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篆的构形特点
缪篆具有独特的构形特点，体现在各个方面。
其一是文字内的笔画和结构方面。
关于笔画，汉初只有笔画微调，如“陈女止”印内“陈”竖笔加小折，“女”字叠笔改为断笔，“张”字之“长”小变等。字形有小讹，如“张偃”之“偃”字内从“田”，“私”字禾头右转。
部件之间的挪让，以文字笔画多寡分配面积。“刘毋智”之“刘”字，“张伯”之“张”字，似为习惯。汉武帝时期，字内部件之间的挪让增多，如“妾
”之“
”、“桓启”之“启”、“杜护”之“护”，挪让的运用技法更加成熟。
其二体现在文字形体之间。
汉初文字形体之间的挪让，依照笔画多少，安排所占面积。如“刘疵”“李嘉”“辛偃”“臣偃”，两字之间根据笔画多寡，甲字形大，乙字相应小。武帝时期如二字印“臣慎”“窦绾”、三字印“陈何贾”“陈君孺”。西汉晚期字面挪让，不仅限于简单的二字、三字印，“周子路”“桓盖之”“宋余信印”“谢李”都有挪让现象。朱白印也作挪让，如“臣奉世”“王奉世印”“刘当居印”“少曲子孟”“少曲合众”。挪让显示出印面的复杂情景，左右、上下，乃至两者交织一起。
文字形体到西汉中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改变字内部件形态以求充实，如“窦绾”之“窦”、“侍其䌛”之“䌛”，“周诱”之“诱”、“陈何贾”之“贾”。
西汉中期出现圆柔屈曲的笔画，“赵眛”“刘慎”之“目”作“
”。西汉晚期继续发展，曲满笔画渐渐增多，圆转如“左克”之“左”，“桓平”之“平”，硬折如“邓弄”。东汉屈曲填满之风流行不衰，如“丁崇”之“丁”，二弯二叠，字形大变。
减篆，就是印文的减笔字，为了平衡印面而减少笔画，“霍贺”之“霍”、“臣奉世”“王奉世印”之“世”、“东门延寿”之“寿”、“陈寿”之“寿”，特别是“寿”字变形很大。东汉印“天帝使者”之“者”为减篆。
改篆，就是改变形体。西汉晚期字形发生了较大变动，出现改变部件的现象，如“颜音”之“彦”从“产”，变“彡”为“生”。
西汉晚期（昭帝）到新莽时期字形的随意性越来越大，变化莫测，既有隶书的掺入，又有新的增减变数。隶书、草书进入印文，如“刘迁”印之“迁”、“封信愿君自发”印之“信”、“广陵宦谒”印之“谒”。东汉印“天帝使者”印内“天”用隶书，隶体简字流行，“耿迁印信”内“迁”字整个字形简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字形。明人徐坚《印笺说》：“汉人有摹印篆，亦曰缪篆，平正方直，篆隶互用。”这种现象出现得较晚。
增篆，即增加部件或者笔画。东汉时期印章的出土数量远远少于西汉，表明私印治印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因此印文的品类大大减少，形式亦趋于简单，但是还是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增篆是改变形体最大的因素。“孟
之印”内“玩”字经过挪移，又增加“王”成双，此增部件。“孟
”为“朕”增三横为“
”，此增笔画。
私印在种种改变之下，形体大变，《说文》许慎叙所谓“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难道不是指此类变化吗？
其三是章法方面。
朱文白文是印章的两种基本方法，是阳刻与阴刻造成的，战国时代两种印章皆有存在。汉初私印朱文印尚有流行。此类印的文字尚有战国文字的余习。汉初开始有朱文和白文相间的做法，以长条“王未央”印为标志。西汉中期朱白相间的印章多起来了，注重朱白平衡，调节印面，如“秦止”之“止”用白文、“臣止”之“止”用朱文、“左晋印信”一朱三白。西汉晚期朱白相间印的组合复杂起来，如“张廷意”“臣奉世”等左右对半，“王印少孙”朱少白多，“王柱私印”对角朱白、“少曲子孟”朱文四分之一强，“少曲合众”“姚都昌印”朱文四分之一强，三印朱文皆在一角，或右下，或右上，或长或宽。
西汉后期对私印的美化有了创新形式，以文字伴文饰使得印面图文并茂。“日光”印四角有玄燕，“封信愿君自发”印与“王子孺”印周围饰四灵，“樊威”印两侧饰左青龙、右白虎。
白文印的笔画总趋势是逐步变粗，使之几乎充满印面，这一趋势在西汉晚期达到佳境，以“樊长印”为最。朱文印摒弃了战国以来的自由字体，与白文印一样方正严谨，西汉晚期出现的铁线篆“桓平私印”、东汉“耿迁印信”已臻完美。铁线篆，笔画如铁坚挺，其细似线。实际上，铁线篆，印面留朱极少，与高粗白文的印面效果一样。铁线篆，线条硬中带柔，字迹清楚，对后世的官印产生很大影响，如唐以后官印皆用此体。
章法之美，汉人十分细微，印面虚实安排妥帖，如“张偃”“赵安”二印，上实下虚，稳中求变。
西汉私印之发展，以武帝之后最为完美，印文之字内外各种方法基本齐全，唯有增篆在稍晚期的东汉完善。至此所谓缪篆之意义大致得以清楚，和美之篆的实情得以明白。林素清曾经所论大致中肯：“西汉中晚以降，印文篆体才见各种变化，如增篆、减篆、推移、挪让，形成了印章特有的篆体。东汉以后，印文篆意渐少，隶笔增加，字体结构的变化更大，盘旋、曲折，或变换字体偏旁位置等，更显现出缪篆的特质。”他指出以广义的装饰性字体的观念来讨论缪篆的问题。[88]
马国权认为缪篆是印中文字离合有伦，疏密协调，力求实用好看，他归纳出缪篆的三个显著特点：1.结构匀称，就是笔画的均等，如方形四字印，四字大小同一。通过盘曲、减省、挪让、穿插等，使之均衡；2.笔画饱满，为了印文清楚，要求笔道丰满；3.线条平正，为了与方印配合，所以线条平直方正。他认为平正方直为缪篆的显著特征，然后又谈到方法，认为有盘屈减省、挪让、穿插。[89]
缪篆就是和美之篆，缪篆之美，不是崇尚神似的写意之美，而是图案性的静态美，它是均衡、和谐、对称的集中体现。当然广义的缪篆应该包括文字以外的章法部分。朱文、白文相间的各种配合，同样起着调节印文的作用。印文周围的图案装饰，使它与文字融合为一个整体，其优美的造型和民俗意义，锦上添花，美感无穷。
缪篆之和美，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充盈，意味在印面上把文字分布到每个平面，包括中心和周边四角。文字分布于中间，自不待言，不然文字居于何处？无论先秦印玺或者后代印章均是如此，这是共性。但是文字要达到每个角落并非每种印章都能做到，这是特性。汉印绝大部分是方形，为了充盈，最佳的选择是与边平行的笔画，上下则为横，左右则为竖笔，边是直线，笔画自然选择直笔。因此汉印的每字字形尽量正方，多字组合还要正方。另一方面，方形字可以解决四至，却不能保证印面内，包括字与字、一字之内的空白缺憾。要解决这个空白的问题，一个是增加笔画，另一个是笔画屈曲。
