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绍基学书及其积累的经验，是他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何绍基论书及其所提出的主张和观点，是他书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在书苑这块土地上，不仅耕耘者多，而且留下的佳作佳论也多。何绍基对这些多有研究，写有论书诗文逾百篇。他主讲济南泺源书院时常给后学者论书：“蝯叟今成强弩末，且论书与后生听。”他的论书有鲜明的特点，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其一，他论书坚持发展的观点。他认为“钟鼎之文，萌芽于夏，般兴于商，曼衍于周”，其内容“记美不记恶”，其文字“有似文字非文字者”，由此可见，古代书者并不想要所有的人“尽识”。研究金石文，可以“考订史误，证明古篆真草源流”。因此，他誉《石鼓》为“纯宝”，并表示“何当杜门写万遍，千古一筏求其津。”可见他对石鼓文多么重视。时代向前发展，字变书亦变。秦代出现小篆，“小篆本大篆，象形安得似？”汉代隶书风行于全社会，“楷则至唐贤而极，其源必出八分”。“鲁公变法与代兴”，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宋人不讲楷法，至以行草入真书，世变为之也。”这一切都说明，时代变了，书法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其二，他论书决不盲从。何绍基对中国书法很有研究，对其中许多书法现象有独到的见解。如对王羲之的评价就是突出的一例。他对王书虽有过“昔嫌姿媚出顾盼，今觉横奇多变化”的情况，但总的思想是“早窥古意薄献羲”。形成他这观点的原因，除主观原因（“学书重骨不重姿”）外，还有客观原因，即韩愈的讥评（“羲之俗书趁姿媚”）和“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他所看到的都是“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的临摹本而不是真迹。所以严格地说，他讥评羲之“手腕怯碑版，俗书趁姿媚”，实际上是对这些临摹本的批评。他的可贵就在于从这些临摹本中揣测王书风貌，而“知山阴斐几本与蔡（邕）、崔（瑗）通气”，称“右军南派之宗”，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故肯定他是“实兼南北书派之全”的大书法家。但唐以后把羲之捧到“书圣”的地步，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皇喜姿媚，《禊帖》始重于世，右军遂成书圣。”他说：“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真是有胆有识，发前人所不敢发。对于书法史上的《兰亭》公案，何绍基持什么态度呢？首先，他看到“《兰亭》聚讼浩无边”的客观历史事实。其次，从书学史的角度看，他认为羲之所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再次，他对后世传说的所谓《兰亭》真迹持怀疑态度。如世传南朝智永藏其真迹，并曾亲临八百本施于江东诸寺；后来智永将真迹传辩才，嗣后又为李世民所得并“陪葬昭陵”之说，皆表怀疑。“《禊序》荒凉三百载，已落方外薶榛藤；忽媒越寺缸面酒，来伴昭陵千岁灯”，这难道不是怪事？总之，何绍基认为：王羲之写有《兰亭》，但真迹早已不存在了，流传的只是临摹本。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的观点。解放后，有人认为《兰亭》文纯属“依托”，墨迹自然也是“假”的，从根本上否定王羲之写有《兰亭》（《兰亭论辩》）；近年来有人重提此一公案，对前论持否定的态度（《书学论集》）。我认为何绍基的见解，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公案有一定的启示。

其三，他论书推崇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提倡书学，购求古代法书，特别是搜集王羲之的书法，然后复制流传；国子监设书科，专门培养书法人才；李世民周围聚集一批名家；以后又相继涌现一批又一批名家。因此，唐代书学大振，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代。何绍基认为：“有唐一代，书家林立”，欧阳询、褚遂良、李邕、颜真卿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欧颜褚李辈杰峙，各抱古法无因仍。”在这些佼佼者中，“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世南）褚诸公能颉颃也。”若以成就而论，当首推颜李，“颜公李公应时出，书坛并树大将旗。”他之所以更推崇颜李，不仅因为“两公书律皆根矩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还在于他们“以刚烈不获令终”的为人。而在“两公”中，他又尤好颜书，这是因为“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与他不断的追求精神相一致。他对唐代书家独贬虞世南，主要原因是虞书“敧侧取势”，“侧笔取妍”。他认为：“宋以后楷法之失，实作俑于永兴（虞世南）”。因此，虞书“不能并轨欧、颜，即褚、薛（稷）亦尚胜之。”

其四，他论书的律令是横平竖直。他论书重视横平竖直是由于他父亲“每以横平竖直四字训儿”，因此，他“仰承庭诰，惟以此四字为律令。”他作书恪守此律令，论书也以此为律令。他论包世臣之书就是如此。他说：“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有人认为子贞之论“过毁”和“贬得太不客气了”，其实这不平之鸣与子贞之论不尽相符。子贞眼里的“横平竖直生变化”，有无穷的奥妙，并以是否“得髓”立论。同时子贞之论亦有所本（慎翁曾自云：“习时俗应试书十年下笔尚不能平直”），同时也非子贞个人之论。康有为说：“艺业惟气息最难，慎伯仅求之点画之中，以其画中满为有古法，尚未为知其深也”（《广艺舟双楫》）。李瑞清甚至说：慎翁“日日谈北碑，至不能一笔平直何哉？”（引自《书林藻鉴》）这些都说明包氏之于北碑确实未得“髓”也。子贞之论实不为过。

