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叠篆之结构[47]
在宋金时期印章文字出现了重叠笔画，史称九 叠篆。不过九叠篆的制度、名称的由来、其特征性的缠绕重叠的形体来 源均尚多阙疑。
盘曲的云书本来是圆转，方折出现在北魏时期。《元淑墓志》篆额“魏元公之墓志”中的“元”字，已经有多折形成的叠笔，所以宋代叠篆不是凭空出现的。
图2-50 魏元公之墓志碑额
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屈曲缠绕的篆法，叠笔是一种成熟的书法技巧，流传有序。洛阳东郊发现的郑（隋末王世充所建政权）“孟夫人铭”中，“夫”下为叠笔，呈“亞”字状。[48]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发现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墓志一合，志文楷中带行，笔画柔劲，字迹精美。志盖俗体篆文“唐故王君墓志之铭”，系双钩字体，笔画体形均呈方形。其字结构多有叠笔（如右字例：
［唐］
［王］
［墓］
［志］
［之］），横画两端向上短竖，或再加二叠。[49]可见叠笔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隋唐时期就流行了。不过唐代叠篆不成规模，而且与官印无关，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宋代梦英《论十八体书》之“填篆”正是此书，但是他解释为：“字间满密，故云填篆，亦曰方填书。至今图书印记，并用此书。”[50]梦英笔画茂密的篆字当作填篆，所谓“填”就是充满，笔画把印面填满。宋代官方流行笔画繁复重叠的印文，称叠篆是云书之发展。
入宋以来唐印制度废弃，朱文印面的文字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由疏变密，整齐紧凑，笔画均匀，横竖笔画平直规整，有些文字笔画反复盘曲，形成笔画多叠的印文。
北宋印章使用叠篆见于史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铸叠篆。《宋史·舆服志》载：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51]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玺，也用叠篆。《宋史·舆服志》：“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52]靖康之变时，北宋宝玺被劫，中央官署遭到彻底毁坏，此类印玺多散失，湮没无闻，现在仅有零星存世。传世的“内府图书之印”[53]，诸字均缠曲反复，其中“之”字十三叠、“印”字九叠，都是特地留出空间给叠笔的。吉林舒兰征集到的北宋涂金印，据说是被金人劫掠之物。“中书门下之印”，为中央官署之印，此印也为九叠篆。[54]江苏丹阳发现的南宋爵号印“弋阳开国”，也是叠篆，字均有叠笔。[55]此三印风格接近，笔画中粗，刚柔相济，“内府图书之印”尤其精美，呈现皇家风范。
图2-51 “内府图书之印”
图2-52 “中书门下之印”
图2-53 “弋阳开国”
对于一般官印，史籍并无叠篆的记录，从各地发现的数量庞大的宋代官印看，虽然偶见叠笔，却摸不到规则。例如河北昌黎出土不晚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的“归化左曹第一军使记”，“化”左旁叠笔，“第”下部叠笔，“记”左侧叠笔，“曹”字下的“曰”变成空框内加“吉”形，相反上部笔画简化了。[56]陕西三原县高渠乡发现的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少府监铸的“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仅“第”末笔往返成叠，“蕃”字上部四画加叠，“朱”明显，也仅二叠。[57]
图2-54 “归化左曹第一军使记”
图2-55 “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
金代官印在各地发现的数量不少，尤以河北省为多。所见的金代官印都是叠篆，如承德发现的金代早期的“元帅府印”、保定征集到的甲申“都元帅府之印”、承德发现的“元帅监军之印”、保定发现的“元帅府监军印”，隆化发现的“兴安西北等路元帅府印”、唐县发现的“都统之印”、易县发现的“副统之印”、怀来发现的“山东路副统军之印”、岳城发现的“行军万户地字之印”、平泉发现的“万户往字号印”等。[58]金代的官印有几点值得注意：1.所有官印无一例外，均有叠笔。2.每印并非每字皆叠，如“行军万户地字之印”中“行”“军”“印”三字和“山东路副统军之印”中“统”“军”“印”三字没有叠笔。3.同样的印文叠笔并不相同，如“都统之印”，唐县发现的和内蒙古发现的叠笔并不相同。4.叠笔是为了增加横画数，平衡笔画，过繁的字要减少笔画，如“行军万户地字之印”和“万户往字号印”，其中“万”“号”均用简俗写法。
宋金时代的叠篆制度记载很有限，特别是具体的叠篆之法，更是语焉不详。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叠篆字形的处理办法，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直线变曲线。通过对直线的加曲，把相对简单的线条变得复杂，使得稀疏的笔画变得茂密。这是叠篆的主要标志，所谓八叠、九叠等均以此为准。北宋“内府图书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内”“之”“印”三字都是在尾端伸展处加叠。“府”字之“付”中，“寸”是竖笔伸展叠笔，而“人”却是把两笔直线改成平行的曲线。从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印面越大，叠得越多；字数越少，叠得越多。“元帅府印”四字，“元”字六叠，“帅”字七叠；“都元帅府印”五字，“元”字四叠，“帅”字五叠；“元帅监军之印”六字，“元”字三叠，“帅”字四叠；“元帅府监军印”六字，“元”字二叠，“帅”字三叠。