二、均衡，均衡之美在于平衡，玺印之均衡要求印面文字笔画所占空间大致间距等同，避免过疏或过密。对称是左右的均衡，是均衡的一种形式，也是主要的形式，要做到左右平衡，不能偏重偏轻。均衡印文方法很多，大字大之，小字小之，以笔画多寡为标准。不过绝对的均衡违反实用的原则。其次是用笔画、结构的增损来调节。笔画的增损不仅是数量的变化，也是长度、宽度上的变化。为了补白，有些笔画可以长出本字之外，伸到别的字的轮廓之内。宋代米芾《辨印帖》：“缪篆乃今所谓填篆也。”所谓填，是填满、不留空缺的意思，寓意均衡。
三、多变，笔画多变、结构多变，以致形体多变。多样性是美感的重要因素，缪篆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一是个人的美感不同，要求不同。二是处理方式不同，同样是充盈，可以采用屈笔，也可以增笔：同样屈笔，有一方折，也可以圆转；同样增笔，处理也不同。结构变化更是出神入化，可以在正篆结构内加以变化，也可以改变正篆结构再加变化。笔画粗细之变，数量之变，结构之变，既有程序，也有随机，千变万化。
四、加以纹饰汉代的印章以文字充实平衡为原则，但是官印私印的要求是不同的，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因此笔者依然把这内容作为私印的特点。
缪篆为了获得美感运用了多种艺术技巧，笔者归纳为四法：1.增减；2.屈曲；3.挪移；4.变化。
增减包括增减笔画和部件，减就是减少，增就是增加，其中以减为多，以增为少，而增加部件最晚。
屈曲就是给笔画加屈，使之弯曲重叠。以前“屈满”说法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满”是目的，增法目的也是满，并没有必要说“增满”。屈曲的方法有重叠和回转、硬折和圆转的区别，视情况施用。
挪移就是推移，把笔画、部件从原来位置推向其他空间，彼处之笔画、部件往往会做出挪动，腾出相应空间。这是缪篆最常用的方法。官印一般做左右两半的挪移，私印因人而异，花样百出。挪移的空间有大有小，窄小空间需要挤入，以前称之为穿插。
变化是在以上三法之外的变化手段，包括改变笔画形式和部件，它也是缪篆广泛使用的方法，与以前说的变篆有点接近。变化有的是变幻，即无中生有的变化，但是大多数是依托认可而来，例如把隶书或者草书再篆书化作为新的印文形体。
缪篆是新莽六书之一，这个名称为王莽时期所 定，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它有一个两百年的形成过程。西汉前期出现萌芽，到了中期不断充实，在西汉后期基本形成了。
在缪篆形成的过程中，摹篆始终存在，而且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它们泾渭分明，各走各的路。官印不会为了美观而牺牲字形的规范性，相反，私印为了求美不惜出格，违背正篆的结构。
北朝时期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有“刻符篆”“摹篆”“缪书”和“殳书”，可以对应秦八体之刻符、摹印、殳书，以及王莽六书之缪篆。王愔去古未远，能区别缪篆和摹印。许慎谓：“缪篆，所以摹印也。”则可知缪篆为体，用以摹印，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摹印只用缪篆，也不能说缪篆只能用于摹印，就如“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它是一种字体，既可用于书幡信，也可用于摹印。同时，幡信不一定就是鸟虫书。缪篆与鸟虫书都是字体的名称：缪篆可用于摹印，也可用于其他；鸟虫书可以书幡信，也可用于其他。综上可知摹印是规模印玺，也指此类印玺上的文字处理，摹印与缪篆不能等同。秦八体之摹印是秦以来的印玺上的正篆形体，而缪篆是独立字体，不专于印章。缪篆，施与摹印，说明摹印只是它的用途之一。缪篆是一种美术化字体，用于庄重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或者其他重要场合，印章只是其中之一。缪篆作为一种独立字体，已经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包括方法、使用场合，它使用于需要美化处理的文字载体之上。最有代表性的是瓦当文，它是实用兼有装饰性的建筑构件，因其华美，被称为文当。汉代班固《西都赋》：“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汉代陈琳《神武赋》：“华珰玉瑶，金麟牙琢。”三国魏时何晏《景福殿赋》：“列髹彤之绣桷，重琬琰之文珰。”瓦当有含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以及更多字数的，一般是以四字为大宗。印文也是少字文字形式。不仅如此，秦汉印文有界栏边栏，瓦当也有界栏边栏。最重要的是两者都是使用篆字，讲究文字的装饰美，私印采用的增减、屈曲、挪移、变化，完全齐备。它的艺术特点与印玺的饱满、均衡、多变一样，瓦当文的原理与缪篆是一样的。
缪篆的出现，引起了汉字形体史上的连锁反应。据传汉章帝建初中（76—84年），扶风曹喜善篆书，稍异于李斯小篆。这个异于正篆的篆文与流行的缪篆不无关系。清代陈澧《摹印述》：“汉延光残碑，张迁、韩仁铭额，即缪篆体，汉晋铜器及瓦当文砖文，亦多此体。”其实缪篆作为和美之篆，汉代后期开始与正篆并行于世，高调流行于南北朝乃至隋唐，是不可忽视的汉字字形形式。
【注释】
[1]钱泳：《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刘亮、王周应：《秦都雍城遗址新出土的秦汉瓦当》，《文博》1994年第3期；焦南峰、王保平、周晓陆、路东之：《秦文字瓦当的确认和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3]王辟之、陈鹄：《渑水燕谈录 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4]韩天衡主编，张炜羽、郑涛编：《古瓦当文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序言第3—4页。
