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之杂体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有久远的历史，日本古称“倭”，8世纪之后改称“日本”“大和”。在东汉时期，中原朝廷与日本有官方性质的往来，《后汉书·东夷列传·倭》：“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在日本发现，证实了史籍的记载。在日本不断有汉字古物发现，最多的是带铭文的铜镜，能知晓汉字已经传入日本。《三国志·魏志》：“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魏国在日本诸势力争斗时曾“为檄告谕之”。日本很早就已经使用汉字了。奈良西郊平城宫遗址汉字木简，多达335000枚，加上其他地方出土的木简总数以十万计。木简的年号中最早是戊申年（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稍晚有圣武天王神龟元年（唐开元十二年，724年），这些木简集中在唐代中期。木简用草书、行书、真书书写，当时杂体书正处盛行期，自然也传至东瀛[11]。
在古代中国，屏风是主要家具，能挡风，遮挡视线，美化室内环境。屏风历史悠远，西汉南越王墓、海昏侯墓都发现漆木屏风残件，山东王封村东汉画像石内屏风前设床，主人持扇而坐。屏风一般装饰华丽，饰有彩绘纹样，有的上面有人物图形或者文字。海昏侯墓出土屏风上画孔子像并书文字，唐代壁画中常出现屏风，屏风上有人物画像，如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多见屏风，木框纸质，丝绢，有人物、花鸟等不同题材，体现出唐代屏风流行的盛况。南北朝至唐代，屏风常常以文字装饰，唐太宗把魏徵奏章写在屏风上座位以为鉴，随时对照自己行为，这是耳熟能详的典故。这时恰逢杂体书热潮，人们欣赏杂体，喜爱美术字的奇妙写法，甚至延请名家书写，以光耀门楣。如南朝梁庾元威《论书》：“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而凤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常皆作隶书，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途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其中五十种皆彩色：“玺文书、节文书、真文书、符文书、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钟鼓隶、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虫篆、云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鱼隶、鸟隶、龙隶、龟隶、鸾隶、蛇龙文隶书、龟文书、鼠书、牛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蛇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正仓院屏风每字有杂体，篆文者，附加楷书，与所列唐太宗屏风一样，文字皆治国箴言[12]。下列真书作注。屏风杂体书是彩绘而成，字体名称可以从上列五十种彩色字中去找。
图6-23 正仓院杂体书屏风
五代时期，也有杂体书屏风的记载。《客座赘语》卷三记隋炀帝为晋王，给某法师“爪篆、龙篆、县针、垂露、飞白、倒薤、鱼篆、科斗、小篆、大篆字谷皮屏风一具”。可见南北朝、唐代流行在屏风上以百体书之类的杂体书作为装饰主题。从正仓院所藏的部分屏风看，上面汉字正是当时流行的杂体书。
正仓院珍藏了丰富的古代文物，其中不乏中国古物的影子。闻名于世的“鸟毛立女屏风”，日本《国家珍宝帐》中有入藏时的描述：“鸟毛立女屏风六，高四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一分，绯纱缘，以木板作斑竹帖，黑漆钉，碧
