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之象形书

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16]文字的美术历史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从商代族徽字发展而来的象形篆，说明并非东周才有文字的美化意识。不过在东周以来，装饰性很强的美术字横空出世，标志着汉字美术字进入一个新的开端。“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者在笔划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划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以为装饰。”^[17]考古发掘证明，鸟虫书大致肇端于春秋中后期，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由此扩散到周边地区，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越、吴、蔡、楚、曾、宋、齐、徐等国；就年代可考而言，以楚王子午鼎（前558年）最早，越王不光剑（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前411—前376年在位）最晚，在先秦流行近200年。

鸟虫书之名称很晚才有记载。《说文解字》许慎叙：王莽八体之一，“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上卷有“象形篆”一目，仅仅留下名目。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卷六“庐江李氏戈”：“金文象形篆，庾肩吾所谓蛟脚旁低，鹄头仰立者也。”又：“胡有铭六字，虫鸟书，黄金文。”^[18]黄金文，即错金文字。王莽是西汉末人，依据文献记载，西汉后期才有这个名称。赵诚指出：“这种用鸟形作装饰的文字，最好似乎可以叫做‘鸟形装饰字’，而不宜称之为‘鸟书’，因为鸟形不是作为笔画在用，当然更不宜和许慎所说之‘鸟虫书’混而为一。何况现在所见到的所谓‘鸟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许慎所说的‘鸟虫书’，见于汉代，两者时代也不同。两者是否有传承关系，尚待考证。”^[19]因此，先秦之象形书不是后世所说的鸟虫书（为行文方便，本书同时保留鸟虫书叫法）。南朝梁庾元威《论书》：“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而凤鱼虫鸟是七国时书。”^[20]庾元威之“凤鱼虫鸟书”比鸟虫书更加贴切。

现代开创性研究从容庚开始。容氏是金文研究大家，他注意到鸟虫书的重要性，主要从传统的金文数据中收集数据，对文献记载的鸟虫书做了考证、辨伪，划定了鸟虫书的范围，形成了鸟虫书的科学概念，使之成为金文研究的一个分支。容庚先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三篇论文^[21]，这三篇在20世纪60年代合并为《鸟书考》^[22]发表，并做了补充，完成了鸟虫书研究的一个完整的系列。容氏搜集春秋到唐代鸟书四十四种，采集广博，考证周详，但“详于罗列现象，疏于综合分析”。象形书是古文字的一个门类，资料收集与考证始终是主要部分。

1988年，陈直给容氏学说做了补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乏精彩的论述：对于鸟虫书的产生和灭绝、地域分布、使用进行了研究。关于起源：“楚与吴越皆川泽地区，鸟兽丛集，故独取鸟形，以为文字之艺术创作。”“在越器中具有代表者，有越王者旨于赐剑、越王州勾矛。吴器中有攻敔王光戈、吴季子之子逞剑。楚器中有楚王酓璋戈、楚王孙渔戈。蔡器中有蔡侯产戈，宋器中有宋公栾戈。据此王侯本身或王子王孙造器，始能施用鸟书作铭，可见为当时王族之特殊艺术文字，一般贵族，尚未见有使用者。”^[23]

山西万荣后土庙附近发现错金鸟书戈，张颔考证出错金文为“王子于之用戈”，指出此戈为吴国之器；并考证了吴、晋之间的关系以及山西出土鸟虫书的情况。^[24]

刘敦愿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美术理论家，他研究了上古象形字与鸟虫书的区别，注意到附饰问题。“商周的象形文字由于去古不远，还带有浓厚的绘画因素，它们之装饰艺术化，是在这个基础上，比较自然地进行的；鸟虫书则不然，春秋战国之际，文字的线型化，符号化已很普遍，绘画的因素基本消失了，而鸟书的出现，繁变的鸟形花纹是人为地从外部附加在文字上面的。……鸟书只是装饰艺术影响文字书写的一种回光返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