[5]傅嘉仪编著：《中国瓦当艺术》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688页。
[6]易立：《四川出土六朝瓦当初步研究》，《考古》2014年第3期。
[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郫县波罗村遗址Ⅱ区汉、唐遗存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4年第2期。
[8]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9]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2]刘峰：《安徽省阜阳市发现汉代汝阴宫殿遗址》，《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13]刘合心：《长杨宫遗址出土的秦汉文物》，《文博》2004年第3期。
[1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
[15]桂馥：《札朴》，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33页。
[1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 ；胡建：《岭南最早的美术字—南越宫署的“万岁”瓦当》，《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
[17]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昙县石山遗址博物馆、福州市晋安区文管会：《福建福州市新店古城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3期。
[18]刘怀君：《陕西眉县两处秦汉“眉邑”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大学历史系、夏县博物馆：《山西夏县师冯汉代窑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4期。
[19]钱泳：《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第9期。
[21]董卫剑：《从宁王遗址出土的“郁夷”瓦当探讨郁夷县故城与平阳故城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22]雒忠如：《西安西效发现汉代建筑遗址》，《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23]游富祥、梁云：《汉代集灵宫与华阴故城考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8期。
[2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25]胡建：《岭南最早的美术字—南越宫署的“万岁”瓦当》，《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210、258页。
[27]刘怀君：《陕西眉县两处秦汉“眉邑”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2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2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
[3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安顺市宁谷汉代遗址与墓葬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6期。
[31]张元：《贵州赫章可乐出土的西汉纪年铭文瓦当》，《文物》2008年第8期。
[32]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一九五五年洛阳涧西区小型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33]雒忠如：《西安西郊发现汉代建筑遗址》，《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34]姜宝莲、赵强：《陕西澄城良周秦汉宫殿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98年第4期。
[3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长安城氵穴水桥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长乐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38]本节参考引用了笔者之《缪篆新考》，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318页。
[39]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5—506页。
[40]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
[41]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42]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0页。
[43]吴颖芳、丁敬、金农等：《西泠五布衣遗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页。