其二，单线变复线。如山东苍山兴明乡出土金末铜印，叠篆为“虎威副都尉印”。铜印右侧凿刻“壬辰年正月丑”，印纽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一笔，“副”字内“田”中的“十”写成双钩“十”。[59]
图2-56 “虎威副都尉印”
其三，改变结构。为了增加叠笔，或者便于处理叠笔，改变结构是常见的现象。如上述金代两个监军印相同，一个比较工整，一个比较粗放，两者字形、叠笔不同。其 中“监”字下部“皿”的写法不一。有的只是笔画的改变，牵动了整个结构的改变。如“元帅府监军印”中“印”字下部行笔方向相反，便于顺势加叠。
其四，采用减笔字。某些笔画繁多的字，没有空间可以加叠，就采用它的异体字，无论是俗体还是古体，只要笔画少即可。九叠篆的叠之要害在于增笔来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样化的。
宋之叠篆，虽未成为普遍的官印制度，却成为辽、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采用汉字形式创制的民族文字，它们与汉字关系密切，依然沿用汉字的一些制度，楷书、篆书、草书具备，印文也采用叠篆。
辽之契丹文官印如辽宁凤城发现的契丹文大字官印[60]，西夏的西夏文官印如戊辰五年印，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东光发现的至元十六年（1279年）中书礼部造“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印”，都依据宋朝制度使用叠篆盘曲缠绕，酷似汉文。元代的汉文印使用九叠篆，文字基本与金代官印一致，可知两者的承袭关系。北宋以来，叠篆实际成为官印的象征。
图2-57 契丹文大字官印
图2-58 西夏文官印
图2-59 八思巴文官印
官印叠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明代成化时期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至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印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61]《明史·舆服志》记载，百官印信，正一品至从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条记，“俱直纽，九叠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九叠篆文”。又洪武二十三年，“巡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62]
明代正史出现了“九叠篆”这个名称，所谓九叠，就是印文中有字的笔画相叠九层，八叠也就是相叠八层，此制在明代十分严格。御史印用八叠之说仅见于《明史》，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类八叠印章。“九叠”之“九”含义多有说辞。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列朝二·符印之式》载：
其臣下印信，则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得用银造，三品以下俱用铜，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两京兆虽三品，印亦银铸，则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叠篆文，不知取义谓何，唐宋以来并无此篆法，盖创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63]
沈德符唯知当朝，不知宋以来已经流行叠篆之法，“乾元用九”作为九叠出意纯属猜测。《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义：“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九叠篆柔屈盘缠，字之至柔，体现以君道之阳刚驭臣下之阴柔，所以天下大治。不过这是猜测。明代丰坊《书诀》：“叠篆，今官府印信所用，礼部铸印局所掌，亦宜习知，以防诈伪。”[64]篆文九叠，字形变 幻，迷惑认字，一般人识字不多，何况变体篆文，所以具有加密作用，防止伪造诈骗。
明代官印叠数多寡与官职高低无关。监察御史选用八叠，只是为了与其他官印相区别，显示其特殊身份而已。清代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之十二举曰：“后世官印有九叠、八叠、七叠，皆朱文，私印亦间为之，九叠又名‘上方大篆’。刘昌曰：取‘乾元用九’之义，八叠明‘监察御史印’用之，取唐台仪八印义，七叠历日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义也。”[65]明代官印除了“八叠”有史载外，其他叠篆还没有实证。明代官印存世数量不少，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收录了三方明代九叠篆官印，都是九品以上的方印，其中一枚“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是永乐七年（1409年）的官印，侧款刻“礼字四十三号”，1974年它在吉林洮安出土。[66]各地的考古发现，数量较多。例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乌兰浩特市发现明代铜印，印文为“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圆柄左方刻“礼部造”“永乐四年十月日”。[67]
图2-60 “禾屯吉卫指挥使印”