其五，他论书的原则是个性化和创造性。何绍基之所以推崇唐代，就是因为唐代名家多富“变法出新意”的创造精神。他认为宋代四大书家中真正“摆脱拘束，率尔会真者，惟坡公（苏轼）一人。”他认为屋漏痕、折钗股等法，“机到神来往往有之，非必谓如是乃贵也；有意为之，必成顿滞。”这些都反映了他论书的创造性原则。而对束缚书家个性和创造性发挥的书法现象，他是极力抨击的。如宋代的《淳化阁帖》，他就多有所贬。《淳化阁帖》是宋太宗淳化三年诏王著摹刻的前人法书帖。何绍基认为：其一，王著“本无书名”，“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于一时，钩摹出于一手”；“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其二，王著识鉴凡浅，检择不精，结果“官帖汇集更丛伪”，多有谬误。其三，“千家模刻枝叶繁”，“重悂貤缪，更相沿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其四，“宋人书格之坏，由阁帖坏之。”《淳化阁帖》虽对古代法书的保存和流传有重大贡献，但它最大的弊端是压抑了个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故何氏诸论，切中要害，甚为精辟。

其六，他论书的方法讲究比较分析。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好方法，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他对清代书家邓石如与包世臣的评价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在《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为守之作》中说：“先生作书于准平绳直中自出神力，柔毫劲腕，纯用笔心，不使敧斜，备尽转折。慎翁于平直二字全置不讲，扁笔侧锋，满纸俱是，特胸有积轴，具有气韵耳，书家古法扫地尽矣。”此其一。完伯之于北碑“能得其神髓”，“慎翁字皆现做”，此其二。通过这样比较，孰优孰劣，一目瞭然。

但是，何绍基的书论也有一些值得研究商榷的问题，特别是书学理论方面的某些观点，颇有谬误。

其一，他论书袭分南北书派。南北书派的提出始于南宋的赵孟坚，清阮元继而著《南北书派论》。何绍基仰承师论，认为“书家有南北派，如说经有东西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这种分派法有过怀疑，“小子研摩粗有悟，窃疑师论犹模棱”。其根据是“君看南北碑，均含篆籀理”，“南碑兼有北碑势”。因此，他提出“南北书派如昏昕，何苦合并同榆枌？”但是，由于他们师生情谊笃厚，他不便有背师道，于是“不欲相沿袭，曷敢废推奖？”何绍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近代以来考古发现，书体并不因南北而大异，故多不同意这种强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书派的观点。

其二，他论书甚重北碑。何绍基对北碑方整厚实朴拙的风格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而对侧笔敧斜姿媚的书风则很不欣赏。因此，他对崇尚北碑、书法古朴者多有美辞，而对舍骨尚姿侧笔取妍者则多有所贬。从审美角度来说，书法风格各有所好，有人爱其古朴，有人爱其姿媚，如果停留在自我欣赏上，那是允许的无可厚非的。若认为只有古朴才美那就不全面了，进而以己之所好论书，合己者誉之，乖己者贬之，那就失之不公了。何绍基对虞世南多有微辞，就是这种不公的表现之一。

其三，他主张扫荡俗书。“古意挽可回，俗书期一荡”，“腕间创出篆分势，扫尽古来姿媚格。”可见他所谓的俗书指的是历代的姿媚格。他虽知“门径不能强同”，但是，由于他性嗜北碑，学书重骨不重姿，所以对姿媚格很不欣赏。如何扫荡姿媚格呢？其要在于“腕间创出篆分势”来挽回“古意”，所以他极力宣扬碑版。他的这一主张，对反对当时盛行的“馆阁体”书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主张的片面性是很明显的。一，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总是向前发展的，一味的“挽古意”是难做到的。二，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是“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三，从人的审美观来说，“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四，从书法本身来说，书之筋骨血肉本是一体，筋骨不立，血肉不能自荣；若仅有筋骨而无血肉，岂非成为枯骨？譬如“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钱泳《书学》）。由上观之，何绍基这一主张多有偏颇。

其四，他认为书与性道通。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书品决定于人品；一种认为它们没有直接关系。何绍基主前说。他认为“书虽一艺，与性道通，固有大根巨在。”因此，要学书就要“竖起脊梁，立定脚跟”。他还认为“呜呼书本六艺一，蕲进于道养务充”，“要之浩然气，方寸贵直养”。这就是说，要想求得书法的进步，必须要培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和美好气质。他称道“鲁公书似其忠烈”，叹息颜、李、欧的“皆衔万年痛”，都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但是，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贾似道以昏懦误国之臣，寄情烟墨，所刻阁本，丰腴动人，胜于瘦削，故颇有名于后代，亦如秦会之（桧）工收吉金耳。”他的比方是勉强的，其观点是不能自园其说的。他自己所举正反两面的例证，足以说明是不能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钱泳《履园丛话》）的。然而，长期以来，“人正则书正”却被许多人视为金科玉律，这样在书法史上就出现了许多怪事。苏、黄、米、蔡号称宋代四大书家，其中的“蔡”，以字而论，本应是蔡京，只因蔡京为宋代权奸，就被蔡襄所代。宋元之际的赵孟頫，书法为有元一代书法之冠，因其降元失节，后代书家则多贬其书，有的甚至“诋以奴书”和“奸佞体”（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何绍基对他也多有微辞。这种不以字论字，而以人品定其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的做法，实际上是企图把书法也纳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轨道，这是十分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