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白书走入工艺品
敦煌文书佛教文书内出现飞白，可见它在唐代已经走出皇家与文人圈子，面向普通百姓家，不过此类飞白书的实物难觅踪影。
书法飞白书不但需要高超的书写技巧，而且要有充足的空间展示，民间没有这个条件。而美术字的飞白是通过画法形成，民间可以模仿，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流传至今的也十分少见。现在能看到的只有物质形态稳定的瓷枕了。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唐代已经普遍使用，宋代十分流行，山东莱州南宋代题元丰七年（1084年）壁画墓，南壁后排东侧，头包黄巾、黄襦裙、粉色帔帛的侍女右手拿一红色瓷枕，证明瓷枕是生活中实用器。[36]
北方窑口生产了大量瓷枕。瓷枕是造型艺术的结晶，外形有长方形、圆形、腰圆形、椭圆形、八角形、盆形、心形，并且有象形枕，有伏虎形、立象形、犀牛形、卧兔形、银铤形、花瓣形、婴戏形、卧美人形，釉彩分三彩、青釉、绞胎、白釉、影青，装饰工艺有刻花、剔花、划花、绘画，而枕面图案有山水、人物、花草、诗词，其中带有雕塑人物故事的瓷枕最为引人入胜，催人入梦，想入非非。《醒世恒言·独孤生归途闹梦》：“梦短梦长缘底事？莫贪磁枕误黄粱。”说的是在瓷枕上做梦的故事。总之瓷枕是极尽美化的日用品。宋代磁州窑誉满天下，工艺精致美丽，令人最为惊奇的是瓷枕居然采用飞白书装饰枕面。
宋代瓷枕的飞白书是商业性的安排，不可能像唐代贵族志盖那样工艺繁复和细致，瓷枕采用一种最简单、最具特征的做法。回想一下，唐代武则天等飞白，用密致平行细线体现起伏，有的字还有一笔飞扬的笔画，整个字都由飞动的飘带组成。佛教飞白书简化了飘带，把平行细线改作断续的小点。瓷枕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进一步摆脱烦琐的工序，再省略了笔画内的细点，只保留了一样，那就是显示笔顺的交迭空心笔画，作为飞白的象征。
磁州窑是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品种诸多，尤以白地黑花、刻花、划花装饰著名，于汉字美术装饰特有贡献。
以珍珠纹为地（也称鱼子地）装饰的瓷枕也非常珍贵，2004年伦敦苏富比 春拍拍出一件宋金时期的珍珠地“福德”文字枕，长25厘米，以珍珠纹为地，上有“福德”两字。首都博物馆的宋代“齐寿”文字枕、大英博物馆所藏“家国永安”、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瓷枕装饰方法相同，只是文字不同。
鲁山段店窑产品。以文字装饰瓷枕，大致可分两类：一种为重装饰的，如系列的文字枕，枕面以单字、双字或四字为主题纹饰，文字内容可见“忍”“大吉”“福德”“齐寿”“家国永安”等；另一种则重文字内容，比如白地黑彩、白地刻划花，枕面的装饰内容或为警句，或为诗词歌赋等。
磁州窑窑址主要分布在河北漳河流域的观台和滏阳河流域的临水、彭城一带，这里在宋时属磁州，窑口因而得名。作为宋金元时期影响最大的北方民窑，磁州窑的瓷器手工业作坊主要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其中，瓷枕是其独具特色的产品之一。从出土情况和存世瓷枕的数量上看，磁州窑瓷枕在宋金元时期使用非常广泛，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瓷枕上的装饰内容和技法，也是充分考虑了当时人们的消费需求。
从器形上看，磁州窑瓷枕主要分为几何类箱形和仿生形两大类。瓷枕的装饰技法多种多样，既有在胎上刻划、印出花纹后入窑烧制的刻划花装饰的技法，又有在釉中加入不同金属原料烧制而成的绿釉、褐釉、黄绿釉等釉色枕；最常见而典型的，则是在釉下用氧化铁等金属原料绘画花纹，然后施釉的技法。
装饰风格随时代风貌的变化而变化。北宋时期，磁州窑枕面装饰主要是刻划花、珍珠地等纹饰，装饰风格主要模仿了当时五代名窑之一的定窑，布局较满，充分表现北宋社会的民间审美趣味。白地黑花釉下彩绘，作为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技法，在北宋晚期至金前期产生。笔绘图案主要为生活化、具有吉祥寓意的植物花卉等。文字装饰较为简洁，主要是字、词、短语和简单的诗句，内容多为吉祥语、祝福语。到宋末金初，社会动荡，贫困流离，“忍”字纹枕为多，是百姓心态的真实写照 [37]。
带有年款的藏品有两件出于北宋年间。其中一件有刻写题款的瓷枕是最早的有年款磁州瓷，由大英博物馆1914年购于法国巴黎Worch&Co。匠人留下的题款右为“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左为“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书”。熙宁是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1068—1085年）的年号（熙宁四年为公元1071年）。瓷枕纹饰还有“家国永安”四字[38]。鲁山段店已发现类似标本。
首都博物馆藏宋登封窑“齐寿”枕。“登封窑”隋唐时期烧制白瓷，到了北宋时期白瓷工艺更加成熟，装饰手法多样化。
宋代珍珠地“福德”剔花折枝菊花纹瓷枕，高11.5厘米、最长25厘米、最宽17厘米。洛阳邙山公社前李大队二米队张荣子捐献。由于这种瓷器均出自民窑，借用了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并为民间所喜爱，因而在主题装饰构图上也多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说、神话故事、逸闻趣事、花鸟鱼虫等。白地黑花开光鸳鸯戏水梅瓶，口微敛，斜折沿，束颈，丰肩鼓腹斜收，足根则微微向外撇使器壁略呈S形，底内圈足。器施化妆土，黑彩绘画，施透明釉。近颈部至腹上部，上下各饰一周宽弦纹和一周细弦纹，中间饰一周卷草纹，腹部饰两开光，开光中饰鸳鸯戏水并间饰荷叶和水草，开光外间饰折枝花卉，下腹部饰两细一宽三周弦纹，近底部饰变形莲瓣纹。造型端正，釉色细腻，黑色彩绘浓重率性，生活气息意趣盎然[39]。
