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长垂书法
所谓“长垂”是指特别长而大的下垂笔画，战国时期偶见的长笔不说，西汉初年简牍可以常见到长笔。简牍长垂早在汉初就产生了，马王堆3号墓帛书《五行篇》字体在篆隶之间，约为秦汉之交时期所书，此间“德”“也”字的末尾一笔长垂。篆书笔画原本只是绘形的线条，大致上都是圆均的曲线，它的笔画还未形成各种不同形状，可以随意 地加以变化。这时长垂也与这种字体统一，如“惠”“也”长垂只是垂直向下伸展。马王堆1号墓遣策写于文帝时，它的长垂已经有些发展，出现了笔态的变化，如“
”“
”等字的长垂有弯曲姿态，具有明显的求美意识。安徽省天长市乐安镇纪庄村19号西汉墓发现木牍，“足”“下”二字皆有长笔，后者下 垂特长。
图4-10 纪庄村木牍
图4-11 新莽嘉量铭文
两汉之间的新莽铭文以姿态优美而闻名。王莽嘉量铭文采用了这种长垂笔画，形体上实下虚，长短错落有致，从容而华贵。尹湾6号汉墓有“年”及“□”有长垂[5]。
最早由宋代洪适注意到这个现象：“《杨厥碑》‘高祖受命’……‘命’字垂笔甚长，所侵两字许。”又云《冯焕碑》“末行‘年’字垂笔多占一字”。[6]除《石门颂》（即《杨厥碑》）、《冯焕碑》外，《李孟初神祠碑》《五凤二年刻石》《张景碑》也有长垂现象。
石刻的长垂始见于西汉中期五凤二年（前56年）刻石，其“年”字长垂，翁方纲由此推知：“西汉之字已开此法矣！”[7]简牍书法长垂习惯的形成与发展，与隶书有密切的关系：秦末汉初是隶书的发生期，也是长笔的初期；西汉中期以后是隶书和长垂的兴盛期。隶书笔法逐步形成中，左方逆锋铺毫斜下，形成了圆润遒劲的掠笔，横画是捺笔的平出，为了平衡，起笔之处逆锋铺毫，这是史书成熟的重要标志。隶书一旦形成了这两种笔法之后，就不能不影响向下伸展的长垂形状。首先，某些笔画，如撩笔，一般不写成长垂，如《流沙坠简》中“官告广新队长□教”，“教”字捺笔作长笔是比较少见的例子，大部分把捺笔写成特别肥大的大捺笔。至于由捺笔变化而来的钩尚未完成定形，它既可以写成大钩，如居延“永光四年”简之“簿”字，这些都是隶书书体条件下形成的各种长笔现象。西汉简牍文字习惯在句末之字用下垂笔收尾，它既可以顺势而下，也可以改变原字笔画方向，甚至可以添笔，这个习惯今人是完全缺乏认识的。例如，
（已）字用在句末，它可以把弯笔拉直，变成
，也可以添笔，改成
，形体写法不同，它还是“已”字。今人不知汉代书法原理，以今识古，硬说它不是字，是符号，无知造成了认知的痼疾。
隶书的笔画极富表现力，书写者手中力量与方向的变化，通过柔软而有弹性的毛笔，在简帛上呈现出各种优美的笔画来。长垂是隶书中很重的笔画，它是着重书写的对象，长垂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上端，它是长垂的起点，大多嵌在其他笔画中间，因为它直接承接其他笔画而来，所以粗细与其他笔画相等。二、中段，它是着墨最多之处，往往比起笔处粗几倍、变化也较多，是长垂的最重要部分。三、末端，这是长垂的收笔处，一般末端逐渐收缩变细尖笔出锋，或者在末端整个笔锋兜了个圈子，形成垂露状。这是长垂成熟时期的一般形式。
汉碑中的隶书长垂是手写体的仿制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长度。汉碑中垂笔的长度一般在一字到二字之间，长过三字的几乎找不到。所以毕沅称《李孟初神祠碑》“年字末一笔甚长，过两字，于汉碑少见”[8]。如果我们从简牍砖书等材料看，长垂的长度就远远不限于两个字的长度了。简牍中长垂的长度达四至五字的不在少数，目前所见最长的长垂在东汉的一枚买地铅券上，其末了的“令”字长垂要占七八个字的位置。
汉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讲究书法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汉代书法的鲜明特点，其形成既有社会意识的原因，也有物质条件的原因。书写材料是书写的物质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书法的艺术形式和发展方向。简的行间是相当狭窄的，受到宽度的限制，写字以小字为主，同时，当时的毛笔笔头小而短，也只宜书写小字。长垂突破了小字的束缚，突出于其他笔画，除了技法习惯外，还有特殊内涵，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学界从未涉及的内容。
蔡邕《九势》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篆书是均直圆线，原则上并无阴阳的变化，汉代书写者有阴阳意识，支配笔画方向和粗细变化，产生了笔势的向背的变化。向背是运笔的方向之变，粗细是运笔的提按之变，涩滑是运笔的快慢之变。汉代书人综合运用这三种变化，着意创造出各种形式的长垂，产生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点与后世书法长笔不同，后者拉长垂笔，可在句末，也可以在句中，并无章法，悬针、垂露也只是沿用古代的说法，运笔以及其中意味 则完全不同。
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原文早已佚去，只留下了一些目录名称，其中最为令人称奇的是“古书三十六种”，这三十六种体式中有些是我们熟悉的，如“古文篆”“大篆”之类，有些则一无所知，甚至无从想象。但是这些失传的体式有些可从长垂中找到。
汉代简牍中长垂笔是一朵书法历史上的奇葩，它发端于西汉初年，盛行于武帝之后，东汉渐趋式微，可能是字体变迁，简牍转换为纸张的缘故，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杂体书则活跃在晋唐，影响深远。
悬针书为汉章帝郎中扶风曹喜所作，其势如针之悬其锋芒。曹喜作悬针书同程邈作隶书一样，大概只是对已有的书体做一些整理而已。居延“建武二年”简时代早于曹喜，但是其“年”字长笔浑圆而有锐锋，已具悬针之状，可证东汉时代确有悬针之书。张怀瓘曾谓右军改“垂露顿笔直下垂针”，始有悬针之法，将悬针书的起始时间说晚了。
汉代的垂露书则更趋于象形。西汉成帝时的“元延五年”（前8年）简“年”字长垂长而舒缓，笔端大而圆，状如欲坠之秋露，这是垂露书的实物材料。
至于倒薤书，不仅王愔提到，别人也多次提到。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载，殷汤时仙人务光作倒薤书。朱文长《墨池记》称务光于清风时节“见叶交偃，象为此书”。所谓务光造倒薤书也属虚构，实在此书妙不可言，不托仙人不足以当之。
其实此类象形书体本出于一时之变，因为长垂着墨较多，把一般的线体变为一个面体。自然容易形成某种形状，于是人们就故意把它写成一种象形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