云南大理洱海退水时，经常发现明代卫所官印，到1986年7月为止，大理市文管所收集到的有二十九方。除永乐元年（1403年）两枚，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四年（1525年）各一枚外，其他均为洪武年款印，最早的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最晚的是嘉靖四年（1525年），为大理、洱海、蒙化、澜沧、大罗、永昌卫所建制，为九叠篆。值得注意的是，印文笔画之间距离均衡，而且满印面多见横线，与元代八思巴篆体印相似。它是经过处理的，以笔画简单加叠，如“洱海卫右千户所百户印”中“户”变直线为折线，而且同一个字在一个印面中加叠有变化。此印中行“千户”之“户”，下成四横，后“万户”之“户”下成六横。甚至不惜在不宜变化的部件上也加叠，如“大理卫右千户所百户印”之“理”字，左旁“王”最末横笔向上延伸加叠外，右旁“里”之“田”左右两侧加叠多出四短横，形成整字左右相仿的格局。“大理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虽同为九叠，“理”字“王”旁中间写成一个“田”形，没有前二印加叠，而“印”字叠文完全相同。[68]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发现明代千户所千户玉印“湖广靖州卫守御城步正千户所千户张关防”，为明弘治年间正千户张升之印，此印规整严谨，无论每字笔画多寡，所占空间相等，每笔之间距离完全相等。它是九叠篆中章法最佳的作品之一。[69]
图2-61 “洱海卫右千户所百户印”
图2-62 “湖广靖州卫守御城步正千户所千户张关防”
嘉善县凤桐乡发现南明关防“总理两淮盐法兼督江防军务关防”，印体右侧楷书阴刻“弘光元年四月 日”，左侧阴刻“敕字五百十四号礼部造”。此印宽边，字形茂密，笔画较粗，除了“江”“防”有明显的九叠外，大多数字只是稍有加叠，“盐”“法”“兼”“督”“关”基本没有叠笔。[70]
图2-63 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
西藏、青海收藏了一些明代敕赐地方的印章。永乐五年（1407年）二台银印“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为九叠篆，线条刚劲挺拔，后世称之为铁线篆。洪武五年（1372年）螭纽玉印“灌顶国师之印”，为九叠篆，笔画粗方，有棱角。永乐四年（1406年）螭纽玉印“灌顶国师阐化王印”，为九叠篆，线篆，双边，粗框内加细框。永乐十一年（1413年）驼纽金印“阐教王印”，也为九叠大方篆。[71]宣德二年（1427年）象牙印章“真修无碍”，有线框，字形规正，方中见圆，类似后世之闲章。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涂金铜印“广慧悟法净觉妙善翊国衍教灌顶戒定西天佛子大国师印”印面文字大小错落，笔画均匀。[72]两印皆九叠篆，但是叠笔很少。明代的官印文字基本上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叠篆制度，并且具有时代的特点。首先，严格遵照了传统小篆的字形结构，放弃宋金官印违背文字结构及各种离奇的写法。其次，印内各字所占的空间相等，大小相同，而且不管笔画众寡，各字笔画密度统一，大大减少大小字错落，各字空间尽量相等，使得文字排列更加整齐。再次，字形整饬严谨，笔画方圆合度，新创的铁线篆细如毫发、工工整整。总之，明代的九叠篆在各个规范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
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篆体，它并非篆体本有的体式。它的来源很少有人论及。《宋史·舆服志》：“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它暗示了九叠篆出于汉代的缪篆。汉代之缪篆，在本书缪篆一节已做说明，它是用多种手法美化的印文。我们反观汉印的实际情况，只是印文方正，印面较为饱满，并没有见到反复重叠的文字，所以认为叠篆出于汉代缪篆是并不客观的。元代吾邱衍早就指出：“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73]
不过唐代流行云篆，可见于各种铭刻书，颜师古误将所见云篆当作缪篆了。如果祝温柔“世习缪篆”是世习云篆的话，那就没有错了。
唐代的印章篆文是否有叠篆呢？唐代官印的篆文带有南北朝以来的俗体篆字，笔画疏散，伸张自由，字形不甚规整，与一般书写体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印面的文字安排不甚讲究，体现不出汉魏以来茂密的章法。同时没有发现类似九叠篆格式的印文或者类似风格的官印。元吾邱衍《学古篇·三十五举》：“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鲁公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74]颜鲁公官诰也称颜鲁公自书告身，现在有纸本存世。墨书文字之下钤满尚书省印，可惜印文不甚清楚。河南灵宝征集的“东都尚书吏部之印”[75]，为玄宗之后留守东都洛阳尚书省吏部官员之印。前述两个“尚书”官印基本格式相同，但是印文中仅有“之”字有曲折，并与上字“部”之“邑”下之曲折相连成六叠。唐代官印虽有叠笔，但是与宋金的叠篆不同，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清代陈澧《摹印述》已经指出：“昔人谓唐时印皆九叠文，其实不尽然，厉樊榭尝辩之矣。九叠文甚俗，然实出于缪篆屈曲填满之法，但加甚耳。”[76]
道教秘文来源于东汉时期的民间俗体，早就与通行字分道扬镳。汉代复文是较早的秘文，以堆叠同样字符（主要是“日”符）为特征，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篆体秘文—云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云篆的特征是破坏字的原来结构，笔画往来盘曲，似祥云缠绕连绵不断。云篆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道教的隐秘文献的重要形式，唐宋墓葬出土的镇墓真文就是此类秘文。
