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字形标准化结晶—匠体字[1]
印刷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它是继石经，特别是大型碑石之后新的大型文字传递媒介。印刷是文化传播的最好媒介，对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扩散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刻版印刷的初衷是大量生产图籍，只要花功夫制作了印板，可以反复、大量复制，省却了人力物力。用印板作为复制技术，保证了印刷品的质量。中国的雕版印刷从隋唐年间就逐步发展起来，并达到相当规模，具有了一定的技术水准，在唐代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唐太宗长孙皇后的遗作《女则》，唐玄奘印施普贤像，皆在京师梓行。
图9-1 金刚经
图9-2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20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室发现唐咸通九年（868年）刊印的《金刚经》，前图后文，雕镂精美，由七张纸粘连成卷，一千多年来，完整无缺。在真言末尾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王玠刻印经卷是为了给父母二亲祈福，相当于北朝善男信女的造像。韩国庆州佛国 寺释迦塔，兴建时间相当于唐前期，在1966年修复过程中，在二层塔身中央的龛内发现了一件卷轴装经卷，外有丝绸包裹。经卷用楮纸印刷，经文由十二张纸粘连成一卷，总长620厘米。纸张残破，卷末有一行题字：“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字迹清楚，书法略逊于咸通年本。根据经文中出现的的“证”“授”“地”“初”四个武周新字，证明它是武周时期洛阳的印刷品，由佛教徒传入朝鲜半岛。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发现五代吴越国的刻本《宝箧印经》纸高7.6厘米，全卷长210厘米，卷 轴装，《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端处题写“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岁八月日纪”，时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年）。经卷为楷书，有木刻韵味。
图9-3 五代《宝箧印经》木刻本
北宋雕版印刷逐步扩大到儒家经典和其他文字方面，进入了繁荣的出版时期。
宋代印刷术达到了 成熟时期，印刷品丰富多彩，印刷字形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原来印刷字形和手写体没有严格区别，多以能书者书写，也有著书者自书，然后刊刻上板。印刷品和手书没有什么两样，什么书体都有，正楷、行书、古体、俗体等，竞相比美，百花争艳。名家的字体是使用最多的，正楷有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体，行楷有宋代的苏轼的字体、徽宗的瘦金体。浙江刻本多用欧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蜀本采用颜体，风格多样，作风认真，刻字不失书写原貌。
版刻原来没有特有的形体，一般由书手写版来雕刻，书手取法唐代书法名家，如欧阳询、颜真卿等，所谓肥者学颜，瘦者学欧。后来元代赵孟
之赵体、明代姜体也作为版刻字体母本，仿刻古代书法家楷书，创造了书法优美的版刻字体。但是放弃名家书体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官方版刻文件用的字体，代表官方的威严，并不需要个性化的名家书体，因此宋代重要典籍，采用字迹清晰端庄、结构平稳的匠人字体。其二，古代楷书刻字入板，写工是职业培训而来，模仿之中、写刻之间各体特色渐渐淡化，趋向中和，容易流为匠人之体。如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刊的《新定三礼图》，显示出此类版刻字体，没有显示古代名家书法的特点。
南宋末期临安府书棚本《唐求诗集》，它除了具备上述两种刊本的特点外，字形大小一致，没有明显的中宫收缩、四面开张的书写习惯，显示出独特的匠体。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刊本《新定三礼图》字体脱离书法个性的影子，字形近于方正，都具备后世宋体的雏形。
图9-4 《唐求诗集》
图9-5 《新定三礼图》
