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之鸟虫书
陕西洛南县城关镇西寺冀塬村发现战国早期1号魏国墓葬,出土“玄翏之戈”,援下端有错金鸟篆“玄翏之用”,背面胡部有“戈”字,此为春秋晚期吴国王室用器,流传到魏国。[37]
楚王酓璋戈,为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戈有长援,胡残缺,援及胡饰嵌金鸟篆铭文十八字:援铭“楚王酓璋严龚寅,乍戈,以
昜文”,胡铭“武之戈用”。[38]
图1-22 “玄翏之用”
图1-23 “戈”
图1-24 楚王酓璋戈
绍兴凤凰山3号 战国墓出土了越王不光玉矛,通长22厘米,叶面左右均刻“戉王”二字,近本处左右均刻“不光”二字。[39]
台北陈氏收藏一柄越王剑(后转龚氏收藏),剑格铸铭“戉王不寿不寿自乍用佥用佥”,“戉”字反书,“不寿”“用佥”皆一正一反,读为“越王不寿自作用剑”。“寿”字用省体再加鸟饰,大部分字有鸟头纹装饰。不寿(前458年至前449年在位)为战国前期之越国君主。[40]
图1-25 “戉不寿”
图1-26 “王不寿”
图1-27 “自用佥”
图1-28 “乍用佥”
江苏盱眙东阳乡出土一件蔡侯剑,剑格两面有铭文,两面文字以脊为界,互为反向,正面是“蔡侯□”,背面是“之隹用佥”。此剑年代为蔡被楚灭之前的战国前期。[41]
图1-29 盱眙出土的蔡侯剑剑格拓片
绍兴出土 春秋鸟虫书铜铎,与越国书体相似,是徐人流亡越地制作的铜器,年代在越王勾践的后期。铎高39.6厘米,铭文分布在铎的正反面,最后一字补在钲部。其文:“隹正十月吉日丁巳之□辰自余王旨后之孙足利次留之元子天乍□夫叴之贵姓择厥吉金自乍其铎世世鼓勿[之]后孙之[勿]忘唯正十月”。徐国对吴越影响很大,其精细优美的书体为后者继承。[42]
图1-30 春秋鸟虫书铜铎
河北邢台葛家庄10号墓属于春秋战国之间墓葬,出土了戈两件,援部正背有错金鸟篆文“玄镠赤之用戈辟 ”(自下戈至上戈连读),李学勤定为吴器。[43]
宜昌当阳赵家湖金家山发现春秋战国之交两座楚国墓葬,各出土铜戈一件,43号墓所出戈有错金铭文“许之造戈”,字迹不甚清楚。45号墓铜戈有铭文“番中乍白皇之造戈”[44]。
图1-31 “玄镠赤之用戈辟”
图1-32 番仲戈
湖南辰溪发现战国鸟篆,铜矛有铭文两行:“新造自司之 矛。”[45]
湖北荆门五里铺左冢村3号楚墓发现战国错金鸟篆,铜矛有铭文两行六字“楚王孙渔之 用”。[46]此矛之鸟虫书与已经发现的两件“楚王孙渔之用”戟字形相同,风格酷肖,两件戟分别藏于湖北省 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二者共同处是均在“王”“用”自下加鸟形,在“之”字下加“山”形装饰,其他字取长体,“孙”“用”等字笔画加曲。此墓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
图1-33 “新造自司之矛”
图1-34 “楚王孙渔之用”
图1-35 “楚王孙渔之用”
葛陵村1号楚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墓内出土的铜戈大部分有铭文。铭文有两种,一种是修长柔屈的鸟虫书“平夜君成之用戈”,还有一种是常规楚文字字形“平夜君成之用戟”。[47]
图1-36 平夜君成之用戈
表1 葛陵村楚墓铜戈铭文对比
益阳赫山庙战国墓4号墓出土戈一件,窄长援,援铸鸟虫书“敓 作楚王戟”,援长19厘米、内长10厘米。同墓出土矛,残长15.2厘米。[48]
图1-37 敓作楚王戟
越王者旨於睗剑格两面铭文,最早见于《博古图》,数量不少。
图1-38 越王者旨於睗剑格:“戉王者旨,戉王於睗”
图1-39 越王者旨於睗剑格:“戉王者旨,戉王於睗”[49]
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多件铜兵器,内有剑两件,一件有错金铭文,剑格两面各铸铭文十字,正面:“古北丌王戉,戉王丌北古”,背面:“自佥用乍自,自乍用佥自”;剑首有铭文十二字:“隹戉王丌北自乍囗之用之佥”。[50]
图1-40 越王丌北古剑剑首
图1-41 越王丌北古剑剑格背面
图1-42 越王丌北古剑剑格正面[51]
以上发现的食器、乐器属于礼器之属,是宴享器具,而矛和戈属于兵器,可能不是实战使用,也是当作礼器。无论器皿或者兵器,凡是带有鸟虫书的都镶嵌金银,非常华美,充分反映了鸟虫书的装饰作用。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鸟虫书的形体是经过美术化加工的,其内部结构完全是根据美化的要求而变化的,并不在乎人们是否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