官印叠篆是从秘文中或者直接从道教印章文字中借用过来，但是道教的云篆随机性变化很多，如果照搬的话，文字会变得无法辨认。宋金以来，官印的叠篆排除了那些过度变异的方法，基本保持了篆文的框架。因此叠篆出于云篆，却有别于云篆，是可以识别的，并没有释读的问题。西夏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采用叠篆的形式，是因为这些文字结构上没有汉字复杂，笔画要少。特别是八思巴文，它是字母文字，形体简单，叠笔来回繁复，根本无法辨认。唐宋时期因为朝廷尊奉，道教盛极一时，采用叠篆有其宗教和政治背景。秘文不是一般的文字，道教认为它是具有法力的，能镇鬼驱魔，号令天下。官印采用叠篆，不仅给人以神秘感，同时蕴含道教的无边法力之寓意。[77]
宋金的叠篆与当时的道教印文十分相似，反映了两者非常密切的关系。洛阳机车厂出土的“治都总摄之印”铜印。印文两行六字，方体，中间穿插北斗七星。《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亦载此印，为云篆，多取圆势，字形的变形很大，不易识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名之为“叠篆”。记文云：“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二行叠篆。”[78]
图2-64 洛阳出土“治都总摄之印”
图2-65 道教书籍之“治都总摄之印”
【注释】
[1]王黼：《宣和博古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2]王黼：《宣和博古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3]王黼：《宣和博古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91页。
[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6页。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8]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9]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10]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河南淅川徐家岭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天门彭家山楚墓》，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彩版5；曹锦炎：《鸟虫书青铜席镇初探》，载《天门彭家山楚墓》附录，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89页。
[13]唐兰：《记错金书鸟篆青铜器残片铭》，《文物》1961年第10期。
[14]以下字形取自张守中撰集：《中山王
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另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93页。
[16]另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93页。
[1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彩版34。
[18]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彩版34。
[19]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页。
[20]徐娟：《徐州汉墓出土玉印的形制与性质》，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8辑，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77页。
[21]徐娟：《徐州汉墓出土玉印的形制与性质》，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8辑，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86页。
[22]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编辑：《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2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1页。
[24]钱泳：《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2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5期。
[26]胡建：《岭南最早的美术字—南越宫署的“万岁”瓦当》，《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
[27]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宫城北墙基址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
[28]张元：《贵州赫章可乐出土的西汉纪年铭文瓦当》，《文物》2008年第8期。
[29]李飞编：《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图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30]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31]张君房编：《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1—112、116页。
[32]陶弘景：《真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