背，绯夹缬接扇，揩布袋。”用木材加工成斑竹状的框（帖），以绯红色纱装裱每扇边框周缘。用铁钉连接固定屏风背面的芯木与缘框，黑漆涂缘框。六扇屏风以绯色夹缬接合，屏风背面则用碧色丝绸托裱。高约5尺（149厘米），宽1尺8寸（55厘米），6扇则宽约11尺（328厘米），这是当时的标准尺寸。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MOA美术馆分别藏有一扇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屏风画实物，高149厘米，宽56厘米，与正仓院屏风基本一致，这也是当时唐代屏风所通行的尺寸。
近年来姚宇亮介绍了日本古籍《麒麟抄》和《入木抄》以及日本杂体书的流传情况[13]，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观点[14]。东瀛之杂体书《入木抄》为尊园法亲王（1298—1356年）所著，是最早体系化论述日本书法史之书，内容包含对字帖的选择、临习的顺序等心得。书中记述了尊园法亲王观点，书法史主流是“异朝”荒废的“旧风”以及在日本独自发展起来的“国风”书法，并给予其高度评价。“入木”一词，出自王羲之典故，“笔入木三分”。空海将唐朝传承的书艺带入日本，传至嵯峨天皇（786—842年），再至藤原行成（972—1027年），其后开启了入木道的书流传承时期。这是通过一定传授形式来传承的艺能，它将各种书体、书法等技巧全部以秘传的方式在门内进行传授。入木道被认为是传承了晋唐以来书法的正宗，尊圆亲王著《入木抄》成书于1352年，认为日本的入木道才保留着中国的正脉。藤原行成是世尊寺流的元祖，其家所传的书法，在以特殊的传授形式传承的过程中，“入木道”走向了成熟。随着皇室的贵族化及贵族权势的没落，日本书法走向了秘传时代，它作为一种程序化的秘传仪式在贵族间流传。
《麒麟抄》的构成要芜杂得多，记载了关于文房用具的选择及使用法、执笔法、真行草书法、假名书样、消息文的识读方法、屏风额等故实。著者据称是世尊寺行成，但大多疑为后人假托。
《麒麟抄》作者有平安时代能书家空海、藤原行成、兼明亲王等多种说法。从内容和文章形态来看，应成书于14世纪中期。这是一部从文房用具的选择使用，到执笔法，楷、行、草各体书法等和南北朝之前书法、书论的秘事口传的集大成之作。《麒麟抄》包含了广泛的内容和复杂的秘传，这些内容可能是逐渐积累形成的，收集了很多古人言论。
日本所谓额书，就是写在牌额上的书法，属于大字书法。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署书，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汉代遗址多次发现签牌上的题署，它用廓填法和扁书法制作成的大字。东汉后期书法艺术大发展，碑额上诸如垂露、倒薤等杂体书逐步登场。史籍记载了三国魏韦诞宫门题署状况。北朝把碑额变作墓志盖，志盖书法继续向美术字前进，这个习惯延续到唐代，形成志盖的杂体书。但是牌匾、匾额的书法没有杂体字，到了宋代美术字性质的字形基本被通行的正体字占有。日本的《入木道》《麒麟书》虽然成书时间在宋代以后，所传的杂体书应该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碑额、志盖的书体。
东汉后期碑额，采用美术字书写，如熹平四年（175年）《闻喜长韩仁铭》，光和三年（180年）《三老掾赵宽碑额》，光和六年（183年）《舍人王君之碑》等，都是装饰性较强的字体。北朝隋唐把墓志分作两合，上盖文字常常精心设计，离奇古怪美术字墓志充斥其间，尚有相当数量留存至今对日本的额书、杂体书影响很大。
现存最早的建筑上的匾额，有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建于辽代统和二年（984年），北宋天圣至熙宁年间（1023—1077年），朝廷加封圣母“显灵昭济”尊号，太原晋祠圣母祠匾额，两者当为建寺同时或稍后所立。但是采用正书字体，没有杂体书的影子。
奈良时代天皇为寺庙赐以敕书的寺庙，张挂宸翰额字，保留了相当于中国唐朝时的匾额。奈良有“唐招提寺”、大东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的匾额，历经一千多年保存至今。[15]
额字有着特殊的书写方法。《入木抄》中关于空海写内里“应天门”额字的记载，说空海写“应”这个字的时候，最上面一点，乃是抛笔书成。查现存《集古十种》中的“应天门”字样，的确有自上而下的坠石之势。
