学书从篆分入手，”他对邬鸿逵又说：“学书从篆分入手，方不落晋唐人窠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都是针对他自己的特定情况而言的。他二十岁开始写篆字，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学颜楷的扎实基础。再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落晋唐人窠臼”而自立门户。如果是初学执笔者，连晋唐人窠臼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从篆分入手，那就另当别论了。初学书者不能从篆分入手，这是因为先学篆分容易畏难而退，即使篆分学成不适于用，仍需另学真行，岂非徒费光阴？故初习书者当从楷法起步，循序渐进，才能有所成就。
气自踵息极指顶。学书讲究运笔，运笔必须运气。何绍基认为：“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园空”；“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对于这一点，他青年时代就有很深的感受，并自谓得“不传之秘”。至于此气何来？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到：“这事切要握笔时，提起丹田，高着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他认为“书道贵有气有血”，因此，他对世人作书，“动辄云去火气”，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跋道因碑旧拓本》中道：“能习此种帖，得其握拳透掌之势，庶乎有真火气出，久之，如洪炉冶物，气焰照空，乃云去乎？”这就是说，有了这“火气”，持之以恒地练下去，就会如同洪炉冶物，使自己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消长得失惟反躬。何绍基认为：“阅理万端读万卷，消长得失惟反躬。”首先是要“读万卷，”要继承。“若非拄腹五千卷，落笔钟（繇）王（羲之）未足豪。”但是如果只是“读万卷”，而不辨其“消长得失”，就会囫囵吞枣和泥古效颦，而“昵古多嫌不变化，效颦容易成枯蹇”，这历来为书家所忌。如果只是辨其“消长得失”而不“反躬”，就会纸上谈兵，眼高手低，而且对古人的“消长得失”也不会有真正的认识和体会。所以，“反躬”——即汲取前人的经验熔铸到自己的反复的艺术实践中去，实在是书家达到书法个性化和独创性的重要前提。
巧不可传法可公。书法艺术有一定之“法”，这“法”是可以公开为大家所共用并可以后传的；·而“巧即书家的独特技巧和独特风格，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巧”的得来全靠书家反复的艺术实践，即俗话所云：“熟则生巧。”这就告诉我们，立志学书者，不仅要懂“法”，更重要的是苦练，从而形成自己的“巧”。由“法”入“巧”，道路可谓长矣！只有那在书苑征途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人，才可能进入“巧”的境地。何绍基为什么能写出独具一格的“何字”来？他自己说：“我生于书律，得髓盖非偶”。他“得髓”的原因，一是家教，二是蹑古，三是苦练，而后者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心声心画不可矫为，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般移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