图5-19 元本冶底赵家枕
图5-20 北宋鲁山段店窑“福寿”铭梅瓶（平顶山博物馆藏）
图5-21 “齐寿”花卉纹方枕
图5-22 北宋“福德枕壹只”（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注释】
[1]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5期。
[2]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4]汉简资料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居延新简》E.P.T26·10，中华书局1994年版，图版59。
[6]《敦煌汉简》1235，中华书局1991年版，图版111。
[7]魏坚主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整理：《额济纳汉简》2000ES7SF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8]魏坚主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整理：《额济纳汉简》，2000ES7SF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9]《敦煌汉简》662A，中华书局1991年版，图版64。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龙山县文物管理所：《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11]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12]容庚：《飞白考》，《岭南学报》第10卷第1期（1949年）。
[13]姚淦铭：《飞白书史相与史绎》，《书法研究》1999年第4期。
[14]陆明君：《飞白书考说》，《书法研究》2002年第6期。
[15]靳鹤亭：《飞白书研究》，《书法研究》2003年第5期。
[16]陶贤果、谢光辉：《“飞白”名实考辨》，载《唐代的书法教育与科举》（《书法研究》总122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0页。
[17]桑椹：《张燕昌与清代飞白书》，《书法丛刊》2007年第2期。
[18]王元军：《武则天与书法》，《中国书法》2008年第7期 。
[19]尹一梅：《飞白书刍议》，载《中日书法史论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0]陆锡兴：《飞白书之“白”之由来》，《中国书法》2020年第2期。
[2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22]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2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巩义万宝苑昱盈阁公寓汉墓群发掘报告》，《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24]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出版1983年版，第44、45页。
[25]王元军：《武则天与书法》，《中国书法》2008年第7期。
[26]尹一梅：《“飞白书”刍议》，载《中日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27]靳鹤亭：《飞白书研究》，《书法研究》2003年第5期。
[28]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29]此节参考笔者之《飞白书之“白”之由来》，《中国书法》2020年第2期。
[30]又《刘宾客嘉话录》：“梁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
[31]陶贤果、谢光辉：《“飞白”名实考辨》，载《唐代的书法教育与科举》（《书法研究》总第122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
[32]王明芳：《新疆博物馆新收藏的纺织品》，《文物》2009年第2期。
[33]潘天寿：《潘天寿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34]贾运动：《岱庙发现欧阳修等题跋碑》，《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6日；贾运动：《岱庙发现欧阳修等题跋碑》，《文博》1999年第1期。
[35]桑椹：《张燕昌与清代飞白书》，《书法丛刊》2007年第2期。
[36]烟台市博物馆：《山东莱州南五里村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2期。
[37]张越：《从装饰设计看磁州 窰瓷枕的商品化》，《文物天地》2019年第9期。
[38]霍吉淑：《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磁州窑系瓷器》，《文物天地》2010年第12期。
[39]刘航宁：《洛阳博物馆藏瓷器精品赏析》，《文物天地》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