日本 书画苑本《麒麟抄》卷二中首先以“口”字为例，介绍了书写额字时使用的“延缩”之笔；其后又介绍了额字的“四种异形”：
人形，苍颉书写“一”这个文字时，是用元气来写的，清者成天、浊者成地，清浊之中，生长出万物。万物中包含了人，人的行住坐卧的动作，都可以作为文字的姿态来书写。一个笔画之内，有人的头、肩、胸、腰、足等身体部位。
商周图徽文字常见“人”、或部件画作人形，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现多个人形，但是杂体书很少出现。南朝梁庾元威《论书》：有仙人篆、仙人隶。《麒麟抄》中人形属于仙人隶，笔画多肉。
龙形，书写时一笔中注入魂魄，是龙吞没三界的贫困，要有长镰形的姿态，停留的地方，有万法归于水的感觉。
汉字杂体书有龙书，至今尚未确定古代实例。龙爪书取其爪形代表龙形，可见于北朝墓志盖。
鬼形，一个笔画之内要能看出鬼的手和肉，一字的姿态要有守护佛法的金刚力士的体态。此法常用于寺院的额堂。
汉字杂体书有鬼书，南朝梁庾元威《论书》：“鬼书惟有 业杀，刁斗出于古器。”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广知》：“鬼书有业煞。”五代范资《玉堂闲话·高辇》：“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
鸟形，在起笔的时候要写成有鸟头的形状。根据《口传》：鸟指的是乌。乌是告知三界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区分善恶的告知鸟。用这种方式写的话，笔画中要有鸟的头，这是祝愿的意思，又有遣迎的意思。以前的用笔有鸟的头，这是有由来的夸大的写法。
汉字先秦象形书中有鸟形，多与云书相结合，鸟形有繁简，并不统一，东汉以来正式叫鸟书，用鸟之全角，以长尾为正，短尾为辅，北朝时期鸟书融合在笔画之端，是简化形鸟头。《麒麟抄》之例子为全角鸟，似为唐代之鸟书。
四种异形（《麒麟抄》卷二）如下：
人形
龙形
鬼形
鸟形
在图示的下方，分别对四种异形的写法做了说明：
写人形的时候，入笔时一脚上踢，另一脚像是要将墙壁踢坏的样子，快速提笔。写龙形的时候，用笔舒缓，每一经脉都要写得又细又高，像是龙在升空的样子。写鬼形的时候，用手指将毛笔略微摇晃，并用力书写。写鸟形的时候，轻轻地落笔，再提笔按压，写出鸟的形状。这四种异形是 用于书写额字的特殊形式，有意将笔画做出拟物形状。
这正说明这四种字形成形方式来自汉字的杂体书。但是，它没有完全复原杂体书的技法，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一笔篆、飞白书、一笔隶。”以上龙形、鬼形、鸟形皆属于一笔隶，而鸟形最后一笔扶摇飞升正是唐代飞白末笔反钩的形态，其首笔的鸟与唐代鸟书如出一辙。
《麒麟抄》提到了“半绘”用于额字书法：
“半绘”可以出现在“四种异形”的笔画中间，也可以出现在一篇中，也可以出现在一幅作品中，可以出现在文字的下方，也可以出现在文字的中间，出现在文字中有题额的情况，“半绘”或画成鸟头的形状，或在文字的下方画成其他物的形状。
首先是“人形”。在大和国金峰山第一鸟居（即日式牌坊）的“发心门”（传为空海真迹，引自《集古十种》）的“门”字中，其左右下方的竖画的确被画成了如金刚力士的双足形状。而“户”部上面的结构，似乎构成了金刚的身体和头部。在摄津国舟生山田明要寺的小野道风“舟生山”题额中，“舟”的双足被画成双膝前屈跽坐形状。在同样传为弘法大师真迹的其他题额中，如“应天门”和“会昌门”，虽然具象程度不如“发心门”，而“门”字的两足同样写得非常有力，正如《麒麟抄》所言：“要如两脚蹈壁，踢壁处快速提笔。”
发心门
舟生山
应天门
会昌门
第二是“龙形”。上野国新田“熊野山”额，最后一个“山”的左右竖画中，的确加入了即将飞升之龙的形象。再如“天龙护国寺”中“龙”字最末笔画、“正一位监灶社”中“灶”字末尾的戈钩，果然有如龙尾状的形象。第三是“鬼形”。传为弘法大师空海的大和国金峰山第四鸟居“妙觉门”题额，就可以看出“鬼”的形状。“妙”的女字旁，隐约有鬼怪的五官形状，下面的“门”字也有金刚力士绷紧肌肉和筋骨的感觉。第四是“鸟形”，在古代留存的题额遗迹中最为常见。
日本、中国古代杂体书，前者多有肥硕笔画，笔画用于描绘各个事物，甚至描绘人体。此类杂体目前发现很少。《千唐志斋藏志》之706开元十九年（731年）“长孙君铭”字形肥满，细看其中 有图形。如“孙”字“子”加曲，整个字形双手张开，下身弯曲朝向右边，蹲足在地，似为尽孝之意。