[44]庄新兴：《汉印文字缪篆试探》，《书法研究》1983年第2期。
[45]丛文俊：《论缪篆名实并及字体的考察标准》，《书法研究》1988年第4期。
[46]萧高洪：《缪篆是谬误的篆书吗？》，《书法》1989年第1期。
[47]赵宏：《缪篆考辨》，《书法研究》2000年第6期。
[48]李华年：《“缪篆”新证》，《书法研究》2000年第5期。
[49]罗勇来：《缪篆辨》，《书法研究》2002年第2期。
[50]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51]方去疾：《鸟虫书起源探索》，《书法》1987年第5期。
[52]孙慰祖：《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53]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页；罗福颐编：《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54]曹锦炎：《古代玺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55]曹锦炎：《古代玺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56]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57]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
[58]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5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60]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6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62]耿建军：《徐州琵琶山二号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63]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文物》2007年第7期。
[64]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载《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0页。
[6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6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67]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
[68]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69]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山西省朔县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
[70]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71]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第8期。
[7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北关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
[7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74]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
[7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
[76]罗西章：《介绍一批陕西扶风出土的汉、魏铜印等文物》，《文物》1980年第12期；官云程：《扶风县出土汉代私印印文补释》，《文物》1991年第3期。
[77]郭清华：《勉县发现汉代多字私印》，《文物》1987年第3期。
[78]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79]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80]吴炜：《扬州市郊发现两座新莽时期墓》，《考古》1986年第11期；郭清华：《勉县发现汉代多字私印》，《文物》1987年第3期。
[81]云南省昭通县文化馆：《云南昭通发现东汉“孟
”铜印》，《文物》1975年第5期。
[82]徐信印、鲁纪亨：《陕西旬阳发现一枚汉代银印》，《文物》1985年第12期。
[83]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杜家堡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2005年第4期。
[84]长办库区处红花套考古工作站：《湖北宜昌前坪包金头东汉、三国墓》，《考古》1990年第9期。
[8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
[86]亳县博物馆：《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
[87]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88]林素清：《两汉镜铭初探》，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351页。
[89]马国权：《缪篆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