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谐声 代字装饰
用动物、植物、器物名称读音来替代同音字，叫作谐声代字法。此法亦图亦文，图文合一，意味隽永，具有鲜明的装饰性，是汉字美术字的特有形式。传统实物寓意的装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和汉晋织物纹样有关，由陪衬的吉祥纹样发展而来，如鸳鸯寓意和谐，松树寓意长寿，牡丹寓意荣华等[24]。还有一种是以图像代字，即用图像的读音替代特定的同音字。
定陵W89：7纹样，织金“卍寿”字，“寿”字作葫芦形，下挂如意云；两侧“卍”字下磬系双鱼，用磬谐音“庆”，“鱼”谐音“余”，寓意“万寿如意、福庆有余”[25]。
定陵W116，在龙首顶部绣有灵芝托一“寿”字和二“卍”字；此外，还有山茶花托盘长、云头等纹样，寓意“万寿吉祥”。[26]
织金妆花方领女夹衣，“万寿福禄”纹一件。定陵D34，以团鹿、如意灵芝捧寿字，寿字两上角各一“卍”字。两“寿”字之间上饰蝙蝠，下饰灵芝纹。蝠、鹿谐音“福禄”。整个纹样寓意“万寿福禄”。[27]
图7-32 万寿如意、福庆有余
图7-33 万寿福禄
明定陵孝靖后耳坠“喜报平安”金耳坠，耳坠作塔形，中间刻双喜字，下部为瓶形，瓶两侧刻爆竹纹[28]。“安”字放在瓶子中，用瓶的谐音替代汉字“平”，合为“喜报平安”。这个例子不是用物品来装饰，而是以物代字，字与物交融，无疑在文字美术化道路前进了一步。
图7-34 喜报平安金耳坠
进入清代后，器物注重繁缛的纹样，不分大小制作都是如此，谐声代字与字联合的美术装饰愈加受到欢迎，从皇家上层到民间乐此不疲，处处可见这样的合成纹样。清代雍正和乾隆皇帝对艺术品十分痴迷，他们亲自设计、监造了巨量的工艺品。清宫用器的纹样均由皇帝批准、定稿。在清宫档案中有不少记录。
南京博物院藏清乾隆素三彩盘，中心一周为牡丹花夹五个蝙蝠（福），圆心是一个变形“寿”字，合称“五福捧寿”。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金镂空富贵福寿吉祥扁方，两端花体字“富贵吉祥”，中间镂空处有三个一笔书“寿”字，三字之间一对蝙蝠，谐音“福”字，组成“福寿”两字。
图7-35 清乾隆素三彩盘（南京博物院藏）
图7-36 清代金丝谐音“福寿”扁方（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博物馆藏清代金饰，以双钱和蝙蝠为底纹，上面中间一只鹿，两侧“福”“寿”字，连起来读为“福”“禄”“寿”三字。[29]
图7-37 “福”“禄”“寿”金饰品
《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雍正六年八月十八日为怡亲王福金寿日所用寿意活计等件，奉旨照 年例预备。于九月初四日做得“连连双喜簪一枝，荣贵高秋簪一枝，福寿久长簪一枝，年年吉庆簪一枝，节节双喜簪一枝”。
这些文字通过图像纹样来表达吉祥之义，如“连连双喜”就是藕断丝连之藕、双喜就是两只喜鹊；“年年吉庆”可能就是鲶鱼和戟、磬；“节节双喜”就是竹子与喜鹊的组合。从代字物与文字组合，进展为完全用物来替代成句的文字。
旅顺博物馆藏清代的白玉如意喜庆水 盂，明显看出中央一个“喜”字，下面一枚磬（庆）。两侧以如意灵芝为耳，图文结合出“吉庆如意”吉祥语。此类谐声纹样与文字组合，充斥在民俗图画装饰之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可惜如今解读者寥寥无几。
清代连升三级帽筒，也可叫平升三级，三枚戟（级）与莲花（连）插于瓶（平）中。清代太平有象瓷塑，大象背负一个大花瓶，象谐音气象之“象”，大花瓶谐音“太平”二字，瓷塑为“太平有象”四字之吉词。
图7-38 旅顺博物馆藏清代的白玉如意喜庆水盂
图7-39 连升三级帽筒（赣州市博物馆藏）
图7-40 清太平有象瓷塑（南京市博物馆藏）
清代杨柳青木版作品横条“玉堂富贵、八仙庆 寿”，玉堂富贵是由牡丹、玉兰、海棠花组合而成，牡丹花花朵硕大，花色十分鲜艳，雍容华贵，被称为百花之王，所以象征富贵。而玉兰花取音“玉”、海棠花谐音“堂”，三朵花组成“玉堂富贵”四字[30]。
图7-41 清代纯谐音“玉堂富贵，八仙庆寿”木版图
由图字组词发展为以物代字风靡朝野，尤其在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群中更是常见，这是汉字美术化装饰的一朵奇葩。
【注释】
[1]本节参考引用了笔者《汉字民俗史》之“文字呈祥”一章，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09—445页。
[2]烟台市博物馆：《山东莱州南五里村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2期。
[3]贡昌：《浙江金华铁店村瓷窑的调查》，《文物》1984年第12期。
[4]张英：《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文物》1994年第9期。
[5]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鲁荒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鲁荒王墓》下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图版293。
[6]曾广亿：《广东珠海、汕头出土的元、明瓷器》，《文物》1974年第10期。
[7]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8]龚德亮、杨海莉：《十堰市博物馆藏铜镜》，《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
[9]《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乾隆元年》：“四月初一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交白玉双喜杯大小三件，白玉单靶杯一件，白玉登云杯一件，白玉菱荷双耳杯一件，白玉双喜八方杯一件，白玉双喜六方单耳杯一件，白玉双喜有耳杯一件。”《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乾隆元年》：十月十三日，“唐英所进瓷器内，汝釉四方双喜樽。”《清内府造办处档案·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监王保住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冬青釉三喜盖罐一件（木座），白地青龙凤小瓶一件（木座），熊窑双管扁瓶一件（木座）”。《清内府造办处档案·乾隆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太监王炳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玉三喜觥一件（木座）”。
[10]史永红：《昔阳县楼坪村古民居—天聚生》，《文物世界》2008年第6期。
[11]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县赫山庙唐墓》，《考古》1981年第4期。
[12]益阳地区博物馆：《湖南益阳市大海圹唐宋墓》，《考古》1994年第9期。
[13]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14]闫虹：《湖北襄樊文物处征集的青铜镜》，《文物世界》2008年第2期。
[15]藏于鄂州博物馆，笔者实地拍摄。
[16]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山县博物馆：《江西玉山渎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6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彩图版126。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彩版102、彩版105。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彩版104。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彩版104。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版2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23]殷安妮：《清宫马褂珍品》，《文物天地》2011年第1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8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5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版262。
[29]许洁、杨艺：《金色江南 江南地区金银器品鉴》，《紫禁城》2016年第7期。
[30]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图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