昔阳县楼坪村古民居李贵乾照壁有一个砖雕的“福”字，左旁“示”似云非云，难以判断何物，右边一笔书带图形。因此中国也有肥笔画的杂体书流传，推知与日本杂体书同出一源。
图6-24 长孙君铭
图6-25 李贵乾照壁
《麒麟抄》有一个技法叫作半绘，据传弘法大师从唐朝学得并在日本传承的书法技能中，“半绘”是将文字的局部画成物象的做法。这是汉字美术字的基本技法，它的原型是当时的通行体，先秦是象形字，汉代以来是用篆体，偶尔也用通行八分，北朝以来也用真书。通行汉字变为杂体书，一般不会改变原型，而是改变部分笔画，或者在字形之中添加一些图案，这是日本的“半绘”所指。但是汉字美术字不仅有半绘，还有整体图绘化，先秦的象形书基本属于此类，唐代所见的飞白书有的是整体绘制而成。
【注释】
[1]佚名：《宣和书谱·篆书叙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2]佚名：《宣和书谱·篆书叙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3]佚名：《宣和书谱·篆书叙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4]杨之峰：《〈篆书金刚经〉杨之峰版本考述》，http：//blog.sina.com.cn/luther1101（2013-01-12 21：38：35）。
[5]《乾隆御制 三十二体盛京赋篆书》（上中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阮珖胜：《宝鼎篆书体在越南阮朝时期的发展》，载《越南汉喃文献与东亚汉字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6—100页。
[7]罗云：《广西玉林出土南明“平东将军之印”》，《文物》1981年第7期。
[8]萧明华：《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文物》1999年第7期。
[9]赵存禄：《青海民和县出土的二方铜印》，《文物》1987年第3期。
[10]陆锡兴：《汉字传播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1—87页。
[11]参阅陆锡兴：《汉字传播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81—511页。
[12]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13]本节有关《麒麟抄》《入木抄》的资料均来自姚宇亮：《日本入木道秘传书与中古书法文化摭遗—以唐及唐前书史中题额书法、杂体书等问题为中心》，《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4]对于以上两种日本杂体书两者之间的关系，姚宇亮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发现在中国的一些碑额和大字书法有相类似的现象。如山东汶上水牛山《文殊般若碑》刻文，其捺画末端呈羽状 开杈，与“八幡宫”题额进行对照，或正是“鸟形”在碑额书法中的表现。“殊”的“歹”部点画有鸟喙、鸟身、鸟尾，是一个完整的鸟的样态；撇画也可以看成是一只朝右站立、向左转头的鸟的形象。《岗山刻经》中“照”字中的“日”部写得特别圆转，正合于《麒麟抄》中有关额字“日字圆满之相”的记载。日本杂体书“垂露”“宝珠”形状的笔画，在纪伊国高野山的“兴山寺”额，“兴”字长横画的两端，都有一个分量很重的多边形瘤状结节，这是“宝珠”的运用；“山”“寺”的竖画，末端都呈圆形，这是“垂露”的运用。姚宇亮认为，这或许来自中国唐以前的传承，由此可以对北齐大字刻经书法中的某些特异现象进行解释。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从日本入木道秘传书中，能够还原出部分唐以前的书法文化现象。
[15]姚宇亮：《日本入木道秘传书与中古书法文化摭遗—以唐及唐前书史中题额书法、杂体书等问题为中心》，《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