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体书起源
书法史上，“杂体”的使用比较混乱，有时需要详加甄别。
杂体书首见于南朝梁庾元威《论书》：“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而凤鱼虫鸟是七国时书。”这句话非常重要，南朝齐王融绘制了古今杂体书六十四种，受到青年人的追捧，成为热潮。杂体书包含古今，“凤鱼虫鸟”远在先秦战国时期，所谓“凤鱼虫鸟”是长期被误称的鸟虫书，就是笔者所说的先秦象形书。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序说“后汉东阳公徐安于搜诸史籍，得十二时书，皆象神形。又加三十三体，共定五十六种。”所以杂体书历时先秦、两汉、魏晋，直至南北朝，其中品种由少到多，由简到繁，达到繁荣的地步。其中一个阶段至关重要，就是东汉末年八分书的登场。《书断》卷上引萧子良“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八分书是一种古今合一、收罗各种象形书的美术体。
著名的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碑主夏承，字仲兖，累任县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冀州从事等职，官至淳于长。
夏承碑北宋元祐间（1086—1094年）在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发现。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广平知府秦民悦发现此碑仆倒于府治后堂，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为工匠所毁。两年 以后，知府唐曜取旧拓重刻，在漳川书院建亭保护。重刻碑高2.59米，宽1.24米，有额，碑末有“建宁三年蔡伯喈书”八字及唐曜重刻题记。
图4-1 《夏承碑》
这是杂体书的典型碑刻，宋代著名文字金石家洪适一一指出此碑内的各种杂体。
宋洪适《隶释》卷八《淳于长夏承碑》：
此碑字体颇奇怪，唐人盖所祖述。汉字有八 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梁庾元威作《书论》，载隶有十余种，曰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钟鼎隶、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龟隶、鸾隶。此碑 盖其间之一体。
可惜洪适没有确指具体文字为何体，给后人留下疑惑。清代翁方纲《苏斋题跋》卷上《西岳华山庙碑》：“《夏承碑》克字亦有点，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虽不可尽信，然必非无因也。”
《夏承碑》中就有垂露书，如“传”的左“人”旁，右“寸”横画，“寻”之“寸”横画，都有垂露之书。垂芒书作对称，如“癸”“百”，也有单向垂芒书，如“器”。有鸟书，有长尾鸟，如“祉”“庶”“止”。有虫书为虫形，如“幽”“道”，有芝草书，如“东”字竖笔起笔处，有垂芒书“兖”。
《夏承碑》一碑包含多种杂体，诸体并列，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夏承碑》的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流行风尚。
《张景造土牛碑》碑文中有垂芒书，形状特别，为了与悬针有所区别，下垂之笔渐渐放开，又突然削去一边，如刀尖形，突出锋刃。
《曹全碑》有垂露书：
《熹平石经》首笔分叉为龙头状，当为龙书，首笔点呈鸟形，为鸟书。
《王舍人碑》有倒薤书。
综上所述，杂体书在东汉后期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