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左书[56]
古来人们以右手书写。左手书写，古代是否有此习惯，没法考证。《管子·七法》：“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尹知章注：“息，止也。左手为书，右手从而止之，则无时成书矣。”《管子》的这句话，意思是左手写 字，那么右手无法施展书写，人体的功能决定右手强于左手，左手作书，显然是不妥当的。说明，古今皆以右手作书为习惯。
汉文是从右到左直行，如果方向相反，就成为反字、反体。
神道碑既给生人指示陵墓通道，又给亡者指引出行方向，因而需要不同的两种文字，即这个右行正体和左行反体。因为鬼魂在地下，从地下看字，相当于从背面看字，把字体翻转，才是正体，所以反体是陵墓的特形字体。现在南京郊区、句容一带尚有南朝陵寝，保留了一些反体墓表。
左右两件墓表通常一正一反相对出现，正体属于正常使用的文字，反体属于非正常使用的文字。
反体蕴含了两个谜：
第一个谜：为什么要用反体？
东晋南 朝以来，吴楚一带佛教极其兴盛，自帝王到普通平民虔诚供奉，士人亦染此风，从观念到语言文字莫不留下痕迹。东晋时僧人支遁好谈玄理，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甚受 赏赞。士人与僧人交流，成为风 气。佛教传播带来了西土的文化，给华夏文 明灌注了新的因素。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梵文是古印度的语文，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胡书是古人对西土文字的通称，包括粟特文、佉卢文、巴列维文字、婆罗米文字等。胡书和汉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字，前者是以古印度语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后者是以汉语为基础的表意文字。南朝梁沈约《佛记序》：“横书左字，累万方通。”这是从外观上说明胡书的特点。所谓左字，也叫左行，就是自左向右书写，汉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直行，叫右行，两者方向正好相反。以汉字为准的话，胡书也就成为反字。左书实际上包括走字的方向和反体两个部分，叫反左书更加确切。
古人曾经认为，人死了以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冥间使用的不是汉字，而是类似胡书的文字。晋代的王隐记一事：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死后对堂弟说：“吾欲改葬。”兄弟对苏韶说：“若必改葬，别 自敕儿。”苏韶说：“死者书与生者异。”所写字像胡书[57]。当时的士人，虽然知道些胡书，可是并不通晓，不会写类似胡书的阴间文字，只能用汉字的左书替代。
神道是神灵（墓主）出行道路，所以正体之外还要用反体。这个反书其实是左行正体，象征死者在冥间使用的胡书。其实在南朝的其他神道碑也有只用左行正体的。南朝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卒于普通七年（526年），神道碑题字为正体，东柱顺读始右，西柱逆读始左。南朝梁南康简王萧绩卒 于大通三年（529年），神道二石柱题字，东石柱正书右行，西石柱正书左行。无论在中原固有的观念，还是西方输入的意识，东方指人间、西方指冥间都是肯定的。东柱写的右行正体用于生人，西柱写的左行正体用于冥间。
第二个谜：反体怎么来的？
反体字可以用两个办法产生，一种是正写以后翻转，另一种是直接写反体，即所谓的反书。反体和反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较梁萧顺之的正反两个神道碑，虽然大致相似，仔细看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如果是经过一定的训练，这样反体字的确 可以直接写出。汉 字进入楷化时代之后，今隶的结构和笔画是长期书写运动的结果，它 合乎右手的生理习惯，便于书写，就反书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南朝梁太祖萧顺之神道两石柱题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神道西柱正 体，东柱反体。
南朝梁吴平忠侯萧景神道碑题字，反体。
图4-85 萧景墓表（左：原拓反转，右：原拓）
图4-86 梁太祖萧顺之墓表（左：反书，右：正书）
南朝的其他神道碑“地下”文字简化了，用左书代替反 体，即用行款方向相反的正体。
单从反体观察很难知道是否是反书。如果是石上直接书丹的话，就只能用反书，就是写反字。从梁萧景神道碑看，楷法森严，书艺纯熟，毫无破绽，似非反书可得。梁萧顺之 神道碑稍灵动，也不易反书。一般情况下，由于生理、习惯等因素，正书 和反书的字形还是 有差别的，特别在一定的环 境下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们把梁文帝萧顺之神道碑、萧景神道碑的反体再翻转过来，呈现出新的景象。
它们与一般正写的文字比较，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左上的斜势不自然。正书横画有左低右高的斜势。“梁吴平中侯碑”“太祖文皇帝神道碑”部分有，部分没有，而且有的还是右高；其次，点画形态不自然，如“平”之两点，是 左右弄反了，再如“吴”字之撇捺形态也搞反了。第三，结构斜仄，如萧景碑之“忠”字、萧顺之碑之“之”字。由此证明，此二碑是直接反书而来。
汉字进入楷化时代之后，字形脱离了图案性的象形结构，经过草化而变成今隶结构，同时由长而圆匀的绘线变成了短直的线面结合的笔画。今隶的结构和笔画是长期书写运动的结果，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合乎右手的生理习惯，便于书写。但是这种字体比起篆书来说，书写反书要麻烦得多，可以说是非常困难。因为反体的流行，历史记载魏晋时期有人以书写反体为能事。
南北朝字体、书体蜂出，有人集古今大成：南朝齐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南朝梁湘东王遣韦仲定九十一种，谢善勋增九法，合成百体；庾元威自定百体，有悬针书、垂露书等彩色书五十种，此外有大 篆、小篆、倒书、反左书等。唐代张彦远《法 书要录》卷二“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于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今学者稍多，解者益寡。”
孔敬通是南朝梁的著名学者，书法家。他博学多才，精于典籍，与庾肩吾同时，并有交往。《南史·庾易传》附《庾肩吾传》：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孔能创反左书并非偶然，他本来就是一名书法名家。“敬通又能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者。”南朝梁庾肩吾《书品》评论汉至齐梁能书者一百二十余人，分九品，孔敬通与杨经、诸葛融等列入“下之中”，评曰：“此十五人，虽未穷字奥，书尚文情，披其藂薄，非无香草；视其涯岸，皆有润珠。故遗斯纸，以为世玩，允为下之中。”孔敬通反左书是一种新的书体，它的笔画、结构都有特殊性，如果仅仅是反书，恐怕没人会承认它是新体。而且反左书的字形差异特别大，以至“诸君无有识者”，人们看不出它原来的楷字。现在见不到孔敬通创反左书，但是孔敬通不是天外来客，他的发明不可能凭空捏造，我们可以依据类似现象，推想可能有那些特点。
反左书的笔画不可能使用违反生理的反笔，而是采用现存的行草或隶楷的笔画，各个部件不是机械地翻转，而是加以变形，使之合乎通行汉字的习惯。单单这两种变化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如果再以草法书写肯定是“无有识者”了。
反左书作为人为的书体早就失传了，偶然在宋代买地券中发现。在南北朝的墓志盖中很少见到，本人仅仅收到两例，北齐《□□墓志》，志文为八分，多古文结构，志盖篆文方正，“大齐太尉公平梁王刘君墓志”，篆体反书[58]。
咸阳渭城张镇龙枣村发 现北周独孤宾墓，墓内发现建德元年（572年）墓志一合，盖铭篆书“武阳简公墓志”，“武”字内“止”反书[59]。
图4-87 刘君墓志盖
图4-88 武阳简公墓盖
这两件是否为杂体书的反左书呢？存疑于此。
【注释】