正体字在版刻印刷的标准字体是宋体字，它不仅为印刷专业地提供了字形规范，同时使得正体字形具体化、固定化，是汉字形体发展的升华。宋体字并非宋版的字体，到明代才逐步形成印刷专用标准字体—宋体字。
宋体字并非由宋代版刻字形自发而来。宋体字的特点是两个要素，一是横平竖直，这是结构要素，另一是横细竖粗，这是笔画要素，这个并非匠人们的创造，因为这两个要素在宋代版本中已经出现，在宋金元明的官号押字中成为惯例。
宋本书法精美，刊刻严谨，是印刷的精品。张秀民认为：宋代版本，“各种字体竞相比美”，“不如现在书报上所用铅字之单调，而以方体较普遍，所谓字画斩方，神气肃穆”[2]。所谓“方体”就是字形饱满呈方形，“字画斩方”就是笔画硬朗，笔画方起方落，“神气肃穆”就是一丝不苟，形体端庄。张秀民所谓宋代版刻文字的风格，形体上以方为特征，似乎与宋体相近。但是对于后世的宋体字“单调”比较，所具有的那种优势，却说明宋版字形具有书法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艺术成分多于技术成分。
明代前期的仿宋版是宋体字的基础。
明代版刻以宋本为尚，正德、嘉靖年间覆刻或者翻刻宋本，一切依照底本，有的酷似原本，甚至避讳缺笔都照刻不误。明代复制宋本，具体办法是先以描红把宋板字形描下，然后刻版印刷。明代复制宋板不是现代的影印技术，不可能一模一样，只能大致保持原本的字形结构，并不能保存原来字体所有书法特点。在复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匠人的操作意识和习惯，渐渐改变宋本的字形风貌。明本改变了宋本字形，笔画去斜势为平整，结构改中宫收缩为均匀布局，字体摆脱了书家的风格。例如明世德堂覆宋本《扬子法言》，明徐氏仿宋本《仪礼》，虽然出于宋本，却都是明代的匠体字。由覆刻宋本形成的字体，再推广到当时的书籍版刻中去。“覆宋版式字体，互习成风。其后，不但翻刻古籍如此，就是当代作品，也仿宋体。”“这是正德嘉靖年间版式、字体变化的第一个原因。”[3]明翻宋本常称覆宋本、影宋本，有时也叫仿宋本。字体虽然是明代的，却是从宋板上来，所以也称之宋体。不过明代宋体，实际并非宋代之体，而是匠人仿宋之体。
明代版刻字体继承了宋代严谨的楷体从仿照到创造，版刻字形审美之转变发生在明代。版刻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在文字规范的引导下，产生了匠体，明代正德年前后产生了一种方正机械印刷字体，清代称之为方体、宋字、现称宋体字。《清稗类钞·鉴赏类·丁善之论仿宋板》：“明隆、万间，乃有专作方体之书工以备锓版者，即今日盛行之宋体字也。”宋体字衍生出多种印刷体，所以现在又称为老宋体。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创造了匠体字。宋体很容易与宋版字体相混，所以或称之为“明朝字”，是此体在明代创造的缘故。历史上称之为明代匠体。《明文在》凡例：“古书具系能书之士各随其字体书之，无所谓宋字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4]肤廓字样，只具有外廓形式，毫无精神。
随着明代匠体的不断完善而变化，刻版前后的面貌是有差异的。明本追求字体酷似，经过长期的模仿，影响了明代的刻字规范和体式。魏隐儒指出：朱承爵，江阴人，著名藏书家，“喜刻书，所刻因受宋本影响，创明代宋体字。字画认真，一丝不苟”[5]。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氏文房刻本《樊川诗集》，字体横平竖直，静穆硬朗，字体非颜非柳，笔画垂直相交，点画形状接近几何体，横细直粗差别不大，布局略有楷书意味，但是基本上已经符合宋体字的要求。嘉靖十八年（1539年）闻人诠校刻《旧唐书》、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无锡顾氏奇字斋刻本《唐王右丞诗集》已是十分完善的宋体字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北京国子监用宋体字刻印了《南齐书》，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南京国子监也用宋体刻印了《三国志注》[6]。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项笃寿刻本《今言》可以作为匠体形体成熟的代表，竖横粗细、笔画方起方收，间架平直，它虽然出于雕刻工艺的方便易行，客观上促成了匠体的形成。宋体字的形成，除了匠人的实践和创造外，还有明代行政干预的原因。正德、嘉靖年间，官方干预版刻印书，“政府严厉禁止故违旧式，自然在各书坊和刻字工人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正德、嘉靖年间版式与字体变化的另一个原因。[7]
图9-6 《今言》
图9-7 《樊川诗集》
图9-8 《旧唐书》