[33]韦续：《墨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34]张春龙、胡铁南、向开旺：《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35]邱亮、孔德铭：《河南安阳出土北齐刘通墓志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
[36]孙新生：《山东青州北齐〈临淮王像碑〉》，《文物》1999年第9期。
[37]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
[38]毛阳光：《新出土唐刘宪墓志疏证》，《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39]刘小磊：《河南博物院新藏唐代墓志》，《中原文物》2000年第6期。
[40]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处、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考古》1991年第5期。
[4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
[42]李合群、陈文斐：《河南开封县出土唐代集州刺史韦孝謇墓志及墓券》，《书法丛刊》2009年第3期。
[43]陶弘景：《真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0页。
[44]参阅陆锡兴：《汉字民俗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95—200页。
[4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页。
[46]吴敏霞主编，曹永斌编著：《药王山碑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47]此节部分内容曾以《九叠篆的来龙去脉》为题发表于《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48]马三鸿、张书良：《洛阳发现“郑”刘开妻孟夫人墓志》，《文物》1991年第1期。
[49]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50]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3册，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90页。
[51]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91页。
[52]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85页。
[53]曾广庆：《宋代官印制度略论》，《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54]董学增、高素心：《“中书门下之印”小考》，《文物》1984年第9期。
[55]徐铁城：《江苏丹阳出土“弋阳开国”铜印》，《文物》1986年第11期。
[56]郑绍宗：《介绍几方宋、金、元的官印》，《文物》1973年第11期。
[57]王天喜：《陕西三原发现一枚宋代官印》，《文物》1995年第10期。
[58]郑绍宗：《介绍几方宋、金、元的官印》，《文物》1973年第11期；《河北古代官印集释》，《文物》1984年第9期。
[59]林茂法、宋振启：《山东苍山县出土金代“虎威副都尉印”》，《考古》1988年第7期。
[60]武家昌：《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文物》1984年第9期。
[61]陆客：《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6页。
[6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2—1663页。
[6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64]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507页。
[65]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66]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67]汪宇平：《呼盟乌兰浩特市北方发现明代铜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68]杨益清：《云南大理发现一批明代官印》，《文物》1986年第7期。
[69]丁中炎、魏人栋：《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发现明代玉印》，《考古》1986年第1期。
[70]朱瑞明：《浙江嘉善出土一方南明官印》，《文物》1990年第3期。
[7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明朝封授西藏地方官员的印章》，《文物》1981年第11期。
[72]白万荣：《明代敕赐乐都县瞿昙寺二印》，《文物》1984年第9期。
[7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0页。
[74]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91页。
[75]郭敬书：《灵宝县发现唐“东都尚书吏部之印”》，《文物》1989年第7期。
[76]陈澧：《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77]赵振华：《洛阳出土“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78]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31册，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