[1]王学雷：《“庾元威作杂体书”质疑》，《文献》1998年第3期。
[2]陆锡兴：《汉字民俗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87—98页。
[3]刘涛：《漫说“书体”》，《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
[4]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5]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图版22。
[6]洪适：《隶释 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6、387页。
[7]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七，“苏斋丛书”本，第8页。
[8]毕沅：《中州金石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9]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10]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1948年印行，简版二，第17简。
[1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
[12]郭沫若：《武威“王杖十简”商兑》，《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143页。
[14]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1页。
[15]整理者指出，建始元年九月无甲辰日。
[16]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0页。
[1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19]南阳张仲景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审计局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20]王钢怀：《清华铭文镜—镜铭汉字演变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21]王钢怀：《清华铭文镜—镜铭汉字演变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22]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23]宗和：《曹休遗骨无法DNA鉴定曹操头骨》，《东方早报》2010年5月19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24]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25]邵茗生《记宋拓三国吴天发神谶碑》记文不同，并且有详细的考证。今录文据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57页。
[26]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上·弟二汉魏吴晋人书》，载《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页。
[27]祝嘉：《书学论集》，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第114页。
[28]李建春：《〈天发神谶碑〉艺术魅力初探》，《中国书法》2008年第12期。
[29]《说郛》卷二十六，宛委山堂本，第9页。
[30]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31]殷宪：《〈魏故城阳宣王（拓跋忠）墓志〉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
[32]刘莲香：《〈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石幢考》，《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
[33]赵灵芝、张霆、张松林：《唐中和五年石经幢》，《文物》1995年第1期。
[34]樊有升、鲍虎欣：《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文物》2000年第10期；樊有升、鲍虎欣：《颜真卿撰书的“唐工部尚书郭虚己墓志”》，《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
[35]黄明兰、宫大中：《洛阳出土唐管元惠神道碑》，《中原文物》2000年第6期。
[36]黄明兰、宫大中：《洛阳出土唐管元惠神道碑》，《文物》1983年第3期。
[37]马骥：《唐代御书手〈朱元昊墓志〉考略》，《书法丛刊》2007年第5期。
[38]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第2期。
[39]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40]赵振华：《唐裴光庭墓志与武氏墓志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
[41]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
[43]杨明珠、杨二斌：《河东历代书法述略》，《书法丛刊》2012年第2期。
[4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45]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编，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46]两镜见于霍宏伟、史家珍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177页。
[47]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等：《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文物》2011年第12期。
[48]陕西省博物馆编：《陕北东汉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3图。
[4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50]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德国海德堡学术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山东东平洪顶山摩崖刻经考察》，《文物》2006年第12期。
[51]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魏唐造像碑摭说》，《文物》1984年第5期。
[52]《文选·孔稚珪〈北山移文〉》“鹤书赴陇”李善注引南朝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鹤头书与偃波书俱诏板所用，在汉则谓之尺一简，仿佛鹄头，故有其称。”
[53]杨明珠、杨二斌：《河东历代书法述略》，《书法丛刊》2012年第2期。
[54]李科友、徐国泉：《汤显祖撰文的聂南营夫妇墓志铭》，《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
[55]王明皋、马士琦：《药王山“龟蛇”二字碑》，《中国文物报》1989年11月10日4版。
[56]本节参考了笔者之《反左书钩沉》，《书法丛刊》2004年第4期。
[57]《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三引自晋代王隐《晋书》。
[58]《拿云美术博物馆藏墓志选·齐□□墓志》，《书法丛刊》2006年第2期。
[5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